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顶风作案”的结果是，好景不长。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以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
1981年的7月，台风夹着大潮席卷温州城，暴雨成灾，海水高潮位顶托，内河和水库的水位均超过警戒线。这个夏天，大半个温州城在狂风与瓢泼大雨的肆虐下损失惨重。
这场毫无预示的台风，就如同“突然变脸”的改革局势一般。1981年初，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1月7日，国务院发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明文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在1月30日，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文件内容很快被《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刊登报道，“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的经济工作重心。这场风暴从北京刮到温州，刮到全国各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年头。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投机倒把罪”让市场经济的“弄潮之地”——温州闻之色变。走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被列为“投机倒把”的重点打击对象，随之而来的是震惊全国的温州“八大王”事件。
柳市首富、“五金大王”胡金林幸运地接到镇干部的暗中放信，“不行啦，要下大雨啦！”机警的胡金林立即感到大事不妙，于是揣着早就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仓皇而逃，躲过了呼啸的警车，也丢下了朝夕相伴的妻子。
为了躲避乐清县向全国发出的通缉令，胡金林在浙南山区、东北深山老林躲躲藏藏。两年后溜回家中的胡金林在重刑犯的监牢里坐了两个月后被无罪释放。20年后的今天，当年柳市的电器大王，如今成为柬埔寨的“水电大王”，成为柬埔寨温州同乡会会长。
当时的“电器大王”郑元忠却没有那么幸运。
据郑元忠回忆说：“1982年6月17日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然后在柳市镇工商所对我进行审查。我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我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机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1983年10月20日晚，也就是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五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两年后，“八大王”平反，郑元忠东山再起，成立了精益集团，之后又联合组建了庄吉集团。
受尽苦难的“八大王”的故事，是温州经济饱经风霜的缩影。这片中国民营经济萌芽最早的土壤，纷争始终不断。每一次“主义”的交锋对决，每一次“风潮”的席卷而来，温州都是首当其冲，成为伤痕累累的“风暴眼”。
与“八大王”事件同时的还有“乐清登山鞋厂”事件。
温州乐清县二轻局发展集体经济，下设有一个皮革厂，生产猪皮鞋，因为工艺差、质量劣、价格高，状况并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山鞋厂更是停止了生产。1976年，二轻局重新组织人员，全国跑供销，进行来料、来样加工。1978年，皮革厂接到上海一家外贸单位的大订单，成功生产了一批苎麻底的登山鞋。
登山鞋一投入市场，大受欢迎，工厂扩大生产迫在眉睫。于是二轻局将乐清县的社队企业和部分家庭作坊组织起来，形成个体、集体的合作社。随着乐清登山鞋的声名鹊起，质疑的声音也随着而来。1982年，在“打击投机倒把”之风袭击下，登山鞋场停产，乐清县领导干部全体“下台”。
1982年前后，一场飓风，把温州经济带入一个寒冬，元气大伤。
崛 起
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企业起跑的原动力。
建国后，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一直学习、效仿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经过30年的时间，日化轻工业已经跌入低谷。开放以来，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幸好有千千万万个投身于此的温州人，才让日化产品重新在市场上活跃起来。仅仅10年之后，来自中国温州的小商品，已经可以拿到苏联换回飞机。
可见在起跑的初期，他们的机遇有多大。
市场悄然绽放
尽管温州经济发展压力重重，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的商品市场已经积蓄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人民的副食品由国家统一分配，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在温州，农副品市场上小商小贩已经悄然兴起。
市场上，常有小商贩们拎着两三条鱼，把写明斤两和价钱的小纸条塞在鱼鳃里。熟悉套路的买主遇上了，就掀开鱼鳃，与小商贩讨价成交。
当时30来岁的陈寿铸是温州工商局市场科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和同事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察看市场，对无证商贩进行取缔。面对这些小商贩的小伎俩，陈寿铸与同事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候还远远吹哨，提醒小商贩避开检查。
1978年10月，温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全面开放。1979年1月8日，清明桥、上陡门、永中、瞿溪等1一个粮油市场也相继开放。直到1979年9月15日，官方正式的文件出台，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此次解禁意味着政策上的松动，让被压抑已久的温州商品市场迸涌而出的爆发力异常惊人。各类贸易市场、专业市场开始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成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标志。
198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活跃的温州市场》的文章：
到过温州的人，都感到温州的农副产品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非常兴旺。点心从早晨四时到深夜零点，随时可以买到；谁家如有宾客临门，生熟菜肴也随时可购；一年四季做衣不成问题；理发、修配也不犯难。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市场冷冷清清，群众吃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有关部门清理了“左”的影响，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流通渠道畅通了，商业网点增加了，市场活跃了……
1983年2月，温州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正式营业，这是我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追溯纽扣市场的起源，从外乡带回第一批纽扣的“弹棉郎”叶克春被载入《桥头镇志》，成为温州桥头镇从事纽扣贩卖的第一人。
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对桥头纽扣市场进行了报道：
有一年，两位弹棉郎从外地一家纽扣厂的垃圾堆里觅回来了一堆次品纽扣，居然在桥头镇一销而空。于是，他们果断放下弹棉担子，经营起了纽扣……“东方大市场”不经意间就此诞生。
事实的确如此。17岁离开家乡外出弹棉被，在外闯荡10余年的叶克春于1978年底回到桥头镇。叶克春带回的还有一堆纽扣。多年行走的叶克春毕竟见过了世面，他将纽扣钉在白布上对外销售。这些纽扣样式新颖，色彩鲜艳，很快遭到乡邻们疯抢。
试想一下，1978年的中国人，刚刚开始告别一身蓝、灰、黑，穿上的确良衬衫，爱美之心开始爆发。纽扣作为最基本的服饰装饰物，自然颇受欢迎。
只是当时叶克春的乡邻们不知道的是，这堆纽扣是工厂丢弃的次品，被叶克春与哥哥在外地的纽扣厂门口捡了回来。初尝甜头的叶克春开始正儿八经琢磨起经营纽扣的生意。他开始四处打听纽扣生产厂家。
当时同镇有一位老乡在推销一种塑料编织虾。此种塑料编织虾、编织金鱼，通常用来与钥匙悬挂一起，做佩饰用。最传神的是，这种塑料编织金鱼有一双活灵活现的大眼睛。敏锐的叶克春看到了商机，他打听到这种“眼睛”是由台州市路桥区国有纽扣厂生产的玻璃纽扣。
五颜六色、生动鲜活的编织虾成为一种流行，订单一下子上10万元。叶克春的纽扣生意自然也打开了市场。就这样，叶克春被载入《桥头镇志》，成为温州桥头镇从事纽扣贩卖的第一人。
眼看着叶克春的纽扣生意非常红火，乡亲们也跟着卖起纽扣来。当时永嘉桥头村的妇女主任王碎奶30岁出头，行事风风火火，她开始带着乡亲们北上江苏、上海，南下江西等地采购纽扣。与此同时，金华、义乌、嘉兴、江苏、上海等地的纽扣采购商也纷纷涌往桥头镇。当时，王碎奶自己的摊位一个星期可以赚到200多元，也就是说一年下来，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市场初见雏形，于是有人开始自己在家庭作坊中生产纽扣。
据王碎奶回忆：“刚开始土了吧唧的，一颗纽扣生产要做好几道工序下料、刮面、‘挖屁股’、抛光，加上中山装的四个洞也是一道工序。工序比较多，速度比较慢，一天最多做２万颗左右。但就是这样慢也比跑供销的成本节省不少，利润高出许多。家里没有生产纽扣的，就到隔壁有生产纽扣的人家拿货销售。那时候，桥头每家每户都要跟纽扣打交道，也靠着小小的纽扣养活了整个桥头镇。”
纽扣市场开业的头一年，数百个摊位就摆在桥边，非常拥挤。之后王碎奶组织大伙商量，把镇上的小学进行了搬迁，盖起了一个真正的专业市场，上下两层楼，摊位1000多个，门面700间。桥头镇开始成为纽扣生产与销售的基地。1987年5月，王碎奶成为桥头镇纽扣市场的党支部书记。专业市场就这样逐步形成规模。
纽扣市场带动了桥头镇的经济。
曾经全镇只有“一家饭店，一家旅馆，一辆客运汽车”，到1986年，“全镇已经开出了40多家饭店，50多家旅馆，每天有6辆长途客车直达金华、杭州、上海，20多辆短途面包车、近200辆机动三轮车穿梭往来于温州市区和县城方向。”
1983年底，温州市形成了以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为首的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苍南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苍南钱库综合商品批发市场，平阳水头兔毛市场，平阳萧江塑编市场，瑞安仙绛塑革市场，金乡徽章标牌产销基地，瑞安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等。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平阳一农妇，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赚钱。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在口袋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凭着两张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万元户。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1983年11月29日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评价苍南县宜山区再生纺织业，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十大商品专业市场的形成，其背后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成千上万的“家庭作坊”以及浩浩荡荡的“供销大军”。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得到发展，并成为温州经济的支柱产业，十大专业市场是日后温州经济享誉八方的第一阶段。
历史欣然翻篇
从历史的进程看来，1956年，温州永嘉“包产到户”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创举。但在当时，这种反农业合作化的举动却遭受到铺天盖地的打击。
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永嘉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副书记李云河撰写长达5 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为自身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