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八号，我灰头土脸的从前女友家里搬了出来。距离她的生日还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了，礼物我已经准备好，就藏在门口的水表间里。
那天的晚餐我们像往常一样叫了外卖，两种口味的小龙虾和火爆大头菜。
整个下午我们都躺在床上，快速浏览网页、逛淘宝、看电影…
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我给她扒一个虾，她喂我吃一个虾，直到她吃饱了，我把剩下的菜饭一并打扫干净，然后把餐盒、一次性筷子和用过的餐巾纸收进垃圾袋，仔细的系紧再扔到门口。
她走进卧室，躺回到床上，隔着卧室虚掩的门对我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我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当你的人生苟延残喘到这样一个节点，你无需再向命运表达你的看法，因为它不会给你任何真正的机会。
整理好所有衣物，把钥匙轻轻的放在餐桌上，我走进卧室最后一次亲吻了她，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下楼，启动我的小车，消失在夜幕之中。
我以为我会流泪，我也曾经流过眼泪，为了她，更多的是为了自己。但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哭，我不想再为自己表演悲伤。故事情节如果过于繁琐，观众会感到无趣，并且容易产生不可逆转的审美疲劳。
我想我只是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如何适当维护自己的尊严。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该如何去做，关于那些很重要的事，人们往往喜欢暗中表达，不是意会言传，而是在你遍体鳞伤的时候告诉你他们是多么在乎你，有多么爱你，并且如何为你的行为感到惋惜。
夜色安详，我开着我的小车行走在安萨路上，昏黄的路灯像一连串燃烧的棉絮，在车窗后方遁入虚空，前方宽阔的马路向着很远的地方不断延伸着，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
今夜没有下雪，路上没有行人，车载收音机里也不再播放美妙的歌声。我再次经过路口的那家私人诊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以这里为坐标，找到了她的家。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认认真真的生活在一起。你幻想着是否可以和我一起生个孩子，我幻想着是否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理想，一起幻想着不确定是否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如何才能结束对方的漂泊。
有时候回想起这一切，我会觉得那是一场漫长的白日梦，是生命中被偷走的时光。五百多个日日夜夜，两个人彼此消耗、一事无成，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关于这些，对于她和我，我心里始终都满含了深深的歉意，我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还拉上对方作为陪葬，这太可耻了。
我从未和小七提起过她的名字，以及关于这个名字的一切。我想以小七的聪明，早已从我眼中看到了这一切，无需多言。
只是有那么一两次，我和小七玩笑打闹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主动同小七说：“我想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做好了饭，站在阳台上，等待着她的车灯亮起在不远处的路口。”
小七的脸上看不出有丝毫的不愉快，她只是用手使劲的掐了我一下，然后继续笑着调戏我：
“那你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怀孕，都没为她生个孩子什么的，你是不是有不孕症啊？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确有过怀疑，不是怀疑生育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我那么热衷于在家做饭、收拾房间、在超市和买菜的大妈讨论猪肉价格、把买给她的包包（她不喜欢，说违背了她的风格）退货，以及开车时选择哪条路最近最省油等等类似的事情。
这些事情不是生活本身，更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正是这些事情杀死了真正的生活。更可怕的是：有人仍然乐在其中，根本不想给自己机会…
估计在自己年老色衰的时候，我会推倒这些不负责任的论断并再次支持它们的对立方。但我并不是很在乎，也绝对不允许自己轻易后悔，反正时间还有很多，我可以把它浪费得更有创意也更有乐趣一些。
生命本无长短之分，死亡和活着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我可能是在说谎，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了巨大的区别，基本上类似于吃饱了和饿着肚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特别是当最亲近的人永远离开你之后，你更不能对生活抱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那样的话你只会让自己更加失望。
每次我重听以前玩乐队时录的小样，就会想起死去多年的吉他手德伦，并无限怀念他灵动的琴声和为数不多的一起排练的欢乐时光。玩乐队的时候，鼓手永远都是紧缺的。不知为啥，孩子们的首选都是当一个吉他手，站在舞台的最前面，尽情的表达自己，第一个接受观众的欢呼和朝拜。可如果没有支持你的兄弟站在你的身后，这一切都只是镜中之月，这幻觉会毁了你真正的理想。
所以当时的乐队只有我和强子还有德伦三个人组成，两个吉他一个贝斯，我们在德伦家排练。每次排练过后我们都会出去喝得三吹六少，五迷三道，说音乐，谈理想，不停的意淫着不一样的生活。可那种不一样的生活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在喝醉的时候距离它最近，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得到自由和幸福的…
每次喝醉的时候，德伦都会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炜哥我到什么时候都支持你，我喜欢你写的歌，我能听懂…有啥事儿炜哥你都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一定冲在最前面，为兄弟两肋插刀，绝对不会畏刀避剑…
这个时候，强子会在一旁给我和德伦点上烟，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紧紧的握手，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我相信强子一定不相信这样的话，强子不会轻易给任何人承诺，他永远都冷静沉着，永远都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而我，我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他们两个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德伦在死的时候，应该也处于狂乱的醉酒状态，于午夜时分和他另一个朋友乘出租车去歌厅寻欢。在一个弯道，出租车司机没有及时发现对面驶来的大卡车，把自己和车上的乘客全部交给了卡车那坚硬无比的身躯。
据说事后出租车变形相当严重，和大卡车的侧前身甜蜜的纠缠在一起，也包括了车里三个年轻的血肉之躯。
德伦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给我打电话，一开始我并没有听懂她的意思，还以为德伦只是受了伤，正躺在医院里。
当她不得不明确的说出来，德伦于昨晚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如今已经驾鹤西去，我以为这并不是真的，这一切都不真实，甚至听起来是那么搞笑。五秒钟过后，我挂断了电话，我觉得自己应该感到痛苦，甚至能像个真正悲伤的人那样痛哭流涕，可我并没有如自己预期般那样留下泪水。
参加告别仪式的时候，我没敢看德伦干瘪且有些变形的身体，更不敢看他的脸和他紧闭的眼睛。德伦的父母没有来给德伦送行，他的两个姐姐哭的像泪人一样，呼天喊地的，好像自己是那个有罪的人。
离开的时候我终于哭了，天气寒冷，我想让泪水和我的肮脏的手冻结在自己的脸上，以便好好体验一下悲伤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他们拒绝了德伦去北京玩音乐的要求，又义正言辞的打消了他辞职创业的念头，还有其它那些我不知道的东西。他们把自己最爱的孩子种植在自己用毕生积蓄买来的房子里，固定在有稳定收入和五险一金的生活里，一遍遍的用不可反驳的语气告诉他：这就是幸福，而且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德伦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把这样的终极答案给了他最爱的人。这也让我得到很多启示，关于如何更积极、更有创意的浪费余下的时间。
后来，当我试图隐晦的表达这些幼稚的想法，小七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她从包里拿出一本自己新买的书递给我：加缪先生的成名作—《局外人》。
我非常理解小七的用意，在很久之前我就读过这本小说，可我不知道这能代表什么，又能改变些什么。
难道我不是一直都在路上，不是一直都在抗争么？也许我真的已经不再年轻了，也许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我突然想起某位希腊哲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寻求答案，我们执着于结果，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所有问题都缘于答案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