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贴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会议的会场。“文革”期间，李云河更是难逃“厄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22年之后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开天辟地之举后来被载入史册，被誉为“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又是3年过去，1981年8月，题为《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文章出现在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第282期简报上，并被加按语肯定了“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
尽管永嘉“包田到户”得以平反，但是温州的私营经济依然是迷雾笼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据称，履新的袁芳烈来到温州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
很显然，当时袁芳烈对个体经济是怀有偏见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雷厉风行地展开。“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就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袁芳烈也于1982年下半年进行了两次脚踏实地的调研。
一次，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头头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就是600万。而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却不过3家。
正是调研中的所见所闻让袁芳烈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各行各业带头从事商品生产的“能人”,也是全市各地先富起来的“能人”,共有代表1200人。所谓“两户”,是当时对专业户和重点户的一个概括。所谓专业户,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专业部分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所谓重点户,是指家庭辅助劳力或主要劳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这个“两户”,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中林业专业户周人正成为“两户大会”中的风头人物。从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 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
尽管是市委书记亲自相邀，“两户”代表一想到“八大王”事件，似乎依然感到心有余悸，因此，全体代表要求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白纸黑字的凭据。
两户会议有如冬天里的一把火，促使温州私营经济的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势发展。据当时媒体记载，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员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
最初，以扶植国有经济打击私营经济为己任的袁烈芳开始为温州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温州历史上遭受的一系列打击开始陆续得以重新定性定论。
1984年，袁芳烈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复查“八大王”案件。终于，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电器大王”郑元忠被无罪释放。其他“大王”也获得新生，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翻开新的篇章。
此时，全国上下的大环境也日趋暖和，“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温州的个体户、私营业主终于感叹，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1983年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中可以窥见当时“风向”的转变：《浙南日报》报道，“1月，市二轻系统59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经济日报》报道，“2月26日，金华温州开办零担物资集装箱运输业务”；《人民日报》报道，“5月24日，经营承包改造落后企业，温州水泥厂扭转多年亏损局面，承包后第一个月产量超过前三个月总和”。
1983年，个体户叶永国荣获“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赴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叶永国本是高中毕业，在市区小商品市场摆了个卖女装的摊位。最初，感到难为情的他躲在店面后面，让母亲在店里当营业员。在被评为“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之后，20岁刚出头的他当选为温州第一届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
叶永国的事迹，标志着曾受尽歧视的个体户开始以正面积极的形象出现在温州的历史舞台之上。这一年，温州个体户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已有八九万人。
第二年，另一个姓叶的温州人成为全国名人。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浙江省温州苍南金乡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私营业主成为正经八百的父母官，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说是惊人创举。
第一代温企崭露头角
1984年开始踏上仕途的叶文贵感受到“不能承受之重”，无意中向媒体“倾诉”，而终结了自己的官场生涯。之后一头扎进“电动轿车”的研发中，最终“折戟沉沙英雄迟暮。”
尽管叶文贵的故事最终是以遗憾收场，但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叶文贵把一个小型家庭作坊发展成温州第一企业集团，成为显赫一时的苍南首富，他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苍南金乡的叶家是一个经商世家，其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银楼，其二伯父创办了上海自行车三厂，20世纪70～80年代全国风行的凤凰牌自行车就出自三厂。
1969年，叶文贵作为温州知青被分派到黑龙江偏远农村。
因会电工懂技术，叶文贵与当地矿务局素有往来。有着家族商业思想熏陶的叶文贵发现，当地矿务局长期需要大量铁锹木柄，而叶文贵所在知青点有着大量的林木。于是，叶文贵伙同几位知青一起开办了一家锹柄厂。到1978年温州知青返城前，叶文贵的铁柄厂市场已经从关外拓展到了关内。在穷山僻水的知青点，叶文贵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财富积累。
回乡后，他发现苍南金乡的铭牌徽章作坊已蔚然壮观，8万人口的小镇涌现700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1万多，全国一半以上的校徽都出自金乡。
但是徽章的原材料铝板多为外地采购，于是叶文贵召集亲戚集资组成家庭作坊，生产铝板。仅4个月，铝板厂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还净赚了20多万元。
铝板制造的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因此叶文贵急流勇退，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都如愿获得惊人收益。之后，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可以说，这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
1984年，全国开始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在这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代名词），突破了经济建设中的束缚，正式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中提出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20年后中国积极努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雏形。对于决定，邓小平作出如此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温州民营经济中积蓄已久的力量乘势而出，汹涌爆发。
1984年，温州乐清的补鞋匠南存辉与跑供销的胡中成创办了求精开关厂，这便是日后温州知名企业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
与此同时，同是乐清人的“电器大王”郑元忠，被释放出狱后雄心不改，决定东山再起，开始第二次创业，办起乐清精益开关厂。当时的精益开关厂在合作形式上其实就是股份制，只是当时国家对这种经济形式还没有正式的名称。
同一年，在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陈敏不安于现状，突发奇想，缝制了五件风衣到市场上销售，赚了100元。于是开始正式涉足服装业，设计生产当时风行的蓝色牛仔裤。1986年，陈敏辞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专门生产男式西服。第二年身价便逾百万，之后打造了“金顶针”西服品牌。1996年，陈敏与郑元忠、吴邦东合作，成立庄吉集团，陈敏担任董事长一职。
1985年，在苍南县桥墩镇这个贫困的小地方，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到桥墩卫生院牙医吴祖宗。他们看中了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想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得不到国家的投资帮助，也无法从银行贷到款，朋友们来找吴祖宗筹措办厂费用。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吴祖宗被推选为厂长。吴祖宗带头以5000元一股入股，广招股东，8一个农民筹集到了37.5万元启动资金。
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而按照不成文的常规做法，办厂需要找挂靠单位。合股创办的企业既不属于国营，也不属于集体，因此几次三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桥墩工商局“欺上瞒下”，给啤酒厂办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
没有挂靠单位的啤酒厂反而摆脱了束缚与掣肘，肆无忌惮地大胆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厂长的权利和业务。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股份合作企业在温州苍南县农村诞生。
事实上，最初的两年，啤酒厂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987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带队在瓯海、苍南考察时，董朝才提出对那些“非驴非马”的企业，要定一个名：“过去有股份企业，有合作企业，我们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业’。”之后，在董朝才提议下，温州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文件一出，无疑表明政府认可了啤酒厂的身份，顿时让吴祖宗等人信心大振。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让啤酒厂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发展迅速。1990年前后，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红利。
温州乐清市的赤脚医生赵章光亲眼目睹了掉发患者的痛苦，于是潜心研究治疗脱发的生发药水。却不料，这种医者仁心却成为一次历尽千辛万苦的创业历程。
为了研究生发药水，赵章光变卖家产，在家人身上做实验，经历了上百次的失败，终于在1974年左右，他的药水“章光101”研制成功。
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赵章光，卫生局把赵章光视为“假药骗子”、“江湖郎中”，并警告他，“以后不准再行医骗人，否则取缔法办”。
之后赵章光辗转温州、宁波、鹿城等地，申请行医，都遭遇失败。
1985年，通过《浙江日报》的一则广告，赵章光与河南郑州市亚美商店联系上，后经亚美推荐，赵章光当上郑州管城脱发专科医院的名誉院长，他开设了诊室，在郑州治疗13 000多名脱发掉发患者。
后借助医院的上下斡旋，河南省科委主持召集全国著名皮肤病专家、教授、药理学专家，鉴定“101生发真正是有效”。1986年，脱发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赵章光任所长。紧接着，郑州市“101”毛发再生精厂顺利建立。名声传播开来，在北京市民政局的邀请下，北京“101”毛发再生精厂创办，赵章光出任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