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神和超人到普通人形象
人类早期艺术大抵从神话衍化而来，所以出现许多神的形象是并不奇怪的。神话传说和早期诗歌、悲剧中的神，都是超凡入圣，神通广大，无与伦比。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氏开天辟地，女娲氏炼石补天，夸父与日竞走，后羿射下九个太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是地母之子，力大无穷，战无不胜，后来敌人把他高举空中，离开大地，隔开他神力的来源，这才把他扼死。后起的艺术，虽然从神事渐入人事，但人事仍然与神事相联系，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描写的特洛亚战争，虽然是人与人的战争，但特洛亚人和阿耳戈斯人双方都有神助，而且那些英雄们一个个都是超人，非常人可比。中国艺术中，也喜欢让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与神攀亲，《诗经·生民》中描写周人祖先后稷，是他母亲姜嫄踩着上帝的脚拇指印感孕而生的，生下来之后，就很神奇：“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冶《史记·高祖本记》描写刘媪在田野里，突然雷电交加，有龙伏其上，于是怀孕，生了刘邦，可见他原是龙种，后来还有醉后斩白蛇的情节，更证明他是黄龙之子，说明来历非凡。
除了与神挂钩之外，古代艺术中的主角们大抵都是名门望族，并非寻常百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论及希腊悲剧时，就说过：“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冶中国古代作品的主角也大都是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决非寻常之辈。这种倾向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直至近代市民文学的兴起，才逐渐让位于普通人的形象，连卖油郎、小村童也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到得“平民文学冶、“革命文学冶流行，则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悲苦生活为时尚了。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冶。
但是传统的势力仍是相当强大的，你只要看看现在的出版物，还常常渲染作品主人公出身于“名门世家冶，或者是什么“最后的贵族冶之类，似乎这样身价就高人一等，可见旧意识之浓厚。
表现对象的选择，反映了时代审美意识的一个方面，而同时关系着表现方法的变化。
二、从过实描写到如实描写
为了把人物写成超人，必然要进行神化，在表现方法上就难免言过其实。这种绝对化的方法，当然也同样施之于反面人物，于是在艺术作品中好人是绝对的好，坏人是绝对的坏。上古时代作品中的神人当然不必说了，就是近古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同样也用的是这种方法来塑造。鲁迅曾批评《三国演义》描写手法上的缺点道：“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冶这样写法，有时效果会适得其反，“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冶；“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冶淤。
随着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哲学上想把人复归于人自身，在文学上也追求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如实地描写人物形象，特别是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这种造型方法的变化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我国，明代的话本《三言》、《二拍》以及长篇小说《金瓶梅》就显示了这种变化，而清代小说《红楼梦》则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鲁迅称赞道：“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冶于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艺术上造型方法的演变更不可能截然划分。新的写法出现了，旧的写法仍旧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突出。比《红楼梦》迟出的《野叟曝言》（夏敬渠作，光绪初年出版），在绝对化的描写上远比《三国演义》为甚。书中写主人公文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闲步岐黄，肩随仲景。冶此人简单汇集了人类各种才能，而且连生殖器官也比常人奇伟，无疑是个超人。他崇奉名教，排斥异端，位极人臣，姬妾罗列，儿孙繁衍，六世同堂。凡士人意想所能及的荣华富贵，都集中在他身上了。这部作品，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只是突出地反映了当时所谓‘理学家爷之心理，表现出他们的理想和追求。
这种历史反复的情况，在西方文学中也常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批评同时代某些作品将政党的领导人描写成“脚穿高底靴，头上环绕着光轮冶淤上述意见见于《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的形象，认为“在这些神化的拉斐尔式的肖像中，描绘的全部真实性都消失了冶淤。
但历史总是前进的，艺术总是发展的，就总的趋势看，神化、绝对化的写法渐趋淘汰，而如实的描写成为艺术家努力的方向。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日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历史的趋向：“我们写我们的小说，虽说已不像以往那样笨拙了：大恶棍便是大恶棍，大好人便是大好人。但是，终究还是笨拙得可怕，只会用一种色调。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好的方面决不可能像我希望别人看待我的那样，坏的方面也决不可能在我生气或者被人欺侮时看待别人的那样。冶于从这种历史趋向看，“文革冶期间所提倡的“三突出原则冶，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和对于英雄人物的“高、大、全冶的描写手法，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方法上的倒退，即从五四以后的现代化艺术中，退回到古代去。而这种倒退的现象，并不从“文化革命冶期间开始，只是在这时被强化了，并在理论上加以系统化了。影响所及，直至今天的出版物中还不难看到它的痕迹。
三、从类型化到个性化
古希腊文论中尚无完整的典型论，无论是柏拉图所说的“美得绝无仅有的典型冶，或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普遍性的事冶，都不过是典型论的萌芽而已。但可以看出，他们强调的是普遍性，而不是个性。古罗马的古典主义批评家贺拉斯，在他的《诗艺》中谈到人物塑造时，类型化的倾向就更明显了。他强调的是年龄类型的特点：“所以，我们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冶盂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者布瓦罗在他的理论著作《诗的艺术》里则说：“为着使我们入迷，一切都拿来利用，一切都有了灵魂、智慧、实体和面容。任何抽象的品质都变成一个神祇：弥涅代表英明，维纳斯代表妍美。冶这里所强调的代表性，也还是从类型上着眼。这些理论都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指导创作实践。所以那个时候的创作，类型化倾向较重，无论写英雄人物或奸邪小人，写法几乎是定型的。作品中的人物，常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13页。
于《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第82页。
盂《诗学·诗艺》，第146页。
常是某种善行或恶行的代表而缺乏鲜明的个性特点。即如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作品，如《悭吝人》中的阿巴公、《伪君子》中的达尔丢夫，也是如此，这只要将阿巴公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同类人物葛朗台老头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阿巴公是如何缺乏个性了。
近代文学典型论上的个性化要求，是与个性解放思想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自由贸易，在思想上则要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种历史的要求在哲学上和文学上都得到了反映。黑格尔在哲学上强调“这一个冶，他说：“意识是自我，更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纯粹的这一个；个别的（自我）知道纯粹的这一个，或者个别的东西。冶而且认为，“这一个冶就能表现普遍和一般：“我们所说的是：‘这一个爷，这就是说，普遍的这一个，或者当我们说：它存在时，亦即是说一般的存在。冶淤而歌德则在文学上强调个性化，他说：“这个课题确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我知道实是难，但是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模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模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你也不用担心个别特殊引不起同情共鸣。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因此各种现象都经常复现，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只出现一次。冶于当然，强调个性化的远不止歌德一个。而近代文学上出现了那么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则与这种个性化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四、从单一性到丰富性
用绝对化、类型化的方法写出来的人物性格，必然是单一性的，因为它往往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余。只有按照实际生活如实地描写，而且强调鲜明的个性特点，才能写出性格的丰富性。马克思认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最大缺点是“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冶，而建议作者要“更加莎士比亚化冶盂；而恩格斯则提醒拉萨尔：“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冶榆什么是“莎士比亚化冶呢？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淤《精神现象学》上卷，第64、6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着重号原有。
于《歌德谈话录》，第10页。
盂1859年4月19日致拉萨尔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5、554页。
榆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8页。
性冶。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注意性格描绘方法的历史变化，要求扬弃单一性的描写，而把性格描绘得生动些、丰富些。
要达到性格描绘的丰富性，就不能孤立地描写性格的某一特点，而要写出生活各方面的辩证关系。鲁迅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花果和枝叶，他批评只突出花果而不要枝叶的写法道“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冶他的结论是：“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冶淤鲁迅的见解是符合辩证法的。强调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是要抹杀他的特点，而是使他的特点有了存在的依据。单一性的性格，是单薄的，缺乏立体感的，因而也是站立不住的。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倡写“浑圆人物冶而反对写“扁形人物冶，大概也是此意。他认为，扁形人物虽然特征明显，容易被人认出来，但毕竟比较单一，而浑圆人物却是个多面体，能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这是值得重视的见解。
淤《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