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像脱线的珍珠一串串往下掉，止也止不住。
人在职场哪能不受屈辱？关键是屈辱受得值不值。
我现在需要这份相对轻松的工作来完成学业，杨简还没有毕业、工作还未安定，他每天那么忙，我实在不忍也觉得没有必要让他来为我担这份心。
他今天不顾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风度爆粗只说明他修养不佳，想赶我走却黔驴技穷。他也只能动动嘴皮，未必他还敢打我？
杂志还不是他乔某人的，他又不给我发工资，更不可能他说我比猪蠢我就真得要去作猪叫，就像他说他自己稿子人人叫好当真全世界的人都为他投了叫好票。
我冷静下来，我也不可能一味忍让、让他来作践自己的人格。虽然我知道他不过是以我编的稿不合格为由兴风作浪，真实目的是把我挤走，但是这深一层原因既然他不揭破我也没必要去揭，目的这东西谁能证明？
表面的原因倒是可以说道说道。我编的稿不合格，我都是按他的要求编的中小学教师来稿，他却专发大学教师稿件，已经与办刊宗旨不符。开始说二十页发其他科目稿件，如今却通篇发大学教师写得教学宏观论文，有些甚至只是工作总结，语言深奥难懂不说，与中小学教学可说毫无关联，具体教学稿件倒没几篇。这本杂志与其说是中小学教学刊物，还不如说是大学教师小众圈里的文化沙龙。
我不能评论他，但是作为一位责任编辑来评评这几期稿件，作一个办刊总结反映给上层领导却合情合理。我写了一篇二千字的总结反思，交给李主任和蒋社看了。
稿子我又拿了回来，没必要留下标靶给他。
两天后，他又把我叫去。
这两天我也听到一些情况，蒋社找他谈了话，指出他大学教师文章发得太多的问题，全本杂志通篇都是他的责任编辑，自编自发显然也不太妥，以后稿件改为他核发，由蒋社负责签发。
他没叫我坐，我已经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脸上还是带着谦恭的表情。
“这期稿子准备好了吗？”他问。
“中小学教师的准备了些，大学教师的稿子只要投来的我都尽量编。”我软软地刺了他一句。
“哼！”他鼻子里挤出这么一声。
我沉默了。
“你这种水平的人居然还在编辑部待了这么久，真不晓得是怎么混的。”他不阴不阳丢出这么一句。
“全靠领导照顾，我自己也晓得感恩，加紧学，我的论文还得了省里的一等奖。”这种水平的我说。
“啪！”他拍了一下桌子，“得了一等奖了不起吧，我讲不行就不行！你编的是什么东西罗，狗屎！”
我不作声了。说别人是狗屎的人眼睛里只有狗屎，还会有别的吗？
“告诉你”，他说：“你写了篇东西给他们看的事我晓得，这本杂志是我主编就是我讲了上算！”
我一脸坦然，我就事论事，又没有告密诬陷，你知道又怎样？一个主编想得不是把杂志办好，而是把发稿权牢牢抓在手里，一味贬损别人，他人提提意见都大动肝火，哼哼。
我再不说一句话。
他除了利用上级的身份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逞口舌之快也没有什么别的招了。后来陆续听说，他连蒋社嘱咐的送签发的稿件多20%都不执行，蒋社说不行拿出来的稿子，他回头立马放回去照样发。这样做已经是他自己破坏领导规则，招人侧目了。
不过，为了照顾领导颜面，更为了把发稿权控制在他自己手里不再授人以柄，他自己编发的稿子还是给几篇署上我的名字，也再没有以我发稿不合格为由责难了。
争发稿权不是我一个部聘编辑该干的事，我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容身之地。事情到这里又相对缓和了。
艰难处挺住，脚下自有路。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你这期校对是怎么看的？错了这么多字！”乔主任“啪”地把杂志丢在桌上。
我一看，我看的二十页终校校对上被他又检出了几个错字。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再看仔细些。”校对出错字，做为一个责任编辑真没有任何借口，只有道歉。
“哼，讲你会讲，一转头又是个现样，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在他口里又从“活猪”变成了“死猪”。
“第一期的社外专家校读回来了，检出几十个错别字，肯定都是你看的，这么不认真负责，连个校对都看不好，还在这里搞什么！我已经交到蒋社那里去了，我这是不要你了，你自己爱上哪去自己看着办！”他怒气里带着洋洋得意，认为自己找到绝佳借口赶我走，他会把这事追究到底，坚决要把我这个不合格的编辑退掉。
我一下子手足无措，一本杂志的几十个错字都是我的责任，要蒋社怎么帮我兜？他就是帮我兜，我自己又哪里有脸还在这里待？
“乔主任，来一下罗。”他办公室门打开蒋社站在门口，望了我一眼，对着他说了这么一句又回他办公室去了。
蒋社那一眼给了我力量，他已经把这事捅到蒋社那里，如果真的全是我的责任，刚才被叫去的就该是我而不是他。
过了好一会儿，他回到办公室，满脸地不自然，把刘美女也叫到办公室：“第一期的事我就不追究了。以后责任校对名字要打到杂志上去，出了错字，我叫她跑不脱！三校以后我们三人的校对再交叉看，找到一个错字，扣十块钱，奖给找到错的人，要扣到她工资没得扣！走！”
为什么刚才还气焰万丈，现在又不追究了？后来我一打听，第一期几十个错字，我只有一个标点符号，还属于可商榷的范围，硬错都是刘媛和他自己的。他自己只看十页校对，都还有硬错！
文章标明责任校对对我来说还好些，以后凭职称还有杂志依据。互相找错罚钱，我就不相信我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还会被别人生吞活剥，那才是一肚子书读到狗肚子里了呢！
无非是认真！
每一次校对我都认真仔细地看三遍，把高考找错病句的看家本领全拿了出来。到了交叉校对，我看刘媛的校对真是乐开了花，按这个新政策，我真会发一笔小财！
刘媛的校对跟没看过一样，第一遍校对就已经被我改得“祖国江山一片红”，不仅错别字到处都是，常识错误、引用错漏、排版错误更是数不胜数，真按十块钱一处算，她的工资全给我还真不够！
乔主任自己的校对我也找出了十几处，抵销他找我的错被罚的钱应该绰绰有余，还略有小赚。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不动声色把交叉校对全都复印，然后虚心地去问我哪里看错了，他们找出的只有一两个，还是字典里认可的诸如“琅”同“朗”这样的同体异形字，不是差错。
我把我看的交叉校对交给乔主任，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口不对心地说：“嗯，看得还算认真，到时按季度算罗。”
这样看到第二期，他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罚钱的制度不搞了，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校对实在是个呆事，任何人都搞得好！”
我听了暗暗好笑，当初就不怕影响团结？他这话是抹煞我的功劳，虽然我并不指望发这笔横财，他没意识到他这样说把他自己和刘媛都骂了，他俩不是连呆事都没搞好吗？
“小毛啊，你一篇稿子都编发不出来，你负责的版面都是我在管发稿，以后我就不看校对了。刘编辑要跟着我跑一些外宣，以后校对你看三十五页，刘看十五页。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我说。
刘美女在旁边淡漠冷笑、一声不吭。
拿一样的工资做比别人多的工作，还不能说有意见，这就是制度。谁叫你是局外人，跟他根本就没有平等话语权？
有些亏是打落门牙也要和血吞的。
不管怎样，这一波我又挺过去了，他没有抓住把柄、找到借口把我赶走。
“感恩帮助你的人，因为他使你度过了难关，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感激折磨你的人，因为他锻炼了你的毅力，拓宽了你的净土。”
王尔德甚至说：“世上只有一件事比遭人折磨还要糟糕，那就是从来不曾被人折磨过。”
若干年后我读到这些话想起这段经历，不禁深有感触。如果没有乔主任的“另类激励”，我当初怎么可能抱定离开杂志社的决心？只怕在暂时轻松的温柔乡里越陷越深，像一只被温水煮着的青蛙，一事无成，到老还是个部聘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