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段悲壮的历史
刘炳午朱永
光你们溶入了历史
你们化作了山峰
因为你们
我们倍感人生的自豪与光荣
因为你们
我们倍感人生的艰辛与责任
——题记
这是最为悲壮惨烈的一幕，也是最能让人思考和吸取精神养分的一幕……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21800多名忠勇将士，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靖远地区渡过黄河，执行旨在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的宁夏战役计划。嗣后，随战局变化，又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1月上旬改称西路军，奔赴河西。在随之而来的日日夜夜，西路军与反动的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凶悍之敌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大小百余次之多的浴血苦战。期间，虽有攻关夺隘、建立政权及先后歼敌25000余人的战绩，但终因孤军深入、缺粮少弹、寡不敌众、任务多变等原因，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
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的一支部队，并且是一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以能打能拼、屡建奇功而著称的钢铁部队，其中有许多杰出的指挥员和无数最优秀的战士……
回首这一幕，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于这场发生在甘肃大地上的惨烈故事，当我们从只习惯于讲说光荣的传统思维定式中挣脱出来，那么，就很容易发现：恰恰是失败——确切来说是由失败而推到极致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优秀的文化传承，是我们党和我们这个民族赢得一切光荣和辉煌之本。
“我不能算伤员，有一条命，就是战斗员”
大将王树声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那浴血苦战的日子，作为徐向前助手和西路军副总指挥的他，在一次看下面报来的反映部队人员伤病情况的统计表时，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见过有不少伤病员，为什么一个都没填？”
说完，他便和九军政委陈海松一同来到那个他曾经亲自带过的团队——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实地考察。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走了过来，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全团800多人，尽是伤员，有枪伤、刀伤、冻伤，有相当一部分还是重伤员。一问，几乎每个人的回答都一样：“我不能算伤员，有一条命，就是战斗员。”
王树声的眼睛湿润了，多好的战士啊！是啊！这些从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走过来的战士，这支曾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钢铁军队，这支刚刚经历过二过雪山、三过草地的艰苦磨炼还来不及休整的英雄部队，就这样，长征刚完又长征，硬是靠着这样一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坚决服从中央的命令，从虎豹口、一条山、古浪、凉州西四十里堡、永昌、临泽、高台……一步步拼了下来。
那是一场场极其罕见和惨烈的战事，更是一组组让人目不忍睹的镜头……
先说敌人的强大凶残：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旧中国出了名的武装“畸儿”，既拥有以骑兵为主的三万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又拥有长期经营的民团十五万七千多人、战马七万多匹、步枪六万多支，同时，作为地方军阀，他们还一贯的视地盘如生命，既怕红军扼控河西威胁其统治，又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吞并其地盘，因此，“反共”态度十分坚决，每次交锋必以死战。
“哪见过这样的敌人，前面的打死了，后面的照样冲。”几乎每一场恶战下来，都有人如是评说。
作为亲历者，周纯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慌乱的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有的被打得哇哇直叫，有的被打得抱头乱窜，纷纷往后退。但是，在后面督战的敌指挥官，却命令机枪手猛烈射击，用密集的火力封住退路，逼着他们继续往前冲……”
比敌人的强大凶残更严峻和致命的是：红军部队弹药缺乏，将士们是在近乎于冷兵器的条件下一天又一天地与敌人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殊死搏杀。
凉州西四十里堡阻击战——因为子弹和手榴弹极为有限，战士们就用大刀与敌拼杀。面对敌人一次比一次凶狠的进攻，阵地上刀光闪闪，杀声震天。“一个班长看见自己的战友倒下，怒火满腔，一口气连劈了三个敌人，就在他抡起刀砍向第四个敌人时，突然被敌人砍中了一刀。可是，他倒下的时候，手中的砍刀依然把那个敌人砍死了。有一个战士的大刀砍得卷刃了，就用刀背砸敌人，刀落地了，就用双拳和敌人拼搏，最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牺牲前还用双手紧紧地卡着一个敌人的喉咙……”见《血战河西走廊》（周纯麟著）第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
对于这次战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更是这样写道：“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五个团向四十里堡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阵地，奋战三日，数度与敌肉搏，杀伤敌二千四百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在七百以上，自己亦付出二千余人的代价。”
高台血战——因为子弹、手榴弹打完了，在与攻进来的敌人进行逐街逐屋的争夺战时，战士们只有用大刀、刺刀、石头和敌人搏斗，“刀刃卷缺，石头打尽，使用拳打口咬……终因敌众我寡，并与主力联系被切断，陷于力竭援绝的境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90～3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
倪家营子鏖战——因为子弹缺乏，“战士们的步机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员即使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挥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人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的喉咙，拔掉敌人的胡子”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37～4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
应该说，这样顽强的部队，这么英勇的战士，不可能不让敌人心惊胆寒。但可气的是，敌人的狡猾几乎一点也不亚于其凶残，越是觉得红军缺少弹药，他们便越是仗着骑兵的优势，进攻时也只是携带三四排子弹，打完了就拨马返转，硬是让你俘虏了或者打死了都一无所获。
绝境，整个红西路军真可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
仗越打越难……
而与缺乏弹药同样致命，对西路军来说，饥饿寒冷以及由之而来的过度疲劳又环环相扣、如影随形。
“大漠冷如雪，戈壁硬如铁。”②③④⑤见原立是《血色黎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实》第265～268页，金陵书社，2002年出版。
“河西走廊的月亮，特别明，特别亮，也特别冷，月光照起来，像竖起的一把冰凉冰凉的剑。”②
“河西走廊真冷啊！特别是夜晚，总有零下三十几度。好些同志耳朵冻掉了，手指头、脚趾冻掉了。”③
“我们大多数只穿单衣，都是南方人，哪受得了这个？”④
“没有粮食吃，同志们就紧紧裤带前进。在风沙中行军，肚子饿，身上冷，腿就像灌了铅。”⑤
“优势装备的敌人，有吃有喝有弹药，能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而我们的同志太虚弱了。”⑦
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代价。”⑦
“更困难的是，我们整天被反动的马家军追着、截击着、包围着。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的骑兵，不用两个钟头，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卷第190页。
“从祁连山下来……我们四个白天拣些牛粪吃，像吃炒面一样。”见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第18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今天，当我们采访每一位当年的西路军将士，当我们翻开每一页记叙这段历史的文字，那么，就怎么也无法回避“饥寒交迫和极度疲乏”这几个如同缺乏弹药一样令人揪心的字眼。特别是越往后，情况越恶化。
第二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后，经过连日的苦战和强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疲倦得连眼皮都支不起来了，可是大家都明白，敌人的大批追兵就在身后，恶战就在眼前，绝不能松气。部队真是过硬，一到驻地，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动手扎鹿砦，挖枪眼，构筑工事，准备厮杀。果然，天一放亮，“马家军就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冲到我军阵地前。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战士们，立即从尘土中爬起来，跳出工事，以大刀、枪刺、梭镖和马家军肉搏，整个前沿阵地上顿时响起一片喊杀声和刀枪的撞击声。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全被鲜血染红了，我们每个倒下去的同志的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尸体”见程世才《烽火年代》。。
就这样，英勇的红西路军将士，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行动，为了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硬是在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的情况下，以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的精神，以生命不息战斗到底的精神，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以顽强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到了最后时刻、最后关头……
3月11日晚，红西路军在南柳沟血战了十一个昼夜后，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向梨园口转移，准备进入祁连山。12日晨，部队刚到梨园口，敌骑兵就接踵而至。“红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批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嗣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来。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相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接着，又是妇女先锋团慷慨赴难，八百姐妹血染康龙寺……
“不要难过，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
西路军失败了。
同样，西路军是通过自己的失败，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军队历史上、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和最具刚性的精神篇章。
残阳如血，残阳也如火。
1937年3月14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挥泪决定：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至此，大家带着一腔的悲愤，踏上了更加艰难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