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暴利必有温商，“眼疾手快，胆大心细”的温商总是能在各种热门暴利行业留下自己的足迹。国企资源，敢于开发；黄金储备，一掷千金；而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资在特殊的环境下，也成为温州炒作团的“掌中之物”。
晋朝时，有一年闹灾荒，老百姓食不果腹，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有人将情况报告给晋惠帝，但晋惠帝却对报告人说：“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这个回答足以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走了千余年之后，晋惠帝的建议得到了人们的响应：菜价太贵，我们已经开始吃肉了！
从2010年春节以后，人们就开始感觉身边的生活用品价格悄悄抬头。尤其进入5月份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更是“接力”高涨。
在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蒜疯子，姜傻子”的谚语，蒜和姜这两种农产品价格多变，波动剧烈。本来，价格的变化不足为奇，但无论价格如何多变，波动如何剧烈，仍旧有一定的上下限。如果冲破底线，大蒜的价格超过猪肉，就表明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状态。
高涨的蒜价让市民望“蒜”兴叹，也让农户和中小批发商惨淡经营，他们都不可能是“蒜你狠”的得益者。然而，在盘溪的某市场上，一位“2000万先生”的故事，却令众多中小批发商羡慕不已。2009年，盘溪市场一位大户大量吃进大蒜，低吸高抛，一年时间内就“揽金”2000万元。
对于这则故事，盘溪市场众多大蒜经营户表示确有此事：“人家是温州来的，那获取信息的渠道、资金的实力，可不是咱们这些小户比得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大蒜之乡山东金乡县，还有一个通过收蒜获利过亿元的“传说”。一位同样来自温州的吴姓老板，在2009年收购了8000万元的大蒜，当时最高收购价在1.5元/千克左右，收购之后储藏在金乡租来的冷库中。此后，虽然不知道他出手大蒜的价格如何，但以4元/千克这样不算高的价格计算，其获利也在亿元以上。
的确，在大蒜为时一年左右的涨价周期中，真正大赚特赚的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庄家大户”。一位获利颇丰的蔬菜批发商表示，自己20多年辛苦积攒下的几百万，在这轮行情中根本摆不上台面，包括“2000万先生”，也只能算作入门级的炒家，“这么疯的行情，没几个亿根本撬不动，真正的炒家哪会蹲在农贸市场里？”
土豆、大蒜、生姜、绿豆等一个一个轮番高涨。甚至一度，大蒜价格超过猪肉，居高不下。在“蒜你狠”、“逗你玩”等现象的背后，温州商人的身影屡见不鲜。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调查显示，有超过亿元温州游资进入北方大蒜市场，这还只是官方的数据。甚至诸如大蒜胶囊之类的蒜制品都成为礼品市场的主要组成。这种现象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大蒜具有杀菌排毒等功能，因而也一度走热，在那时就有温州资本进入。
几乎每一次市场动态的出现，每一回市场行情的涨幅，温商都不甘心做旁观者，因此外界也总是把温州民间资本视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房产、黄金、农产品、中药等等，温州民营都见“机”行事，“机”不择食。这些投资行为中，聚集着众多女性，她们被称为“太太团”。富足的太太们在炒作市场、疯狂投资之余，依然有大量的剩余资金与时间。“太太赌博团”在温州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论是民资入驻国企的豪气干云天，还是大蒜市场的短期游击战，抑或是挑战法律底线的“太太赌博团”，无一不在说明温州闲置资本的努力与迷茫，挣扎与无助。
你不知道的舞台
2010年5月，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原材料、动力、燃料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2%。一方面，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未来生产成本压力会继续加大。
原材料价格开始飙升，不仅仅是4月份的事情，也不仅限于某一个品种。
其实，由2009年国庆节开始，尤其是2010年5月过后，棉价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疯狂上涨：1～5月，棉花平均价格为16540元/吨，与2009年下半年相比上涨21%左右。同时，2010年5月，棉纱平均购进价格最高达到25200元/吨，与2009年同期上涨50%。高棉价时代来临，给下游的纺织、服装行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价格上涨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原材料身上。2010年初，硫磺的价格还为600元/吨，6个月后，就上涨到1500元/吨。对此，淄博建龙化工一位经理表示：“仅此一项，就让我们备受煎熬。”
在流动性过剩的现在，原材料价格在一个又一个区域演绎着上涨态势。一旦这种涨价潮，波及终端工业消费品价格，静听泡沫破裂的脆响声或许就在不远处。
在市场外界看来，此番农产品投机的主力军是温州民间资本，但对于丰富的资本拥有量来说，农产品涉及的投机金额，充其量只能算作小打小闹，工业原料才是部分温州民间资本埋伏的重地。
一位温商，对于自己参与工业原料投机的事实毫不遮掩，并表示自己在工业原料的投机资金高达2亿元。
通过对经济走势和行业状况的判断，他们往往会先选择一种工业原料。看好之后就大量购进，而且只买不卖。如果判断失误，囤积的原材料，在市场货源已经供应充足，或供过于求时，各个炒家之间就会相互联合起来，以低于进价的价格将此前囤积的原料大量抛售，如果以每吨6000元购进，可能会以5800元甚至5600元抛售。
炒家联合起来进行的大量抛售，必然会引起价格的大跌，价格可能会跌到5000元左右。此时，炒家们就会以相应的价格再次大量购进。如此辗转腾挪，炒家的购进成本大大降低，等到原料再次紧缺时，他们可能会以6000元以上的价格卖出。
此外，大多数炒家对市场信息的变化具有敏感的把握能力，他们更多会选择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的工业原料。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实体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获利的可能与空间都会以倍数扩大，而与此相关的原材料自然也是投机热门中的热门。2010年4月，一位温州商人用于有色金属的投机资金达到了9亿元。
除了准确选择投机对象外，炒家们往往还会联合“内部人士”，以确保投机成果的可靠与最大化。
一切都因他们在幕后操纵，市场供求在他们的支配下发生改变，这就是投机的魔力，当然，其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依靠雄厚的资金，温州商人控制了浙江沿海如宁波港等处的大量仓储基地，而这种结果，使得拥有更多市场投机资金者，得到了更多的囤积空间，并通过一系列令人看不懂的操作手法，获取巨额利润。
炒家获取巨额利润的背后，是中国工业原材料供给的紊乱与无序。早在2009年《德国金融时报》就曾有这样的言论：“中国对工业原料的需求不断上涨，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供货者，这都是一个好消息。而原料的减少，则归为投机商的责任。”
除了工业原材料，电子器件也成为温商狂舞的新平台。
如果你在2010年6月有配置电脑的打算，且已经去电脑市场进行了一番“巡视”，肯定会明显感觉到异样。那就是，你抱着“捡便宜”的心态去，会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而始作俑者就是电脑市场此起彼伏的“涨声”。
在一片“涨声”中，涨得最厉害、也最明目张胆的是内存，即2G的DDR2内存。2009年底，这款内存价格不过100元左右，而半年后，就已经涨到350元。此外，机箱、电脑、音箱和鼠标键盘等电脑配件，都有程度不同的涨幅。
既然电脑配件涨价，人们可能就将配置电脑的打算暂时搁置，静待价格下跌后再去配，付出的代价只是暂时先用旧电脑或推迟一段时间使用电脑。但是，电脑配件涨价只是电子元器件暴涨风潮的冰山一角。二三极管、电容电阻等，一天一个价，价格疯涨，有时，即使出高价也不一定能拿到货。
2010年4月，AVX10u16v钽电容的价格还是0.26元/个，到6月份时，却上涨到0.6元/个。几乎所有的钽电容价格都在上涨，有些甚至成倍涨。而对于电子产品来说，这类元器件是无处不在的必需配件。
如果说电脑配置只是影响个人，电子元器件却足以影响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是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大国。电子元器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造成了国内很多该行业上游及生产企业均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作为一家民营小企业，先发公司主营配电自动化设备，同时还为跨国企业代工。电子元器件正是其生产所需的原料，它常常在北京、苏州、广东、上海等地采购。但2010年3月以来，电子元器件价格的大幅上涨，且交货周期的延长，使得先发公司的订单也无法按期交付，不仅如此，企业利润也一点点被挤压得所剩无几。
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世界范围来看，已经不再属于新闻的范畴。就电子元器件而言，欧洲国家金融危机并未消退，很多生产厂家在2009年就开始大幅减产。而从国内来看，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与广东、深圳一带的用工荒也不无关系。金融风暴肆虐时，广东、深圳一带的电子元器件工厂大量倒闭，工人纷纷“回巢”，虽然现在经济已经有所回暖，但工人并未完全“回潮”，与此前相比，电子元器件产量自然也会减少。
就此而言，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也有一定的必然因素，更何况，国际上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但如果仔细深究，就会发现其中蹊跷。如果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10%左右，实属正常，应该也在企业接受范围之内。但价格以翻倍的级别上涨，形势直追“蒜你狠”，这其中，温商资本“功不可没”。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一些私募资金希望入股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其中，不乏数个温州老板。半导体资深分析师顾文军表示：“我就知道好几家温州老板投资的半导体企业。楼市调控使大量温州民间资金从楼市撤出，当民间资本涌入电子制造业时，他们发现投机元器件似乎赚钱更快。”
于是，在市场上电子元器件货源充沛时，他们会大量囤积常用的知名品牌元件，涵盖所有的电容、电阻等。此后，他们开始充当“铁公鸡”的角色，只进不出，或多进少出，甚至干脆拒绝销售，以造成缺货的假象。等到价格上涨后，他们再将手中的存货售出，就可坐收暴利。
有些炒家还会直接与大的代理商私下“勾结”，将货源垄断。为了谋取利润，一些代理商和业务人员，也极有可能与炒家达成默契，直接将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的产品，拉到炒家的仓库中囤积，造成局部地区缺货，进而可以哄抬价格，获得利润。
狂舞之下，总有曲终人散之际，可是对于无处可去的资本，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海外投资有天堂
温州人追逐财富的脚步，从来都不受空间地域的限制。有人称温州的经济就是“候鸟经济”，哪里有生意就在哪里停留。
作为小商品制造基地，在海外投资上，温州人最早进行的项目便是进出口贸易。2010年，温州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30亿美元，且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
以小商品、服饰等为主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汇率差价和相关优惠政策盈利，利润率较低，且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外市场行情、进出口政策。
10多年前，温州人黄劲松前往墨西哥，以推销皮带起家，发展到经销中国服装、鞋帽、眼镜、皮具等，公司年每年的收入达1亿美元。顶峰时期，他供应的中国皮带占据墨西哥1/3市场份额，“可以说垄断了墨西哥”。
俄罗斯是温州商品的第二大出口地，每年交易额高达4亿美元。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苏联解体，经济形势恶化，日用品匮乏，众多的温州商人带着商品来到俄罗斯。当时，在中俄边境出现并活跃着数量庞大的“倒爷”，演绎着“一船西瓜换回一车化肥”、“北京的倒爷震东欧”的传奇故事。1989年，温州商人牟其中用国内大量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回了4架民航飞机，更成为一时美谈。
当时，俄罗斯一些航空货运公司打点好海关，为中俄贸易提供便利，货运公司“包机包税”，中国商人只负责发货与交钱。这种迷雾重重的灰色交易，多年来得到俄罗斯海关委员会的默许。据说，当时“灰色清关”发展到海运、铁运和汽运行业，以至俄罗斯每年损失近百亿美元。
当然，“灰色清关”毕竟风险大，成本高，因此，一些温州人巧妙地在俄罗斯建立分公司，加工国内生产的半成品，贴上“Made in Russian”标签后出售。在温商聚集的莫斯科ACT市场，一个集装箱里，前半部分是门面，后半部分做仓库和半成品作坊，规模有限，但收益不菲。
随着更多的中国商人进入墨西哥市场，市场饱和，利润锐减。当次贷危机发生时，欧美经济千疮百孔，温商大受牵连，市场冷清，就连一向火爆的中餐馆的生意也下滑30％至50％。
经济危机下欧美经济的凋敝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同时，近几年来，在国外从事商品贸易的温州商人，遭遇各种突发事件，深受重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