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交往活动与和谐的上述关系表明，应当把和谐看成是一个与人的生存状态的交往活动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看做是人在自己的现实交往活动中无法回避而又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必然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人的存在，也就会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和谐理念。这是因为：和谐首先是以差异的存在为预设的，是在对差异的比较、反思中确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是通过对差异的反思来理解的。然而，人是由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类主体所组成的，人是什么，就意味着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但是，人的三种存在方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人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体，但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群体而先验地存在，人在社会中生存，离开了社会，就没有个人。
马克思反对将人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理解的做法，他反复强调要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认识个人，他把这种现实的人规定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社会主要是指人的共同体组织，这种共同体包括政党、企业、单位、家庭、阶级、民族、国家等。对于群体而言，它又从属于更大意义上的类的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人们赋予了群体以不同的意义。在相对封闭的社会里，个人总要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通过阶级利益表现出来，所以，对于个人来说，无论是作为类存在，还是作为个体存在，都与阶级的存在密切相关，并通过阶级的存在而实现其利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交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个人的存在，还是类的存在，都集中表现在他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存在关系上，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上，这种矛盾既表现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群体与类的矛盾，也表现为个体与类的矛盾。人正是通过对他们之间矛盾关系的反思性的理解来确立自己的和谐理念的。在当代，日益发展的高度的现代性，使人们之间的各种活动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个人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群体的发展也因而体现了类的发展，人的存在方式也就会在客观上要求突破个人和国家的局限，更多地体现类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主张在国家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要密切关注日益凸显出来的类利益，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寻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识，这在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思，表明了人们的价值理念在取向上正在经历着向和谐转向的深刻变化。
和谐本身表征的是一种关系。世界中的事物虽然千差万别，多种多样，但是它们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共同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是物的关系存在的地方，实际上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确认，也只有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由于人既是一种个体存在物，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和类存在物，因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关系构成人的存在的几种基本样态。首先，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任何个体的生命存在既具有内在的本质力量，又离不开外在的展现形式。这种二重性品格既赋予个体以内在价值，也规定了个体内在本质展开的社会历史性。这就使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交往主体在交往关系中，既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其生命价值和意义体现为，他既使自己成为“自我的存在”，又使自己成为“为他的存在”，并依靠个体自觉的、持续不断的“认同”来达成这之间的完美的统一。其次，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人作为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社会性。人总是通过社会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对自身进行定位。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对人的交往活动起着某种调节和协调作用。再次，就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来说，自我是一个同时涉及到认知、态度、情感以及记忆等多方面的复杂事件。它不仅要求通过意识使自我将自身与其所是本真地联结起来，并将其保留在自我之内，而且这种自我需要他人的承认，实际上，自我决不简单是一个人自我内部的事，而是一个与他人共在的问题，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可见，和谐作为一种关系，不仅包括认知，而且也包括着他人的承诺，在交往的各方之间必然发生双向的互动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关系，都是要减少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减少或消除因各种关系的处理不当而带来的“成本”和“风险”，这实际上就是要确保各种关系畅通、协调和和谐。
和谐还是从“自我”出发来进行确定的。和谐的这种自我中心性表现在：
一是和谐标准上的自我性。即坚持按照自己认可的标准来确定人们交往中的“同”或“异”。换言之，所谓“同”或“异”，都是与交往者自己的相同或相异。二是和谐定位上的自我性。即和谐说到底是对自我的确认。人在交往活动中，总是会遇到有关自身的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由自身来回答的，而是在其他人或社会中来反观自身来确认的。换句话说，和谐不过是交往者从别人或社会那里折射出来的自我体验而已。三是和谐形成中的为我性。如前所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关系构成人的存在的基本样态，这些关系又通常是矛盾的，但是，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个体通过有效地整合各种关系，使这些关系成为“为我”的，在“为我关系”中不断建构自己和谐的人性结构和生活世界。
最后，和谐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认同问题。如前所述，和谐是发生在个体、社会和自我之间的，而在他们之间所建构起来的这种和谐关系，实际上是通过人们在这种关系中确立自己的身份感来实现的。从本质上说，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思考，总是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归宿在哪里？”等人类永恒问题的不断追问有关联的，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追问，真正澄明自己的身份，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而当人们在确立自己的身份感的时候，他又总要受到一定的利益需求、情感和信仰等问题的影响。进一步说，人们总是认同那些与自己的利益需求、情感和信仰相一致或相近似的和谐，利益、情感和信仰影响着人们对“他者”的评价问题，这就注定了从一开始人们的和谐就是一个与价值有关的认同问题。因此，和谐说到底是对人的意义感的重新定位和评价的问题，是一个价值认同问题。
总之，和谐作为人类所特有的认知方式和结果，总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始终的，只要有人在，有人的交往活动，人们就会遇到和谐问题。不过，和谐本身的过程性表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主体之间通过交互实践和交互认识不断达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认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
何为价值认同？对此，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认同是指个体或社会共同体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另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认同即是指价值主体不断改变自身价值结构以顺应社会价值规范的过程，它体现出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规范的一种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价值认同，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指人类共同的追求，即为人类所共同接受，具有全人类普遍性，超越了具体国界、民族、主体的共同价值，即所谓“普世价值”。二指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价值，即在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起导向作用的价值。前者的认同是平面的、完全一致的认同；后者的认同是以差异为基础的立体的认同。主导价值并不否认价值的差异，仅是在多种价值观点组成的价值体系中代表该体系的总方向，对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起着统帅作用的价值。而无论哪个层面的价值认同，其共同含义都在于：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显然，对价值认同来说，虽然人们可以在认可、共享的意义上来把握它，但是，对于这种“认可”、“共享”究竟作何理解，在理解上是有分歧的。一方面，人们更多地在价值观的认可或共享意义上来把握认同，这虽然抓住了价值认同的核心所在，但是，价值观的认同并不是认同的全部，况且价值观的认同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发生的，所以，理解价值观的认同，不能脱离人的交往活动。另一方面，价值认同，虽然着重强调的是不同主体之间求“同”，但是，这种“同”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这种“同”，不同主体所理解并不一定完全相同，特别是当一种价值与另一种价值相遇，存在着两种不同价值之间冲突的情况下，如何来求“同”，这似乎是无法求解的悖论问题。从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来看，事实上存在着交往主体之间的不平等性，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价值认同问题，实际上则意味着自身身份感的丧失。所以，理解价值认同问题，重要的是把交往实践中人的行为和实践选择的自主性，与价值观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看待。从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价值认同是发生在由交往活动而形成的价值关系中，应该把价值认同视为价值主体之间通过变化着的关系（对话、交往、混乱）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结构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的过程，它既可以作为某种观念、理论而被理解和运用，又可以作为某种价值实践活动而表现为一定的行为和实践选择。
价值认同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是与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价值认同的危机日益相关。在全球化开始之前，不同国家大都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人们活动的单一化，交往范围的固定化，使价值认同只能局限于“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每个人都直接地依赖于某一群体共同体而存在，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也仅限于某一个共同体的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地方性联系。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它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很少有商品交换，人们因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血缘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家”成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组成一个等级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在这种社会里，最高统治者具有绝对权威，它的意志通过不同等级依次向下传递，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森严，君与臣、民与君是一种依附关系。每个人从一出生，都处在一种早已预设好了的身份和地位之中，每一个人不仅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悉数尽知，而且也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显然，在这样的社会里，因为人们之间的交往不普遍，也不会存在着价值认同危机的问题，其重要性也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然而，经济全球化不仅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跨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性，而且也出现了个人、民族之间交往的普遍化，形成了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局面。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人们交往的多样性、流动性、不确定性、时空压缩性、人口的全球性迁移、多种矛盾交织性以及风险性，出现了人们身份上的失落。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促成了价值认同问题的出现和形成。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因而，价值认同的出现也可以表述为与现代性社会生活的流变性而造成的历史的断裂有密切关系的、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使传统社会原有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和原有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从封闭到开放、从稳定到流动的重大变化。流动的现代性不断地割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削弱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以及稀释人们的家庭血缘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自我总是在不断地感受到现代性之流动性的生成与成长，因而使传统的价值认同日益失去以往的凝聚力，甚至出现了认同上的空白或断裂。如现代性的扩张必然造成对传统价值认同的否定，同样，现代性的建构也离不开对传统、传统文化价值的批判和超越，但是，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必然会影响到人对其的认同。不仅如此，现代性所传播的是一种以技术和物化为特征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了对人的否定和扭曲，它不仅不能真正解决价值认同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人们自我的被异化甚至自我的丧失这种认同上的焦虑。因此，现代社会既迫使人们去寻找自我，以及自己在其中感到如鱼得水的文化环境，也迫使人们去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安全本体基础。因此，只有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认同才真正成为自己的一种自觉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