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译文】幼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不了解人世间人情真伪，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执政后多发生祸乱。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问大臣们:“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传位到子孙时，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上述的话就是房玄龄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综观历史，不难发现，首创基业的君主之所以能够克己为政、施行仁义，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战乱，了解天下百姓对君主的要求，顺应民意；深深知道现有的基业来之不易，常怀忧患意识。而他们的子子孙孙，自幼养尊处优，对开创基业的艰难没有感性认知，仅仅靠前人的讲解和教诲，起不到真正有效的作用。管理者要想提升员工素养和技能，必须为他们提供练习和锻炼的机会。尤其是对于公司管理层，必须让他们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员工的诉求。鼓励和要求管理层深入基层，深入现场。
星期三善少亦足
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如果任用的是贤才，即使人少也足够；如果所任用的不是贤能之人，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也把没有选到贤才做官，比作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如何选择、任用官吏，这是摆在每个帝王面前的大事。唐太宗曾对宰相房玄龄说，官吏担当的是管理天下百姓的重要职责，如果选拔任用不得当，不仅无法履行其职责，还会祸国殃民。那么，如何选拔和使用人才呢？唐太宗对此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想法。一是德才兼备。
唐太宗特意为宰相留出时间访求贤才，对于那些品德高尚、才能突出的人士，经过宰相推荐后，唐太宗就会委以重任。由此使唐朝初期大批人才集中到太宗手下，“贞观之治”的繁盛局面遂顺理成章得以实现。二是精兵简政。唐太宗对官员的选拔任用并非是简单的多多益善，而是追求“人不在多而在精”。为此，唐太宗精简全国的官员人数，据资料统计，当时全国文武官员仅为640人。官员人数的精简，既减少了国家俸禄开支，大大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不合格的官员被斥退，贤能的人被任用到需要的职位上，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扭转了窝工扯皮等不良官场作风。这也是贞观年间天下大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优秀的领导不仅要善于笼络、选拔人才，更要任用得当。
星期四定位清晰
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闻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你们身为仆射，应当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寻求察访贤明有智慧的人。近来听说你们听取和接受诉讼的状子，一天之内竟达到数百件。这就是阅读公文已经没有空闲，哪里还能帮助我寻求贤士呢？这段话是唐玄宗在贞观二年（628）对房玄龄、杜如晦说的。唐太宗认为他们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于是下了一道诏令，要求只有重大的案件才能上奏给房玄龄和杜如晦，其他细碎的事务则交由相关部门去处理。唐太宗的这个做法值得管理者借鉴。在唐太宗看来，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人，应当将主要精力用在辅佐君王、为君王求贤纳士的工作上，因为这些事情相比于听取和审理诉讼的事情更有价值。身在什么职位，就应当做与该职位相符合的事情。很多新任管理者不能有效地转化角色，仍旧将自己定位成业务能手或技术专家等，不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带领团队取得成功的事务上，结果成为一名失败的管理者。管理者应当准确定位，不要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去干涉下属的正常工作。
星期五悉景行，获善人
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近来发现吏部选拔任用官员，只看他们的言语辞令和文章，而不全面地考察他们的品德行为。几年之后，有些人的劣行恶迹开始暴露出来。即使对他们严厉惩罚，甚至诛杀，但是，老百姓已经深受这些不称职官员所害。如何才能挑选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呢？贞观初年（627），唐太宗对负责选拔任用官员的吏部尚书杜如晦谈及人才选拔之道，指出当下朝廷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杜如晦在选择官吏上，能够更全面地考察每一个官员，以免误国误民。唐太宗对选拔官吏弊端的认识，可谓明察秋毫： 一是官员才能评定的标准有漏洞。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严重制约着政府的选才观念。
在科举制度下，文章水平的优劣、语言辞令的高低，成为衡量一个人才能的最根本标准。这样的标准无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严重混淆政治管理和文学才能之间的界限。这是没有“悉景行，获善人”的第一个表现。二是官员任用监督体制不健全。在唐太宗看来，有些官员最初的表现确实非常优秀，但是，他们把自身的缺点完全隐藏起来，在蒙蔽了选拔官吏、如愿获得升迁之后，其恶劣本性才得以暴露出来，由此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官吏的保障制度，导致许多被任用的官吏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这是没有“悉景行，获善人”的第二个表现。公司领导在选拔任用人才之时，不仅要察其言，还要观其行，不要被夸夸其谈蒙蔽。对待刚刚被任命的干部，以及新招收的职员，公司领导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继续加以考察，虽然用人不疑，但是，并不等于放手不管，否则有可能给公司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第三周
星期一为官择人
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才，决不可在仓促匆忙之中任用人才。古语云，临危受命。这句经典用人之道在数千年历史中，一直被曲解为“临阵磨枪式”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并大获成功。不可否认在特定的危机情况下，政府没有充足的时间去仔细考察，这种仓促用人的方式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不为过。但是，在和平时期再这样就有问题了。唐太宗从古代用人之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指出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其深意有二: 一是选拔人才必须根据职位所需。治理国家需要不同人在不同职位上的贡献。那么，当职位被确定下来以后，朝廷就应该按照具体的职位挑选人才。
这种理念的好处在于，大大减少了选拔人才过程中的盲目性，而且，可以提高选择人才的效率，只要把具体职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制定成一个标准，那么，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筛选出适合某些职位的人才了。这是唐太宗择人的聪明之处。二是选拔人才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非常审慎地考察官员，而不是仓促任命。唐太宗历经战乱，实现天下大治，对于战乱与和平时期的人才选拔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经验。再看当下，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公司，经常能看见突击提拔、任命干部的情况，固然不可一概否认其合理之处，但是，唐太宗“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的用人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应该为人才的选拔树立一个标尺，根据团队的需要来筛选人才。否则，天下人才熙熙攘攘，如果不是为我所需要的，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
星期二赏罚不可轻行
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任用一个有德之人，善人就会受到鼓舞；误用一个恶人，坏人就会竞相投机钻营。奖赏与功劳相当，无功之人就会自动退缩避让；惩罚与罪过相称，作恶的人就会心怀警惕恐惧不安。所以，赏罚之事不可以随便施行，用人尤其应该慎重选择。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魏徵谈起国君用人应该慎重。仔细梳理唐太宗上述用人管理之道，不难发现: 一是注重用人得当与否对于其他人的影响。从表面上看，选拔任用一名官员是否得当，只不过是领导者和被任用人之间的关系，对其他人即使有影响，也不至于如何严重。
但是，在唐太宗看来，任用有德之人，不仅可以让其充分发挥才能，还可以对普天之下所有的有德之士产生巨大的劝勉激励作用；反之，误用恶人，将导致更多的恶人投机官场。二是坚持“赏罚不可轻行”的原则。一方面，因为赏罚轻行容易导致刑罚泛滥，甚至制造冤案、错案；另一方面，赏罚轻行的后果还将导致对整个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摧毁，让贤才心生畏惧，让恶人肆意妄为。第一，赏罚必分明公正。既要学会挖掘人才，也要学会责罚。无论是奖赏还是惩罚，都应该坚持慎重的原则，做到不赏罚则已，赏罚必分明公正。第二，赏罚对事不对人。领导对员工的赏罚都要针对工作，戒除个人喜好情绪，不要因人而异。第三，赏罚要有效，不要过于频繁。奖赏固然令人高兴，但是，太多则滥，失去奖赏价值；惩罚固然令人敬畏，但是太多必失庄重。
星期三才行俱兼
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贞观政要.择官第七》【译文】即使这样的人不能做成大事，只是因为能力不济，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如果误用了坏人，假如他精明能干，危害就非常多了。在天下混乱之时，只求有才能，不考虑品行问题，但是，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当天下太平之时，必须是才能和品德都好的人，才可以任用。何谓人才？自古以来说法不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现实中，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么，究竟如何抉择取舍呢？魏徵为唐太宗进行了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并指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一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用今天的话说，这类人属于“有德无才”的“次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