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扫了一眼报纸，却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我的名字会上党报。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1978年11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重要新闻，《人民日报》的标题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新闻的导语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是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的首篇官方文章。那时我正在位于花园村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
我是78级一班的，班上80来人，男女各半。我们班年纪小的有16岁的体育特招生，年纪大的有33岁的孕妇。可惜漂亮女生都在78级二班——后男生民意测验也一致认为系花、级花都在二班（校花在外语系）。那时我刚23岁，是当了四年半钳工后考上的，还没交过女朋友。
上大学令人兴奋，可遗憾的是校园中的美女比我原来的工厂少多了——是呵，美女考什么大学呀，直接考一个好丈夫不就得了。各科摸底测验下来，发现女生成绩最好的往往是形貌不及格的。上学伊始，坏学生的坏还没显露，好色的口水也都暂时咽进胃里。大家都按时上课，参加政治学习和校务劳动（学校当局借着新生入学的激情，将一些苦脏累的诸如清除陈年垃圾、挖沟等活儿分派下来），并且多数都自觉地去图书馆或到教室上晚自习。
我就是在晚自习的教室里看到了那张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报》。有同学惊诧地递过报纸说：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个谈判代表赵世坚吧。
我扫了一眼报纸，却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我的名字会上党报。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1976年4月的事到1978年11月，已经过去了两年半，天安门的事我已淡忘了，并且眼下大学的新生活让我大喜过望：可以不用当受苦受累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而像做梦一样进了校园；大学里除了《金瓶梅》《肉蒲团》等还被视为禁书，什么书都可以借阅，《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多刺激人呀；大学里的舞会“只要你胆丰脸厚”，什么样的女生都不会拒绝你的揽握——大学里好玩的人比工厂里多多了。所以我兴致最大的是要展开并深入我的大学生活，比如我要结交我们班的田才子田杰，要贼住一个漂亮女生，要读遍外国文学名著。所以“四五”平反，以及我成了“四五英雄”都算不了大事。
不过，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儿的确是挺好玩的，像是人生第一次体会了高潮。可是它过去了——老妻向老夫重提年轻时的蜜月，而正专注于新爱，比如养鸽子或玩书画或集邮的老夫不会特来劲儿吧。再说“四五事件”后，和别的“四五英雄”相比，我发现我不是特别热衷于政治或革命。我骨子里喜欢玩——当然旅行和文学艺术最好玩了，而我当初参加“四五”除了政治观点的基本好恶，主要是觉得广场的热闹与咱的热血协调，广场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电影似的。
广场咱已经玩完了，那里的好戏也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有了，咱现在玩的是大学，且已经进入角色了。
第二天，班里的辅导员李老师和系里的书记就找我谈了话，确认我在入学前的确在报纸上说的那家工厂，的确是参加了“四五事件”。他们赞许我的作为，更称道我的不张扬，又要我给全系做报告。我当时未置可否。
记不清是不是因为校广播报道了我，总之，我在学校有点名了。但这名并不实惠——没有发奖金，我那时零用钱多紧呀，啤酒一周只喝得起限量的一次，跳舞前要用的皮鞋油都是蹭同学的。“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北京市委为什么不发一个文件：将在普通大学读书的参加过“四五运动”的学生都转到北大、清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