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星期一垂笃义于将来
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贞观政要礼乐第二十九》【译文】使未成文的规定固定下来，使敦厚和睦之情发扬光大，改变以往浅薄不良的习俗，为后世留下笃守情义的榜样。这几条建议是由魏徵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礼法，他认为需要改变。其实这对于现代管理者建立和完善公司制度同样有现实意义。现在很多公司，特别是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制度尚不健全，也很混乱，员工考评制度、奖惩制度、休假制度等都不明确，公司管理完全是粗放式的。长此以往，公司的正常运转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这样公司的管理者应当先“使无文之礼咸秩”，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管理有章可循，避免管理混乱。历代圣贤都把宽恕别人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标准而大加倡导。
《尚书》说:“有容，德乃大。”荀子主张:“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可见，“能容”乃是君子的必备要素之一。当然这也是管理者应必备的要素，对待员工要有一颗“能容”之心，创造出公司内部的和谐环境，才能使得公司“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给现代管理者的启示就是: 要及时改变公司过去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变公司内的不良风气，使得企业的制度和文化更加有利于公司发展。“垂笃义于将来”意思是说要给后世留下笃守情义的榜样，对企业来说则应当是“垂笃义于员工”，就是管理者要注重对员工进行感情投资，使员工能够感受到管理者的“情义”。首先，要不断完善公司的制度；其次，要努力营造公司内部团结和谐的氛围；再次，要及时改变公司内的不正之风；最后，是要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感情投资。
星期二务本凡事皆须务本。
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译文】凡是处理事情都必须抓住根本，国家以民众为根本，民众以衣食为根本，凡是经营衣食，以不失农时为根本。唐太宗所言的“务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国家之本在于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必须安抚天下的百姓，这是历代统治者最终能否成为圣明之君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没有了人民，国家就是一个空洞的躯壳。因此，唐太宗说“国以人为本”。二是人民之本在于衣食。安抚人民首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要求。三是衣食之本在于不误农时。
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都要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天时和农时是左右农业生产的最根本要素。帝王要解决百姓吃穿问题，就需要特别注意保证农民耕织生产时间，积极为农民耕织生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不失时为本”。唐太宗谈的是天下百姓和农业生产，但这个道理并非仅仅针对治国之道。今天，现代企业管理者同样担负着以人为本的职责。而以人为本并非一句华丽空洞的话，如何做到以人为本，也许应该更多地借鉴唐太宗的思想，切实实现务本。第一，以企业职工利益作为企业之本，不要把企业作为管理者私人财产。第二，企业职工之本在于解决员工基本生活问题，把关爱更多地放在员工现实生活上。
星期三抑情损欲
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译文】要使人民安乐、国家安定，关键在于国君。国君能够无为而治，那么人民自然安乐；国君贪得无厌，那么人民自然困苦不堪。我之所以要抑制个人的情感、减少私人欲望，就是为了克制自己并自勉。“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唐太宗这句话并非是抬高自己。在封建社会，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安危当然系于国君一人身上。国君圣明，则人民必然幸福；国君昏庸，则人民其患无穷。“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此句意在指明君王的作为和人民安乐、国家安宁之间的关联。君王能够无为而治，本来就是以人民安乐为基础的；同时，君王圣明也必然导致人民安乐；而君王贪得无厌，则必然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人民生活困苦不仅导致国家不安定，还直接影响君王的统治。因而，需要君王克制私欲以利于天下安乐。唐太宗因此也“抑情损欲”。注意抑制情感、减少欲望，这不是禁欲主义的死灰复燃，而是提醒自己要对个人欲望加以适当的控制。
星期四吉凶在人
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礼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译文】阴阳禁忌，我不信奉，如果人们的行为都一定按照阴阳禁忌去做，不考虑礼制仁义，想以此求得福贵保佑，那怎么可能得到呢？如果所作所为都能够遵守正道，自然会常常遇到吉利之事。况且吉和凶都取决于人，怎么能借助阴阳禁忌来决定呢？贞观五年（631），臣下上奏唐太宗，皇太子将要举行加冠礼，按照阴阳禁忌去做，应该选择二月作为吉日，于是奏请唐太宗批准调集士兵以供需要。
唐太宗以吉凶在人作为正面回答，要求改变加冠日期，既可以避开农忙的时间，有利于人民生产，还打破了阴阳禁忌对于人的控制。唐太宗所说的吉凶在人的观念，这常常令我们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经典言论:“人是万物的尺度。”事实上，人在天地宇宙之中，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无法和永恒的自然抗衡。但是，“人定胜天”，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创造幸福。因此，当有些人把个人的幸福委托于阴阳禁忌的时候，智者提倡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创造和争取幸福。唐太宗就属于这样的智者。现代企业面对残酷的商业竞争，可谓吉凶难测，如何避凶得吉，从根本上说，还在于企业自身。企业的未来发展永远取决于企业自身，不可预料的因素固然存在，但是，不能因为偶然因素而拱手把命运交给吉凶预测。
星期五欲天下富贵
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译文】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恩惠，使他们大富大贵。贞观十六年（642），天下粮食丰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价格每斗值五枚钱，最便宜的地方才值三斗钱。看到粮食丰收，百姓生活充裕，唐太宗非常高兴地对身边大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老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现在粮食丰收，身为天下百姓父母的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不仅如此，我内心常常想对百姓施以恩惠，让他们全部得到富贵。”从表面上看，唐太宗的想法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因为皇帝既然为天下百姓之父母，那么，父母去照顾子民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呢？但问题却是，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对于无数帝王而言却无比艰难。许多帝王不仅没有承担起照顾子民的义务，相反，还残酷地压榨和剥削人民，导致天下百姓生活痛苦不堪，乃至民怨沸腾、起义暴动。可见，让天下子民生活得以安定保障，尚且如此艰难，何况寄望他们大富大贵呢？这样看来，唐太宗的“赐天下富贵”，无疑是非常难得的。不仅要致力于解决员工的生存问题，还应该有欲使其富贵之心。
第二周星期一用法宽简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须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人死了就不能再活过来，因此执行务必宽大简约。据历史记载，从贞观元年（627）到贞观四年（630），全国被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刑罚都要被废除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唐太宗宽松简约的刑罚，也证明了唐太宗“用法宽简”思路的正确。中国历史上主张严刑治国的帝王不计其数，姑且不谈夏桀和商纣，单就秦始皇而言，重用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以严刑重罚治理天下，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秦始皇万世统治的梦想，反而导致秦朝成为极其短命的王朝。由此证明了依靠刑罚治理天下思想的失败。唐太宗对历史上帝王暴政身亡国灭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深感亡国之痛与帝王苛政的关系，由此主张用法宽松。这既是为了维护帝国统治的稳定，同时，也在客观上反映了体恤人民生活饥苦的民本思想。第一，规章制度的制定宜宽松不宜严厉苛刻。第二，执行处罚规定要尽量坚持人性化原则。第三，用法宽松并不是姑息纵容违规者。要具有正确评估违规事件后果的能力，对于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责任人的处理，绝不该宽松迁就。
星期二勿以天下奉一人
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译文】本来让帝王承受天命，目的是拯救落入困境中的人，让他们能够亨通；帝王应将过错归罪于自己，把爱心施加给人民。日月的光芒不会偏照，大公无私的人不会偏袒。所以是一个人治理天下，不是让全天下侍奉帝王一个人。贞观二年（628），时任幽州总管府书记兼中书省的张蕴古向唐太宗呈奏《大宝箴》，以此劝谏唐太宗。此言论的意义可以分成如下几个层面: 一是帝王应该承担的职责在于“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在臣下们看来，帝王固然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要以履行拯救落入困境中的人民为前提，要以人民生活幸福为目标。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臣下劝诫唐太宗要有把错误归咎于自己的自觉反省思想，不要迁怒于人民，而是要以爱心推及天下。二是帝王应该达到的境界是“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臣下向唐太宗劝诫治国需要大公无私，不偏袒亲戚。三是帝王对自己的认识和反省应“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臣下劝诫唐太宗的经典之语。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普遍地认为，一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应该得到所有人的侍奉。所以，领导者往往心安理得地享受员工们对他的尊崇，久而久之就将引发骄傲自满的思想。第一，现代企业管理者要以“拯溺亨屯”为己任，把权力和义务对等化。第二，对待企业经营中的失败，要有“归罪于己”敢于承担责任的魄力，不要把责任推卸到员工身上。第三，牢记“一人治天下”的职责和义务，消除“以天下奉一人”的自我满足心态。
星期三勿谓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