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仁义治国并不排斥刑罚，但是，仁义为本，刑罚为末，本末不能倒置。如果以刑罚作为治国之本，那么，不仅远离了仁义治国之道的宗旨，还把仁义治国引向了暴君灭亡之道。二是刑罚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仁义治国，换言之，治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除刑罚。这正如魏徵以马鞭比喻刑罚一样，当马儿自觉奔跑之后，马鞭就没有了用武之地。那么，当国家实现仁义之后，刑罚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三是仁义治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抛弃刑罚，而是需要刑罚作为手段。这样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帝王屡屡赞同仁义但无法施行的根本原因了，即在弱肉强食的武力纷争时代，帝王们担忧仁义治国会导致国破身亡的下场。其实，并非仁义治国之道有问题，而是他们把仁义狭隘化，没有正确认识仁义和刑罚的关系。现代企业大都强调严密的分工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待犯错误的员工往往严厉惩罚。这固然能够警示员工，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这或许与现代管理领导人没明白“刑罚不可致理”有密切的关系。坚持仁义的同时，并不放弃相配套的惩罚措施，但是，不应该把惩罚作为管理员工的目的，惩罚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
星期四善恶在于君
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译文】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权威，是用来统治他人的。人的生长过程如同金属在炉中冶炼，方圆薄厚都随着冶金工匠的需要而确定。所以，世道的善恶，风俗的薄厚，都取决于国君的作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先秦圣贤要求德化修身，但是，对待修身立德，古人崇尚的是对待自己严格要求，而尽可能地宽容他人。如果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说，统治者修身立德与否，就直接关系到能否平天下的治国之道了。上面的这段话，其核心意义不外乎如下几点: 一是德修己、威治人。古代圣哲向来要求对内修身、对外树威，其合理意义在于，道德修身是基础，通过修身养性，自然可以对外树立威信。
而一个帝王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个人道德的完善，而是能够治国平天下。因此，所谓的权威是用来统治他人的，只能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二是个体成长的过程取决于后天改造。古人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身为天下百姓之父母的帝王，当然就成为改造天下人民的管理者。如果把天下比作一个巨大的熔炉，那么，帝王就是操控整个熔炉的冶金工匠，天下百姓能否在这个熔炉中得以成才，完全取决于工匠的水平。三是世风善恶、人情冷暖皆取决于帝王对内修身、对外树威。唐太宗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稳固江山，坚持善待人才，为此他在宫城西边修建了一座文学馆，专门用以接纳四方的文士。凡是博学之士，皆可前来投奔。而唐太宗不仅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常常和他们一起探讨学习，这对唐太宗自身修养的提高以及朝臣德行的养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用规章制度约束员工的时候，对自己进行道德约束；对员工实行权威的时候，反省自己德行是否与权威相称。
星期五勿上下通相疑
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译文】主管部门因为这种人情而怀疑官吏们徇私枉法，君王又因为这种人情而怀疑主管官员营私舞弊，这样君臣之间上下相互猜疑，要想让臣子们竭尽忠心，树立节操，难啊。古人有言“官官相卫”，岂不知官僚集团内部钩心斗角、派系斗争更甚。由于人情无处不在，部门之间往往因为这个而相互怀疑，这其实正说明了人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同时，魏徵也以此劝诫帝王，即使太平盛世，也无法杜绝官场中的人情钻营。这是劝谏的第一层意思。不仅如此，君主和臣属之间还存在着相疑的问题。最高统治者一旦怀疑官员们结党营私，并且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得以验证，那么，整个官僚集团内部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就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当下，无数管理者处处留心各个部门负责人是否忠诚，而部门负责人也往往怀疑上级是否真诚待己。其实，无论是整个团队的最高领导还是基层干部，都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实猜忌，而仅仅是出于对世俗社会人情的忌惮。这样，整个团队当然无法取得很好的业绩。应该修身立德，而不是以权压人。
第四周星期一重赏轻罚
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译文】奖赏应该从重，惩罚应该从轻，君王应该宽厚仁义，这是历代君王通用的规矩。刑罚的轻重，恩情的厚薄，让百姓想念还是让百姓痛恨，这两种做法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古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奖赏对于人的积极性的刺激，并不仅仅在于满足物质需要，还在于满足每个人的荣誉感(哪怕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所以，历代帝王对臣下的奖赏，成为行之有效的惯例，不仅以此唤起臣下为主子卖命的热情，还成就了帝王赏罚分明的荣誉。魏徵劝诫太宗重视赏赐正是建立在这个合理的意义之上的。有赏必有罚。惩罚同样可以刺激人上进。
不同的是，惩罚刺激人上进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畏惧的心理，而且，对犯错误者进行惩罚，也能够让被奖赏者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更为强烈。但是，与从重奖赏相比，惩罚并不宜太重。当对于人的惩罚过于严厉，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能够承受的心理极限之时，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就会彻底消解惩罚警示人的意义，因为惩罚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一个人，而是要挽救一个人。由此，魏徵说“罚宜从轻”。在奖赏从重、处罚从轻的利害关系比较中，我们很容易获得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君王治国应该坚持宽厚仁义，否则，只能导致轻赏重罚。现代企业往往制定诸多相关规章制度作为奖惩标准，但是，究竟孰重孰轻，却没有比较权衡的标准。魏徵劝诫太宗重赏轻罚的管理思想，可以成为参考。在按照规章制度奖惩员工时，需要注意: 第一，奖励从重，惩罚从轻。第二，多鼓励，少批评。
星期二无不可理之民
臣又闻之，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者。——《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译文】我又听说，没有一直混乱的国家，也没有无法治理的百姓。早在孟子时代，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魏徵在这里又提出了宝贵的“无不可理之民者”的论断。其现代启示意义有二: 一是“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并非国家没有长期混乱的状况，百姓没有不可治理的情况。综观中国古代历史，国家处于长期混乱分裂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
因此，此处所谓的国家无常乱、民无不可理，并非前面所说的状况，而是指国家是否混乱、百姓是否教化都取决于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二是“无不可理之民”，强调了治国之道存在着方法上的优劣高下之分。不遵循治国之道，国家必然混乱，人民也就难以治理。君王的职责就在于让国家无乱，让百姓不再无法治理，这既是帝王的责任，同时更是魏徵等臣下们对太宗的劝勉和希望。今天，许多管理者要么批评接管的企业为不可救药的“烂摊子”，要么指责员工素质太差不可理喻，而不去反省作为领导本来就有义务让烂摊子起死回生，让员工同心同德。试问: 治理一个企业难度再大，能比治理一个国家更难吗？正视现实困难，而不是抱怨困难太多，推卸领导责任。
星期三罪己
今罪己之事未闻，罪人之心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译文】现在君王们责备自己的事情没有听说过，而责备臣下之心不已，这就深深违背了君王应怀有恻隐之情的原则，并且开启了奸邪之路。古代帝王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因为自己处理不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帝王们也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大臣。因此，自古以来，很少有帝王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魏徵此言无疑在告诫太宗，不能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而否认自身不足的现实。既然一个人不能从自己身上发现错误和问题，那么，就必然导致“罪人之心无己”。不仅帝王们常常这样，这也是天下人普遍具有的缺点。为此，需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学会宽以待人。魏徵此言的深刻含义在于，不仅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还要对别人宽容。否则，仅仅严格律己而不宽容他人，对于天下百姓而言并无根本的恩惠。在指责他人犯错之前，需要反省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既有利于公正处理问题，也堵塞了奸邪之路。对待他人，少一点责备，多一点宽容，不仅是为了整个团队和谐关系的建立，更是从根本上坚持管理者本应该具有的恻隐之心。
星期四源浊勿望水清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贞观政要诚信第十七》【译文】流水的清浊，关键在于水源。国君是政令发出的源头，臣子百姓好比是水，如果君王自己奸诈，而要求臣子行为正直，这就好比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这是在道理上讲不通的。贞观初年（627），有人上书唐太宗请求消除朝内奸佞之人。唐太宗问：“你如何知道哪些人是奸佞之人呢？”上书之人回答：“只要陛下您假装发怒来试验一下群臣，如果不惧怕您发怒，仍然能够直言进谏的就是忠臣，如果顺从陛下情绪奉承的，就是奸佞邪恶之人。”针对如此“引蛇出洞”的谏议，唐太宗当场表示不可。其原因在于，君王作为政令的发出者，本应该像流水之源一样保持清澈，这样才能让臣子和人民走正直之路，如果帝王自身奸诈，岂能让臣子保持忠义正直呢？唐太宗的“源清水自清、源浊水自浊”的治国理念，相对于此前的帝王而言，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今天，许多企业管理者自身喜好奸诈权术，部下员工个个敢怒不敢言，而领导却沾沾自喜自己的管理能力，殊不知这样做只能让正直员工要么离开，要么同他一样。只有管理者自己正直无邪，才能让员工们以此为榜样。
星期五言而有信
然而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贞观政要诚信第十七》【译文】如果说出的话而不实行，这就是言而无信；法令制定而不遵从，这就是没有诚意。不被实行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道德，对百姓来说就会导致杀身之祸。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有德有才的君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至今，诚信做人是一贯的道德准则。贞观十年（636），魏徵上书唐太宗讲述做人应该言而有信，其中意义可以分成如下几层: 一是“言而不行”则无信。古人说覆水难收，故君子应慎言慎行。这并非是对语言修辞的过分苛刻，而是对于话说出去能否兑现的谨慎态度。天下百姓如此，帝王更应该树立言而有信的道德形象。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二是“令而不从”则无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国家制定法规就需要天下人共同遵守，但是，由于人情裙带关系等原因，往往是法律面前天下人并不平等。由于法规是帝王将相们制定的，如果无法公平遵守必然让天下人对制定法律的诚意表示怀疑。此所谓有令不行、诚意尽丧。三是“不信之言、无诚之令”祸患无穷。不讲信用、不遵守法令，既表明立言者、立法者本人道德品行的低下，同时也形成巨大的祸患，即所谓“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这就造成了民众对国君的信任危机。企业中，管理者往往要求员工做人讲信用、做事遵守规定，但是，领导者自己往往许诺之后却不兑现，甚至信口开河。违反企业规定的人员，往往因为和领导关系亲近，或者领导个人的好恶，而出现了有法不依的不公平情况。这确实需要现代企业领导者好好反省。第一，领导不要对员工轻易许诺。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许诺，能做到的要及时兑现诺言。第二，在小事上更要注意言而有信。细节决定成败，细节更决定员工对领导的信任程度。第三，对待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员工，要做到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不掺杂任何各人好恶，要就事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