“失败了，失败了。”可以说，失败的痛苦煎熬着每一个人，也考验着每一个人。时穷节乃见，烈火识真金。西路军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是钢铁的部队。虽失败，但在每一位忠勇的将士身上，坚持革命立场、坚守革命气节的精神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受伤被俘，尽管敌人用尽浑身解数，但在孙玉清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面前都显得无用苍白。在“软化”宴席上，面对马步芳那番“孙军长这么年轻，是个人才，何必为共产党受苦”的胡说，孙玉清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我生是为劳苦大众，死也是为劳苦大众！”在马步芳“陪同”看望受劳役的红军男女战俘时，孙玉清更是叮嘱大家：“不要难过，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
“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是啊！孙玉清以及许许多多被俘的红军战士，不就是靠着这样一种信念，不屈服敌人的屠刀，并在精神上获得了永生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那失败后的每一天里，在每一个身处逆境和困境的指战员心头，这何尝不是一盏永远点亮的明灯、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炬！
“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
——就是靠着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王树声支队和毕占云支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他们依托着祁连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开展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游击活动。尤其是黄番寺一仗，五天时间，与敌三个旅进行了殊死的拼杀，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先后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以下官兵数百人，有力地策应了李先念支队向西行动。最后，即使是被打散了，他们仍然是向着心中唯一的目标——陕北、延安——化装奔返。
——就是靠着这样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以三十军剩余人员为主干的李先念支队，进入了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腹地。向西，向西！为了保存革命火种，走出去就是胜利！
身负重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正是为了让战友们走出去，主动提出离队请求。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后来回忆说：“山谷里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熊厚发同志倚着一块岩石，坐在一丛干枯的枸杞旁边。他那丰满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两眼痛苦的半闭着，左臂挂在脖子上，衣袖上满是血污。一看到我们，还想挣扎着爬起来，先念同志连忙把他按住。‘首长，伤口痛得厉害……’熊厚发同志皱着眉头指着左臂，痛苦地说道。我们坐在他的身旁，极力安慰他，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那打断了的左臂，肿得碗口那么粗，伤口化了脓，没有好药治疗，而且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这怎么让人受得了呢？‘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那会给部队增加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熊厚发同志休息了几次，才说完这句话。听到这里，真是心如刀绞，我们四个人都抱头痛哭。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怎么忍心把他扔下呢！最后由于厚发同志一再地说：‘在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为着全军的利益，只好擦着眼泪，把他隐藏起来。就要分手了，先念同志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厚发同志忽然抬起了头，眼睛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彩，说：‘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我就是死了，也是为革命，毫不惋惜。’不久，敌人追来，熊厚发同志在死战中英勇牺牲。”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忍着失败的悲愤和生离死别的痛苦，走在雪上山，睡在冰洞里……
茫茫祁连啊，你亘古长存，傲然耸立，可你，虽历尽岁月沧桑，阅尽天地星辰，但何曾见过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意志？……山若有情山亦老，艰苦卓绝断古今。你可曾想到生命的极限和意志的极限，竟有让人如此难以估价和折服的张力？你又可曾记得古往今来，曾有谁经历过如此冷峻而严酷的磨砺？但我们的红西路军，也就是这些“失败了”的战士，就是他们，在极端的艰险中倒下又顽强地站起，倒下的化作了永恒的山峰，站起来的又与天地比肩，踏上了新的征途……就这样，也就是靠着“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的信念，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最终走出了茫茫祁连，并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到达新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批经过生与死考验、血与火磨砺的优秀干部。
——也就是靠着这种信念，被俘人员更是以他们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感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张掖，被俘人员很快成立了两个党支部：一个是由被编在敌“补充营”的原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任书记的地下支部，一个是由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原红西路军宣传部部长刘瑞龙任书记、原红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魏传统任副书记的地下支部，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他们不畏强暴、讲求策略。如监狱支部，他们以坚定思想和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决不暴露原来的姓名身份，有时即使是短暂的放风机会，他们也要在地上划写“坚定”二字，或唱《苏武牧歌》，以“留胡节不辱”、“历经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等，相互激励。又如刘德胜支部，利用一些比狱中稍稍自由的条件，有组织地开展了各种营救活动，特别是在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的帮助下，王定国等同志以护士身份，到民乐等地散发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的字条等。就这样，在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组织300多名被俘和失散人员回到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在武威，被俘的红军小战士也在敌“童子营”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尽管他们年龄小，但他们同样以不屈的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气节，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争取回延安。可惜，由于国民党兰州当局的百般阻挠，他们中只有一半人如愿以偿。
在关押着1500多名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兰州拱星墩集中营，原红九军宣传部部长方强，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原红西路军总部医院政委徐立清等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积极配合了兰州“八办”和西安“八办”的营救工作，最终使他们返回了延安。
在马步芳的杀人魔窟西宁，面对敌人的疯狂残害，被俘人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在“补充团”服苦役，还是在陆军医院、义源工厂、羊毛衫厂做苦工，以及在“新剧团”被奴役，同志们都表现出了一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只要稍有机会，他们就千方百计相约而逃，为此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样前后被敌人集体屠杀和单个残害的就有2000人。其中一次，“补充团”被俘人员因策动暴动夺枪，就有400余人被活埋（参见《马步芳在青海》）。可惜由于敌人的残酷和斗争的特点以及年代久远，具体细节已无从详考。那些被俘女战士，在残酷的环境下，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尽管她们为此饱尝了人间苦难，尽管她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返回延安，但——红军、延安——何尝不是她们心中的归宿，那种炽热和渴望又何曾有过须臾的消减……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经发生就不会消失”
西路军——一个光辉的名字！西路军——一种不朽的精神！
每当说起西路军的历史，每当沉浸在西路军的苦难与光荣之中我们便总是不约而同地想起“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经发生就不会消失”——这句曾被董汉河分别写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中的话，并为其所包含的内容、引发的思考，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弦。
作为一段失败了的历史，也作为一段被尘封了数十年的历史，并且还是一个至今仍有几分敏感的话题，我们能不能把它展开来进行认真的论述呢？并能不能从精神传承、文化传承以及“价值”的层面上进行一些深入的挖掘呢？我们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没有失败，哪来胜利？没有挫折，哪有成功？这历史的一幕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对其真正的研究、认识以及挖掘，应该说今天才算刚刚的开始、逐渐的涉及……
因为只有通过对这种精神的深入挖掘、理解，我们的史实考证和由之而来的推论，才有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才可能真正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和必然的魅力；而与之相应，我们的理论研究也才有可能谈得上发展、创新、继往开来，才有可能适应和有益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
可惜的是，由于我们过去太习惯于只讲胜利了，并由此总把失败和失误混为一谈，因此，凡涉及这段历史，总是过多地从失误的角度上进行考量和归纳，以致使这一研究长时间地成了冷门，忽略了其中最有意义和最具价值的内容。其实，这无论如何都是理论研究和精神观照上的一个重大误区。因为，若以一种更具时代高度的眼光来进行研究，若以一种更深层次的学术目光来进行审视，那么，不难发现，正是失败，换言之，也就是由失败而推到极致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优秀的文化品格，是我们党和我们这个民族赢得一切光荣和辉煌之本。因为我们这个党也和我们民族甚至是我们每个人一样，之所以堪称光荣和了不起，并不在于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之中，不经受风雨，不遇到挫折，也不犯错误，其实，能正视失败，跌倒了爬起来，才是一切伟大和光荣之源。一句话，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一方面我们党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则在于不管遇到什么挫折，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都能为人民的利益——即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百折不挠万死不辞。
其实，话说回来，又有什么能比这种精神可贵？又比这种精神更能体现和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呢？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西路军一切的一切，数十年来不都在印证和说明着这个最为简单、最为朴素的道理，不都在反复印证和论述着其中最为精妙也最该具有的深刻含意？
唯此，为了充分说明西路军精神的伟大和不朽，我们固然可以列出一大串光辉的名字，如徐向前、李先念、李卓然、王树声、程世才、王定国、王定烈等，并在这些名字后面讲述一大段又一大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如可以细细地讲一讲郑维山是如何跟随彭德怀率六十三军解放大西北，以及他如何率部进军兰州，以摧古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消灭“马家军”主力一〇〇师的故事。
西路军精神固然体现在他们身上，但同时也更深刻和内在地体现在那些受尽了苦难的流落失散人员的身上，是他们更多的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炼狱之苦，是他们，“天不降大任于斯人也”，却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一句话，也只有他们才能从最坚实的层面和最完美的内涵上展示西路军精神的方方面面。
记得好像是一位思想家说过：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凡是越不平凡的东西，才越有价值和越显深刻，而在社会学领域和精神范畴之中，反而是越平凡的东西才越深刻，越平凡的东西才越具有普遍意义和研究的价值。
原载《百年潮·西部特刊》2005年第1期。作者刘炳午，曾任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甘肃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朱永光，现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兰州西路军研究会会长，参与主编的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