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8月，《温州晚报》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广告策划活动。没想到，就在无意间，《温州晚报》成了温州炒房团的“催生婆”，掀开了温州团大举进军各地市场的序幕。《温州晚报》大肆宣传上海房产租金回报高，并决定组织一批人前往上海实地看房。而报社则可以获得上海开发商5个整版共计30万元的广告费。
很快，报名者纷纷而至。8月18日，有157名温州人，据说足足占满3节火车车厢，组成了第一支“温州看房团”，财大气粗地闯入上海滩。
他们四处看房置地，下手阔绰，一旦看好，毫不犹豫立即出手。3天下来，即有100多套房子成交，成交额达5000多万元。温州人的实力让上海开发商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等媒体相继效仿，拉起“媒体看房团”大旗。刚开始，看房团成员由商人、个体工商户等富裕的中产阶级组成，少则百人多则数百。随着炒房的愈演愈烈，普通市民加入进来。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出现——每周五晚上，大队人马从温州出发，游走全国，周日晚上返程。通常情况，报社负责交通住宿，开发商负责请客吃饭，看房者则只需根据安排考察比较，然后决定买或不买。
不买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楼市的春天姗姗而来，温州炒房团随之达到巅峰。一名温州晚报的房产记者见证这段历史：大伙集体砍价，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达成购房意向，有的直接下订金，一个团常有近百套。
最初，温州看房团主要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之后开始有企业高管、政府银行等公职人员，最后则发展到普通市民。没有实力一次性付清房款的温州市民则选择按揭，然后把房子出租，每月的房租都可以用来还贷。以租养房开始流行开来，于是温州炒房人有了一个形象的称呼——“腰间挂满钥匙的人”。
2001年，有20多名温州人北上首都，温州旋风刮到了京城，据称第一单生意的成交额达到2000万元。
在2002年和2003年，温州几乎每半个月都有一次看房团活动。周五出发周日返回。从媒体的记载中，可以看到2003年温州炒房团的马不停蹄：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个温州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当月，40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11月，80个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奔赴深圳，投入6000万元开炒深圳楼市。
到2004年，温州炒房团参与人员已经达到4万人左右，有超过1000亿的资金涉足其中。这支特殊的队伍开始一场“神州游”，他们从东部沿海逐渐向中西部推进。最初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城市攻城略地，之后则前往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东部发达城市，之后西去呼和浩特、武汉、芜湖、长沙等中部城市，最后连广西桂林、安徽黄山等地级城市都出现有温州炒房团的身影。
除了媒体的组织，游走四方的温州人也越来越留意全国各地的房价行情。2003年，温州、宁波等地的房价接近8000元/平方米，而在福州谈生意的温州商人汪先生却发现，福州同样作为沿海城市，房价只到温州的1/4。于是他在谈生意之余当即以2000多元的单价在福州鼓山入手两套房子。回到温州，他与家族成员一起筹资100万元，又在福州购置了10套房子。
据在福州市房地产产权交易登记中心工作的叶光前统计：
2003年全年及2004年1～2月，温州人在福州市区共购买商品房372宗，金额1.52亿元。同时，在2004年第一季度，温州人在福州的买房交易量共计1072宗，交易总面积12万平方米，购房资金4.6亿元，外省人在福州购买的比例为11.6%，温州人的购买比例为5.81%。也就是说，两个外省人在福州购房，就有一个是温州人。
见识到温州在投资房产上的魄力，福州房产商也曾主动远赴温州进行销售，这种主动接近购买对象的销售方法果然不错，有销售经理曾在3个小时内签下10套房，甚至有公司一个晚上在温州一个村庄达成近千万的销售额。《温州晚报》的记者回忆，曾经一度，甚至有开发商直接把沙盘在《温州晚报》的办公楼内展出，以吸引温州的看房团。
“半年后，市场价涨了七八百元”，在普通消费者眼中，这已难以接受，而温州人却埋怨福州房子涨幅慢，拉长了投资周期。见惯了与温州巅峰时期房价一个月内涨幅上千的状况，温州人在房产投资上张大了血盆大口，他们希望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资金能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仅两天就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近亿元”，“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重庆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一个楼层1000余平方米的商铺”，“至少1000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
其中一则这样的故事：
2002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推出的钻石豪宅“海名轩”为维多利亚港地标，每平方米均价港币7.5万元，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内地买家共购得43套，其中上海人买走7套，而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竟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炒房团在全国各地的“丰功伟绩”被传得神乎其神，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温州炒房的奇人奇事
1994年，黄梅戏演员韩再芬主演的电视剧《温州女人》在全国热播。能干、独立、敢闯敢拼、吃苦耐劳，成为温州女子的形象，温州女子的个性得以大放异彩。
在温州，“丈夫老老实实打工上班，妻子风风火火经商创业”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温州丽人多老板”，于是有了著名的“太太经济”一说。
随着温州制造业的逐渐陷入“稳定没落期”，“太太经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男人留在家中办工厂，女人们则揣着大把的闲置资金进入投资领域，炒房、炒矿、炒外汇。
最负盛名的当属“温州太太炒房团”。
2004年，多年来热衷于组织团队四处看房的温州媒体再出“新招”。妇女节的头一天，《温州都市报》对外宣告“投资俱乐部太太购房团”成立。据当时的负责人介绍，在筹备太太购房团的短短一周时间里，有500多人报名，其中还有很多是先生准备送给太太的节日礼物。最终经过筛选，俱乐部首批成员共180名。
温州的房产投资潮中，涌动着一片撑起半边天的势力，她们是10年温州楼市投资不可或缺的人群，是家庭房产投资的决策人和执行人。《温州都市报》与时俱进，全力挖掘温州房产投资的幕后人群，把你和她以及她们的智慧相加，让你和她及她们的观念相互碰撞，用心打造温州历史上首个太太投资俱乐部……以太太投资俱乐部为平台，促进俱乐部成员间的经验交流和情感交流，提高女性购房者的风险意识和理财意识，发挥女性投资理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太太购房团章程》的内容也在暗示当时温州草根经济在谋求转型——“丈夫经营实业、妻子投资”。
太太购房团的最大特点是：下手干脆、大气。一方面，女人都是感性的动物，感觉好就毫不犹豫下手；另一方面，女人也爱虚荣、好攀比，太太出售投资的阔气程度则代表着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因此，“在杭州，一位太太在半小时内就拿下了10多套房子”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
2010年初，海南国际旅游岛项目获批，当地房价就如同坐上火箭般蹿升，三亚凤凰岛一处房产，已经卖到9万元/平方米，短短10天，涨幅高达130%。海南房价如此暴涨，与地产投资者的涌入不无关系：江浙投资者包机前往海南大小城市看房，东北投资者也开始疯狂扫货，一些宁波投资者甚至不去现场，直接通过海南项目在当地的代理商买房。
事实上，在海南国际旅游岛获批之前，就有10万温商进驻海南，仅注册资本就达到上百亿元，实际投资运作的资金可能高达300多亿元。截止2010年2月，超过4000亿元资金流动到海南房地产。在海南，投资者们买房子就像在抢购大白菜，很多人甚至携家带口提着现金去买房。
散户组团，偏好于商铺与住宅。而企业型的大炒家，则是“炒楼”甚至是“炒盘”。“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是上海滩房产界最大的炒家。
2002年，上海徐家汇的金汇大厦还是一座烂尾楼，多年来无人问津。10月，王均瑶以1.5亿元买下整座大厦，又用了2亿元进行了装修改造，并将大楼命名为“上海均瑶国际广场”。让人吃惊的是，王均瑶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摇身一变的均瑶广场由烂尾楼成为甲级商务楼，寸土寸金，今非昔比。
同样在上海徐家汇，还有一座出了名的烂尾楼——宝通大厦。这座楼建于1993年，1997年停工。荒废了整整5年后，2003年来自温州的飞洲集团买下大厦，3年后，“飞洲国际广场”一开盘，第一个月即刷新了上海甲级写字楼的销售业绩记录。
接手烂尾楼，成为温州企业进军地产的新方向，为社会盘活沉淀的资产，有积极的一面。但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其中时，工程浩大债务复杂的烂尾楼往往如一个吸金的“大黑洞”，能让做实业的温州企业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最终造成实业的空心化和资金链的断裂。
2003年开始，更大的财团是炒房组织出现。来自温州的民营企业大佬章圣望、朱德龙、杨大明、郑步良、夏成强、黄杨花、陈明佐、杨宗好组建了“明虹投资”，目标瞄准的就是上海楼市。上海亚新生活广场是明虹投资第一个得手的“猎物”。
2005年，明虹投资中的6位大佬又联手购得一处“烂尾楼”——建业大厦，此后大厦更名为“新建业大厦”，归于6人新建的明力德公司。明力德并没有计划成为“新建业大厦”的主人，只等价格上涨即立即出手。当时在上海从事房产投资的温州企业众多，乐清商人金福音创办的上海人民企业集团与温州第一民营财团——中瑞财团都有意接手此盘。
2007年5月，眼瞅着“新建业大厦”将成为中瑞财团产业，岂料一场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炒楼纠纷战就此打响。以建业大厦为焦点，围绕在其周围的民间财团、福布斯榜上的温州富豪以及光大银行等各种势力，债务债权关系错综复杂。中瑞财团付出了大笔资金却并未得到楼盘，还陷入泥潭，明虹投资的亚新生活广场也被牵扯出物权纷争，金福音更是被指为此次谜团的始作俑者，将面对各种诉讼……2009年，建业大厦的身价已飙升到3亿多元，却并无一方受益获利。
财团们的“商业暗战”，在普通百姓眼中，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那些隐藏在民间的炒房高手，却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2006年6月，温州资深炒房客黄东升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他的炒房经也被广为传播。
黄东升是一名政府公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成为温州最早的一批炒房客。1996年，他买了一套单价3800元的房子，准备自住，后来他发现这套房子在当时租金高达2500元，于是他又购置了一套房，其中一套出租。1998年，这两套房单价涨到6000多元，黄东升转手赚得五六十万。他回忆，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是遍地黄金，“温州人定金一放进去就可以拿到20万的回报”。 之后，黄东升便开始全职炒房。
温州房源少，黄东升开始北上首都南下上海。2001年，北京中关村的一栋写字楼，黄东升联合10多个同乡整层买下，改成公寓，转租给了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黄东升本是学建筑规划出身，因此在地区和楼盘选择上都有非常精准的眼光。2002年，温州市某地区进行开发的时候，他一口气订购了10套住宅，定金100万，6个月后全部出手转让，400多万净利润到手。
涉足房产10多年，黄东升的地产投资项目已有住宅、写字楼、商铺、酒店、厂房等多种业态，并且已经遍布全国16个城市，温州的物业大约占到五成。
2010年7月，黄东升如明星一般，在温州召开了一场个人房产专场拍卖会。在全民炒房客的温州，能够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种多量多区域房产的个人还是少见，而这种没有中介公司自己操办的拍卖会也是头一次。80%的成交率让黄东升感到满意。
楼市风云变幻，但黄东升凭借自己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几无失手。这时的黄东升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拥有了一个50人左右的松散的团队，实力更强；炒楼也不再是凭借自己简单的商业判断，而是在下手前聘请调查公司进行市场预测。
所到之处 房价飙升
温州人“炒”过很多东西，其中最著名的无疑就是房子。当中国的房子刚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温州人就认准了“这个东西能赚钱”，于是，温州人多年积攒下来的大量财富一瞬间都注入到了中国新兴的房地产市场中了。
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温州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其中陈定模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