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已经太晚了。3天之内，霍格受尽了疾病痛苦的折磨。得了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往往只有一个结果——痛苦不堪地死去。尽管不断抽搐让腹部、颈部和背部的肌肉一天一天绷得越来越紧，霍格的意志力却从未被削弱。他仍然很清醒，只是由于脸部肌肉绷得太紧无法言语或是叫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被叫做破伤风2。时至今日，每年全世界约有50万人死于破伤风，死亡率为50%。在战争年代的中国，死于破伤风的人数以及死亡率要比这高得多。
没有去远足的孩子——包括范文海——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生病的校长。他们试着往校长已经绷紧的咽喉里灌些水进去。当时已经17岁的文海仍然记得校长最后的几天：“大部分时间他都躺着，没有办法动弹。我在另外一个男孩的帮助下给他翻身。他的下巴和前额都在冒汗。有时候他会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要水喝。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能用汤匙喂他，但没过多久他的嘴就张不开了。我只能扶着他的下巴，然后从他的牙齿缝里灌点水进去。我们都努力去帮助他。我们试着让他的嘴巴张开好喂点汤，但是已经不行了。”
尽管疾病让他的全身越来越紧，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霍格的意识却很清醒，他很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也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路易·艾黎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我真是恨死我自己没早点发现这样的老房子和泥地会让细菌滋长，我恨死我自己没有找到治疗的疫苗。我们发疯一样地给所有的人打电话，但我们就是找不到疫苗。乔治和我们一样愤怒。
终于有人找到了兰州一位有血清的医生。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耽误，先是要找车，然后要找司机，还要找燃料。最后两个医生出发了，同时他们发电报过去说，如果霍格能在他们赶过去的两天中挺住，他就有救了。但是救治队伍出发的太晚了，他们也不可能一夜之内翻越两千多米高的山。当他们终于在7月23日的下午赶到山丹时，霍格的出殡队伍正缓缓地穿过街道。他在前一天的下午两点去世了。
那天早上霍格要了笔和纸，用简单的言语写下了他的遗嘱：“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两个男孩见证了这个过程：范文海和范寇强。早先的时候他虚弱地打着手势，从紧闭的齿缝中挤出几句话：“我知道我会熬过去的，但总要有人做好准备……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个相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作为学校的经费。”
当一位医生到达最近的武威镇时，他证实霍格的剧痛是由破伤风引起。但当时做什么都已经晚了。乔治·霍格在他的学生的围绕中于1945年7月22日逝世。终年30岁。
懂木工的孩子们在当天晚上做了一口木棺。第二天霍格被葬在了山丹镇南门外。镇长选的那块地往下一直通到绿树成荫的小河边，往南远眺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脉。全校人在一面旗帜上签了名，把它盖在木棺上。六个孩子抬着木棺走在前面。全校100多名教工和学生戴着黑纱，慢慢地走在木棺后面。镇上几百个居民自发地加入了出殡的队伍。在木棺下葬的时候，所有人都深深地鞠了三躬。孩子们抓着铁锹，给木棺上土，堆出了一个高高的坟头。
随后，学生和老师们在坟上建了一座小小的凉亭状的陵墓，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霍格名字的缩写“GAH”。
当天晚上，路易·艾黎在河里游完泳，回过头去望着坟墓，发现3个小小的身影正在新坟前鞠躬。霍格的养子们承受不了失去父亲的痛苦。那之后的几周里，老三和老四一直都会带食物和水果去坟墓那里。他们在那吃早饭，然后唱着霍格曾经教他们的歌曲。他们会跟霍格说上好几个小时的话，问着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60年过去了，霍格的孩子们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但在跟他们亲爱的校长和父亲说话时，他们仍然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很明显，如果霍格的症状早点被诊断出来，或者兰州出发的医生带着血清早点赶到的话，霍格还有得救。就像布莱恩·哈兰德在给霍格的父母的信中说的那样，不管在给霍格的治疗过程中出了什么样的错误，整个学校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救他。学校所有的应急资金都被用来雇卡车、私家车去接武威和兰州的医生了。雇车的钱和葬礼的钱总共加起来有8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0英镑。霍格知道的话肯定要震惊了。
三天以后，凯瑟琳和罗伯特·霍格接到了一封从兰州工业合作运动发来的电报，信中惋惜地讲述了他们儿子去世的消息。路易·艾黎于7月25日，霍格去世三天后写的信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到了哈彭登：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等乔治的消息。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你们。此时语言已经太苍白了。当我现在坐在他的床上，给这些用他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信贴邮票时，我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前段时间收到了你们的一封信，所以，据孩子们说，他非常的高兴……我知道我们必须要准备治疗破伤风的血清。我前些日子订了一些，但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拿到。为此我很自责……自从来到山丹以后，他从没那么快乐过。我觉得在这里，工作中的挑战、周围的环境和各种可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病了。我甚至怀疑在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之前，他已经偷偷地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痛苦……
在布莱恩·哈兰德的信中，霍格夫妇第一次了解到了他们儿子遭遇的完整过程：
我并不急于再次细数整件事，正如你们并不急于重读整个过程并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怜的路易一直在想“当时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生活没有任何的“如果”，所以我想乔治也不会希望我们一直这样无谓地思索。乔治总是坦然接受事物原本的面貌，他接受每一个人，接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忧伤。他看着朋友去世，看着他们的希望破灭。乔治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管是生时还是死去，他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遗嘱所说，霍格的所有私人财产都移交给了学校。那些值钱的东西，包括雷明顿打字机、蔡司相机和手表都被拍卖了。这给学校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霍格的父母收到了很多送给他们儿子的感人礼物。8月24日，《曼彻斯特卫报》发布了一篇讣告，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学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那样充满活力而又现代的学校。他很擅长运用常识，把他从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拿来解决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聪明而又坚强的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团体。
1945年上半年，日本人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时，学校必须要撤退到甘肃走廊上的山丹镇。那时他们已经计划在其他地区按霍格的指导创建类似的学校。要组织学校的学生、教工、机械设备（包括一些重型机器）在运输工具如此稀缺的情况下，转移本身已经非常不易了。也许到最后这样的转移并不必要，因为战争比预先想象的结束得更快。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霍格在感染破伤风时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
伦敦的《新闻编年史》在9月发表了一篇呼吁文章。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香港英国国教的大主教罗纳德·霍尔和尊敬的乔治·伍兹议员：
寻找六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
我们正在寻找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业合作社工作的勇敢的人。他们将代替原先在这个岗位上的乔治·霍格。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在这里独自肩负了6个人的工作，最近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在离重庆两千多公里远的西北地区，因为感染破伤风去世了。去世时年仅30岁。
如果有这样的人愿意承受这样疾病的威胁、忍受各种不便的条件、只吃中国菜、学说中国话，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请尽快联系以下地址：伦敦SWI邮政区维多利亚街34号中英发展协会秘书（收）。不准备承受这些风险的人员请勿投递。
有将近六千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
第二年的3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多加泉回信给凯瑟琳她之前的一封信——凯瑟琳曾写信请求史沫特莱同意将提及她的几封霍格的家信在一本记录霍格生平的书籍中公开。史沫特莱的信读起来让人感觉似乎她预料到她的信会被联邦调查局调查，而事实也是这样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直在调查她的过去，审查她的朋友以及她工作过的单位。他们甚至在她巡回演讲时一步不离地跟踪她。他们想要证实她不仅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共产党支持者，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苏联特务。史沫特莱从不承认她是共产党员，尽管她经常直率地宣称她是中国共产党狂热的支持者。她对凯瑟琳的请求非常支持，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华横溢，心胸宽广也彬彬有礼。他在中国工作时英勇无畏，同时又无私地奉献。”
那么多的礼物中，有一件礼物历久弥新。这件礼物来自他亲手建立的学校——当年他一手创办了墙报。现在，在他去世后，这份礼物出现在了墙报的第一期，由许多孩子一起写成：
乔治·霍格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他找到想要的东西后，他又有能力将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知道怎样献身于他一手创建的学校，而且他乐在其中。他仍然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一切将会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