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在于心系天下百姓，以克制自己欲望来保持天下人的安逸；后者在于贪图自己享受，让天下人辛苦。二是用人之道在于张弛有度。天下百姓并不是不能使用，而是在使用的同时保持休养生息，也不是一味地让其安逸，而是适当地使用保持国力发展。今天，许多企业对于人才的使用要么是鞭打快马，能干的人被无休止地使用，直到其能量枯竭；要么是不予重用，任由人力资源浪费。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与千年以前的女流之辈相比，也要汗颜几分。第一，“以逸待人”。尽量减少自己的欲望而给员工更多的休整时间，便于企业整体实力的蓄积。第二，“使之以时”。选择恰当时机使用人才，在关键的时候使用人才，确保人才的“力不竭矣”。第三，“用而息之”。不要因为某个员工便于任用就拼命地使用，要注意给员工充足的修养调整时间。
星期四慎股肱无良
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贞观政要行幸第三十七》【译文】隋朝灭亡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君王无道吗？也有辅佐大臣不贤良的原因。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巡游洛阳宫殿，在宫内荡舟游玩之时，对群臣说:“这些宫殿本来是隋炀帝修建的，但由于他贪婪残暴，最终人民不堪忍受，导致天下人反叛背弃，不仅隋炀帝自己身死国灭，而且所有宫殿还都归我所有。隋朝的灭亡虽然与隋炀帝本人的贪婪残暴直接相关，但是，其手下大臣也难逃干系。”唐太宗并非借着隋炀帝灭亡的例子变相推诿责任，而是从客观的角度指出群臣在创造国家太平盛世中的作用。
唐太宗“慎股肱无良”的观念，对于今天企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任何一个企业的创建都不可能完全凭借领导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需要集体共同发挥智慧，需要全部员工的努力。因此，如何培养得力的人才，如何防止干部群体出现无良，与领导个人的能力一样，都直接决定着企业能够走多远。第一，树立整个企业发展成败并非系于领导一人的观念，要求企业干部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第二，对待企业发展中的失败，不能以“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个人英雄主义，替代所有干部都应该承担的责任。第三，企业要发展，必须充分重视企业基层干部的培养，干部群体的无良将直接导致整个企业的破产。
星期五治定
制礼功成设乐，治定制礼。——《帝范崇文第十二》【译文】功业完成，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专力教化。唐太宗认为，天下虽然可以用武力取得，但是管理国家必须依靠礼乐。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因为不明白礼乐的意义，导致群臣争功，纷扰不休。直到后来起用大儒叔孙通，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才使得天下肃然，百姓臣服。刘邦感慨地说:“有了这些章程和规矩，我才明白了做皇帝的威严和尊贵！”所谓礼乐，就是规章、准则和秩序。创业期组织的成员相对较少，组织目的是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一切以市场为导向，运营灵活快速。当组织度过创业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企业规模扩大，人员增加迅速，管理就可能出现真空地带，这样的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组织运营就会失序。要走出这种状态，必须建立系统的规章制度，规范组织成员的言行。当组织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必须制定系统的规范制度，使组织依照规章有序运营。
第四周星期一坚守其事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译文】自古以来，帝王能够为善者，大多数不能够坚持到底。……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悖谬到这样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住功业的证明吗？所以我从来不敢依仗天下的太平安宁，而是常常考虑到危险来使自己警戒恐惧，以此来保全治国之道到最后。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身边群臣谈起汉代刘邦的治国之道。在他看来，刘邦仅仅是当时的一个亭长，在反抗暴政夺取天下的斗争中，能够做到圣明帝王应该做的事情，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事业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刘邦的寿命能够延续更长时间的话，他很可能出现昏庸误国的局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刘邦在位之时，就有过准备废除最初所立太子而另立太子的不合礼法的想法。
唐太宗的这种推断当然无法通过历史加以验证，但其推断中显示的治国之道却非常值得今人借鉴。一是君王是否圣明并不取决于最初创业之时，因为这个时候一般帝王都能够做到艰苦创业、任人唯贤。但当登上帝王之位以后，就往往变得骄奢纵欲了。因此，唐太宗以此警示自己，要想成为圣明之君王，必须在治国之道上善始善终。二是帝王和群臣的关系也随着创业和守业这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创业时期，一般是君王和臣下同患难，因为帝王需要臣下辅佐才能实现事业成功；但当帝王手握大权之后，往往对待功臣无端猜忌，甚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当年吕后诛杀韩信、彭越等人就是一例。今天，许多企业管理者在创业时期与员工的关系往往是“怎么说都行”。但一旦到了功成名就之后，领导对当初共患难的员工们往往就摆谱拿架子，甚至打击压制。如此紧张的关系注定整个企业发展不会长远。要善于处理和员工的关系，要保持最初创业时期的态度对待员工，只有坚守其事，才可能让整个企业始终处于良性运行状态。
星期二君思教化
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译文】如果仅仅有贤良的大臣，而国君不考虑教化，那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教化”与“教育”虽仅一字之差，但其手段的高明程度却远非教育可比。它把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影响等有形和无形的手段综合运用起来，既有皇帝的宣谕，又有各级官员的耳提面命和行为引导，还有立功德碑、树牌坊、传播通俗读物等多种表现形式；既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潜移默化。其效果要比单纯的教育深刻而又牢固得多。
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凡有见识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把教化当作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在这里强调的“君思教化”，一方面，要求加强对普通百姓的道德教育，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统治秩序，以实现长治久安；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起到道德楷模作用，即统治者要以自己的行为为百姓做表率。古之“教化”思想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蕴，但是对于现代的管理者却也有着直接的启发意义。你如果有一批优秀的员工，而作为管理者你却“不思教化”，那么当然“亦无所益”。一方面，要注重对员工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工作效能，并运用各种激励方式和手段提高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要起模范作用，形成强大的感召力。
星期三贤者适度
有节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译文】公道会被个人的感情所淹没，礼义法度会被欲望所减损。骄傲不可以滋长，私欲不可以放纵，娱乐不可以极度，意愿不可以过分满足。这四条，是前代帝王招致福运，通达的贤人深深告诫的行为准则。嗜欲喜怒的情感，对于贤良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是一样的。贤良的人能够节制欲望，不让它超过限度；愚昧的人放纵欲望，经常失去应有的限度。“公道”之所以溺于“私情”，是因为“私情”没有适度，没有加以节制；“礼节”亏于“嗜欲”，同样也是因为欲望没有适度，没有加以节制。
古人云：“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就是说凡事都要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这就是中国儒家道德智慧之精髓——中庸之道。中庸即是适度、理性节制的意思。在中庸思想中，“过”即超过了事物发展度量的界限，必然会引起质的变化。“不及”是低于事物发展度量的界限，而导致相反方向的质的变化。因而，只有中庸才能够保证事物稳定地发展和变化。因而叩其两端而折中的方法，是最为合理的处理事务的方法。对人而言，中庸思想要求人的思想言行都要处中、适度。只有把握适度，思想言行才不至于落偏。但中庸的运用需要极其高超的实践智慧，不能把“中”理解为简单的折中。比如善恶就无法折中，必须要抑恶扬善。但要在善的范畴中把握尺度，度量扬善中的对立双方的不同意见，取其适度的“中”而用之于民。现代的管理者应当秉承这一智慧精髓，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做到适度有节，才能成为真正的“贤者”。守住中庸之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在自己该处的位子，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星期四使君臣常无懈怠
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踪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译文】大臣刚刚被任用之时，都想辅佐国君挽救时势，想追上稷、契的功绩。等到臣子们富贵之后，就只想苟且保全官职爵位，没有再尽忠尽职的了。如果君臣经常不懈怠，各自坚持到底，那么天下就不用担心治理不好，自然可以超越前朝古人了。无论是君王还是臣下，对于兼济天下苍生的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都是一致的。
所以，历代君王登基之初无不奋发有为，试图建立一番超越尧舜的功业；历代臣子被任用之时无不慷慨表示忠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帝王们往往日渐骄纵，臣子们则往往徇私枉法。于是，最初兼济天下苍生的宏图之志化为泡影。追求其中原因，正如这篇魏徵上书所指出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踪于稷、契”，但一旦富贵之后，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可见，帝王治国之道需要特别注意臣子们被任用之后的表现是否出现变化，是否能够坚持最初的政治理想。在考察干部和员工任职情况时，要注意员工任职后与最初承诺的理想是否出现了偏移。同时，领导也要把对员工任职前后工作的考察作为长效工作，坚持不懈怠。
星期五敬以接下
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译文】国君对待臣下，礼节上不可以轻薄。陛下刚刚登基的时候，对待臣下非常恭敬，使得国君的恩惠向下流传，臣子们的谏言也向上禀报国君，君臣都想竭尽全力，心中没有任何隐晦保留的东西。贞观十三年（639），魏徵因为担心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而且认为唐太宗已经逐渐表现出了生活奢侈的作风。为了防止唐太宗重蹈隋炀帝覆辙，魏徵特意上书唐太宗，提出诸多谏言，并以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警示，此劝诫有两点启示意义: 一是“君之待臣，义不可薄”。简单地说，就是君王对待臣子要保持谦虚的礼节，不要傲慢，这是招揽臣子为其卖命的基础。二是“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这是君王对待臣下态度是否谦和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君王恩惠能否向下传达到民间，也影响着臣子们是否愿意说真话。通过对员工真挚的关心，消除员工对领导敬畏而不敢谏言的心理，保持员工谏言之路的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