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22岁以下的根本没有谈恋爱的，“乱搞男女关系”在当时几乎是法律用语，是要被判刑的。
1976年4月时，我在特种工艺机械修造厂，那是我在的第三个年头。特艺机修厂属北京二轻局下属的特种工艺公司，该厂约20世纪90年代解体，车间毁平改建商品房。我们厂子，四五百人，3个带天车的长达一百米的大车间，生产一般的车床、铣床、刨床、锯床，以及为加工工艺品特制的机械，如仿型铣。当美丽的天车女工（高空横移吊车司机）为我吊活，按着我的手势操作时，我心说：你在天上真听我的话。我不能老盯着人家的脸，我一师弟就是吊活时精力没集中在铸件上，被倒仄的铸件砸伤了。
那时我刚20岁，肩宽腰细，一米八高，身上的青春之火乱烧，但烧不到女性身上，只能烧到钻研技术努力工作上，烧到业余的古今中外的文史书上，烧到足羽篮球滑冰游泳上。
那时我们厂22岁以下的根本没有谈恋爱的，“乱搞男女关系”在当时几乎是法律用语，是要被判刑的——电工班技术最好的一位广东籍师傅，长得英俊又能文擅书法，就因为跟一位姓车的未婚女工有性关系而被判了两年。
更贴切地说，与其说我们青工的欲火不敢瞎放，不如说也不会放。浑身是火呀，我就做了一个不凡的败火活动。从1975年底到1976年春节后，我只穿单裤和衬衣过冬，并且每天从羊坊店骑车15公里至北沙滩上班。在德胜门到清河的路上，我是被称为“小布衫”的人，零下15度也依然是这一身衣服。咋不冷！可每天工友掀掀我的衬衣夸我一句“真棒”时，那赞语就像棉袄或是巧克力。穿得少，肯定吃得多，一般早餐仨糖包二两粥，共八两，午餐八两馒头算半饱，晚饭回家足撮一斤半粮食外加菜。我妈说：省了衣服才省了几个钱，你这一冬吃出了好几件皮袄。
当时我耍单过冬，还真没有在女工面前招摇的企图，但想当一个优秀的人，比如牛虻、保尔、拉赫美托夫或是写书写诗的作家的心是有的。可那时莫名的性的欲望就像个暗藏在身体里的反革命，老给你捣乱以增加你成为优秀人的难度。
我和几个小青工特看不起机加车间一个因流氓罪判过一年劳教的卢师傅，但却特喜欢听他讲那种事儿，每每听得裆中如旗杆。一次他讲：我把她带到香山后山的树林摁倒，好不容易扒下她裤子，可她扭来扭去，根本插不进去，我那家伙急了，射了。我身体好，没两分钟，那家伙又起来了。这姓卢的故事可供我们长时间玩味。而他搞的那个女工，也是机加车间二号漂亮的，长得有点像俄罗斯人，哪怕她挺着大肚子时，也面色粉嫩。
工友中我的铁哥们儿不少，尤其是七二届初中毕业的张凯来与赵岍与我最好，也因我们都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呢，现实与理想间的困惑，优美地折磨着我们，我们仨常常秘密地讨论，一头雾水地进去又雾水一头地出来。劳其筋骨好办，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呗，练就身体，攒好革命的本钱。
我们一样都是1972年初中毕业后，没有去北京郊区插队，而是被分到了技校——那是特种工艺公司现凑的一个技校，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我们上来就是学徒工，每月挣16元。一年半内，每隔三个月就去地安门中学借教室借数理化老师上三个月课，余下时间就在特艺机修厂学徒干活。所以，可以说我从17岁已经当工人了，胡子还没长黑，就长大成人挣钱花了。
趁着那年冬天在地安门中学上课的三个月，我们仨坚持冬泳。那是在什刹海南岸，每天中午我们去把冰砸开一条长20米宽3米的泳道，狂啸一嗓子，然后跳下水游个两分钟。水温约1摄氏度，边上尽是滑冰的。上岸后浑身红而腾汽，头发马上结冰。说实在的，每天都勉强，只要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其他两个人保证附和，但谁也不愿意首先败兴而耐心等着伙伴领败逃之风，于是竟微妙地坚持下来了。那就小小牛逼，等着天将降大任。不过冬泳特抑制性欲，我们仨果真不像别人那么在意前挺后撅的女工友。
我希望的大任是什么呢？好像不是革命，但肯定不是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所在的钳工车间，有不少出身不好的老高三。出身不好，文化必好。我先跟一个年长的六级钳工张师傅学了两年多，又开始跟一位六七年高中毕业的魏道凝师傅学手艺。
虽然我工余读的东西比较雅，比如中国的有《魏晋南北朝参考资料》《唐诗三百首》《宋四家词》等，外国的有《红与黑》《贝姨》《马丁·伊登》等，但夜里却做一些流氓梦并且不觉间也脏了被子。幸亏我当时没听懂姓卢的讲的手淫，否则我向往优秀的自尊心该多受摧残呀。
我都是主动加班，和其他青工比谁熬夜加班的时间长，比谁一口气大锤抡的次数多，比这比那，消耗过热的青春之火。穿衬衣过冬那几个月，睡眠奇好，晚上躺下睡到早晨爬起来，无梦，一夜醒来，感觉仿佛刚摔了一个跟头又爬了起来。火热的身体若碰见火热的场合，不欢起来才怪。当时我还不会用性高潮这词来形容超凡的快感，4月5号那天在广场上的时候，我上蹿下跳，左突右挺，三深一浅，感觉特别爽，通体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