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和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四海为家的人生中，总共有三段旅居意大利的经验：一战爆发前在加尔达湖区（1912年—1913年），一战结束后在西西里岛（1919年—1922年），以及晚年养病在佛罗伦萨（1925年—1927年）。《意大利的黄昏》是劳伦斯的第一部域外游记，见证了他与意大利的初次相遇，也记录了作者在旅途和客居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思。
话说从头，劳伦斯与意大利的缘分还得回溯到1912年。那年4月的某天，他应邀参加了一场家庭餐会，而设宴的正是他原先在诺丁汉大学的法语教授威克利。当时，劳伦斯仍未走出丧母之痛，而感情生活又颇多纠葛，加之肺病二度来袭，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最潦倒、最失意的人生低潮。然而，就在那次餐会上，女主人的出现似乎让他的生活瞬间发生了逆转。弗里达·威克利，出生于德国的贵族家庭，20岁那年远嫁到英国。她与教授结婚12年，育有二女一男。相比之下，劳伦斯非但出身卑微，而且27岁的他还比弗里达年幼5岁。然而，就是这一眼之缘，立刻点燃了爱情的熊熊火焰。只过了三个星期，两人便开始密谋私奔。5月3日的下午，这对叛逆的爱侣怀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怀揣着仅有的11英镑，坐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弗里达打算直奔德国老家梅斯，将这重大决定告诉家人，顺便参加父亲军旅生涯50周年的庆典。5月7日，劳伦斯和弗里达在梅斯镇上闲逛，不料竟被当地军方扣押，罪名是私闯军事设施、意图窃取情报。不过，所幸弗里达的父亲德高望重，经他的求情，劳伦斯于次日即被释放。可是，既然已有英国间谍的嫌疑，劳伦斯决定还是暂且离开这是非之地。然而，热恋中的男女到底经不住相思的煎熬，于是，不久两人又在慕尼黑重聚。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在城郊租下了一间小套房，共度了天堂般美好的一段蜜月。可是，这样的日子毕竟过得太清苦。他们省吃俭用，两个月花费还不到10英镑，可仍然入不敷出。于是，在弗里达姐姐的建议下，他们毅然决定移居到生活费用较低的意大利。
8月5日，两人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旅程；他们只知道一直向南，因为据说阿尔卑斯山的南麓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劳伦斯和弗里达将三箱行李先行托运到奥地利南部的里瓦，而自己则打算徒步旅行。他们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遭遇了各种恶劣天气，饿了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酒精炉，胡乱煮些吃的聊以果腹，困了就找间干草棚倒地而眠。好几次，弗里达实在受不了那委屈和折磨，两人也会坐一趟火车。不过，艰辛的旅途也一样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在荒废的古驿道上，在山顶积雪的映照下，沿路的十字架与基督像渐次映入了眼帘。在巴伐利亚，它们的模样陈旧、灰暗又抽象，基督则完全是德国农夫的模样。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躯体仍旧完美、贞定，成就了其永恒的存在。沿着伊萨尔河[1]溯流而上，奥地利境内的十字架大多更为硕大、醒目，基督的面部和身体在在表现出极致的痛楚和完全的死。在这里，基督象征着死亡的幻灭与终结，而他的雕像也折射出人们对死神与痛苦手段的崇拜。再翻过阿尔卑斯山绝顶的关隘，进入南麓的蒂罗尔山区[2]，这里的基督像更为多样：有的姿态优雅，在十字架上表现出自豪与满足；有的则纤弱而感伤；还有的毫不掩饰肢体的伤残，脸上甚至露出忿恨的表情。凡此种种，无不引发劳伦斯的思考：何谓存在？永恒的存在与人世究竟有何关联？夏日的某个午后，山里突然下起雷阵雨，劳伦斯目睹主人一家如何匆忙将铺晒的干草抱回草棚。冰冷的雨水浇淋在劲健、温热的身体上，干草的暖香则由怀中沁入到心脾。“这是十分愉悦的体验，是各种身体感受火热的交融。它让人心驰神醉，就像吞食了催眠的仙丹……”似乎就在这一刻，他感受和领悟到了存在的根基：艺术、宗教和劳动，人世的一切全都基于感性经验；生命是体温，是热血，是肉体的感知，理性与智识也无可替代。而这所谓的血性意识，除了驿道两旁的基督像，在山里还有它对应的自然象征——山巅的皑皑白雪以及它在天心投射的辉光和异彩。那是恒常不变的存在，人生与世间的一切经验无不向着它涌动、变幻。劳伦斯后来将这段旅程记录下来，一共写了七篇札记，其中“蒂罗尔的基督像”改名为“山间的十字架”后收入了本书。
翻越过重重高峰与道道关隘，劳伦斯和弗里达终于进入了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目的地意大利已经遥遥在望。有一天，他们来到奥地利南部的特伦托，在街上看见一张加尔达湖的旅游海报，瞬间就为画中的美景所倾倒，于是两人当即买了一本意大利语词典，跳上火车赶赴行李的所在地里瓦。8月26日，他们顺利到达里瓦，为期三周的艰难征程终于划上了句号。然而，两人携带的23英镑旅费此时已只剩下一英镑。他们在当地的廉价客栈租了个房间。因为手头实在拮据，两人只好用自带的酒精炉偷偷在屋里做饭。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无力支付低廉的房租，于是两周以后，只好搬出客栈、继续南下，到意大利北部的农村里寻找落脚的地方。劳伦斯四下打听，据说加尔达湖西岸倒是有座名叫加尔尼亚诺的小村，那里房租很低，又依山傍水，实为休养栖息的好所在，只可惜地处偏僻，且仅有水路相通。不过，穷途末路的劳伦斯和弗里达也顾不得这些了；他们只想尽快给自己找个安宁的爱巢，开始新的生活。于是，9月10日，两人满怀希望乘坐汽船来到了这里。加尔尼亚诺果然风光秀丽宛如天堂：湛蓝的加尔达湖近在眼前，巍峨的巴尔多山矗立在对岸，如此雪峰、大湖相映成趣，尽得自然之妙。因为月租只要3个基尼，于是他们便慨然在附近租下了一座花园别墅的一层。
这座“宝琳居”的主人名叫彼得罗，是个家道中落的乡绅。他贪婪、骄矜，可是面对世道的衰微却又无可奈何。夫人婕玛也是德国裔，比他年轻许多，可是，两人结婚多年并未生儿育女，感情上早已貌合神离。一条松弛的美国专利门弹簧、一扇怎么也合不拢的大门，不但暴露了旧世界面对现代文明入侵的窘境，同时也象征了两性关系的挑战与危机。尤其是意大利人对孩子的敬爱，在劳伦斯的眼里，几乎是一种倒错的阳具崇拜。在“柠檬园”一文里，劳伦斯几乎是跳跃性地联想到了所谓意大利之魂的问题。通过爬梳中世纪以降的精神史，比较欧陆南北的文化传统，他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无限观”：异教的（如意大利）和基督教的（如英国）。前者以米开朗琪罗为典型，认为感官和肉体是可以自足的目标，强调感性体验的绝对性和神圣性。它标举绝对的自我意识，冀望在感官的极致满足中“出神入化”、达致无限自由的境界。而后者则以耶稣基督为代表，认为完满的无限与自由全在于“非我”，强调对自我的否定，主张摧毁私我的所谓神圣性。它标举大写的我，所以特别勉力于科技的发展与社会革新，冀望以此谋求最大范围的公益与慈善。根据劳伦斯的观察，南北欧正因为理路的不同，发展出了迥异的社会与文化形态。而意大利若要去尽它那暗沉、阴郁的底色，就必先经过自我否定的洗礼。这将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但劳伦斯认为，借由圣灵的帮助，它可以突破自我，最终与基督教的无限观整合归一。
劳伦斯出生于英国中部的矿区，从小就熏染了工业化的滚滚浓烟，对此他终生都深恶痛绝。相比之下，眼前的加尔达湖简直就像一片世外桃源：山明水秀，民风淳朴。然而，就在这貌似前工业化的旧世界里，在这人迹罕至的角落里，文明与传统似乎也露出了黄昏的熹微。曾几何时，山坡上的柠檬园是当地农民与乡绅（包括劳伦斯的房东彼得罗）的希望和骄傲，然而，当机器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农民渐渐远离家园，走进城里的工厂，开始为资本家卖命。于是，那些柠檬园不是永远地废弃，就是挂出了转让的牌子。劳伦斯看到，人们似乎不再珍惜和煦的南欧阳光，这上帝赐予意大利的特别赠礼。他忧心意大利正在步英国的后尘，想要借助机器征服世界、实现自我，又或者是自我的迷失或毁灭。
文明的黄昏不但降临到荒凉的山坡上，同时，也照进了所有村民的心里。劳伦斯在加尔尼亚诺居住了半年，他观察和结识了村里村外的各色人物。“纺妇与僧侣”或许是其中唯有的能够置身世外的异数。教堂外面，高台上的老妪自顾自纺线，几乎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劳伦斯发现，“她像一块泥土，一块鲜活的石头，在高台上被晒得煞白”。她的世界里没有自我与他者的分别，一切通透澄明；现代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她的世界里荡然无存。如果说纺妇的身上体现了矛盾的缺失，那么，两名僧侣则似乎在努力调和矛盾。他们徘徊在昼夜、昏晓之间，不偏不倚，中正允执，恰似夕阳里山顶那玫红的积雪，既代表无上的超越与恒常，又展露出尘世的欢颜。
然而，其他人的生活多少还是受到了机器文明的冲击，或者暴露出意大利传统文化的沉疴与痼疾。困在里面的人，或者苦闷彷徨，或者软弱无助。有一天，劳伦斯受邀去邻村看戏。他发现，台下的男女居然全都分坐剧场的两边，而不是阖家共赏、尽享天伦。夫妻间似乎只剩下猜忌、暗斗与敌视。要不是孩子，他们的婚姻几乎已经名存实亡。表面上，在两性的战争中，女人像是占了上风。然而，咄咄逼人的她们却也叫失势的男性感到委屈、耻辱和无能。于是，男人只好把自己灌醉，或者回家打老婆，要不然就选择逃离。当然，也有人将这苦闷表现在了舞台上，譬如那个巡回剧团的领班和主演恩里科·佩瑟瓦利。这个男人台上台下一样地张扬得意，但劳伦斯一眼就看出他灵魂的软弱，甚至将他比拟为现代的哈姆雷特。劳伦斯认为，两者身上同样表现出强烈的自厌倾向。当文艺复兴运动一举摧毁了帝王贵族的肉体神性之后，意大利人便转而冀望在自我感官的极致满足中获得喜乐与自由，而这在劳伦斯看来，显然正是意大利人一切苦难的渊薮。他们执着于古希腊人的异教式无限观，不愿像北部的民族放下肉身、舍弃自我，不愿历经身体的死亡来获得新生。几百年后，“是生存还是毁灭”，舞台上佩瑟瓦利扮演的哈姆雷特仍在这样叩问自己的灵魂。
劳伦斯和弗里达在加尔尼亚诺居住了六个月，在这里度过了最寒冷的日子。其间，他们接待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好友安东尼娅·阿尔格伦（即“舞”中那个黝黑的英国女人）。安东尼娅定居在一座名叫圣高登齐奥的农庄。劳伦斯和弗里达也想搬到农庄同住，可是碍于眼前的租约仍未到期，所以只好等到1913年3月下旬才如愿以偿。因为要回英国，其实他们在圣高登齐奥也就住了两周。然而，农庄主和他的家人还是给劳伦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男女主人保罗和玛利亚，在生养了三个子女以后，在经过多年的激烈争吵以后，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然而，劳伦斯也看出来了，这迥异的两个灵魂其实更像宇宙的两极，静默而疏离。反观自己，他和弗里达之间同样充满了明争暗斗，两人尚未稳定的关系仍叫他忧心忡忡。在圣高登齐奥，他认识了缄默的保罗、神秘的“硬汉”、懵懂的约翰，还有即将长大成人的保罗之子乔瓦尼。除了装着义肢的樵夫，似乎这里的每个男人都在选择逃离，逃离到远隔重洋的美国。保罗的出走是为了逃避无奈的婚后生活，可到头来，那不过就是一场“心灵的梦游”。在责任感与旧观念的驱使下，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家园——做一个守护农庄的幽灵。而年轻一辈的约翰、乔瓦尼，他们对故土再无任何留恋；他们只想远走高飞，却又不知去往何处，于是，便把那命运所指的方向含糊地叫做“美国”。
在外漂泊太久的人终归会想家。1913年4月，劳伦斯和弗里达离开加尔达湖，来到慕尼黑。在郊外别墅小住一个多月后，两人终于回到英国。令劳伦斯十分欣喜的是，新近出版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大获好评，此外，一份不算丰厚的稿费也让他的生活多少有所改善。而弗里达则没有那么幸运：丈夫威克利再度坚拒了她的离婚要求，甚至阻挠她与亲生骨肉相见。同年8月，两人启程重返欧陆。9月中旬，在慕尼黑期间，弗里达得知父亲病重，便立即奔赴巴登探望。于是，劳伦斯决定再来一次徒步旅行，即由德国出发，穿越瑞士全境，抵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意大利，并最终与弗里达在米兰会合。
劳伦斯花费了两周的时间，才走完这段孤独而艰辛的旅程。然而，他却亲昵地将这次跋涉称之为“归途”。他甚至固执地认为，所有愉快的旅程必定是向着南方或西方的。此时，在劳伦斯的心目中，意大利已不再只是个能唤起种种美好联想的地理名词——阳光充沛、景色怡人；它更像个可以安顿生命的精神家园、抚慰心灵的收容所。但是，旅途的见闻也告诉劳伦斯，还有太多的灵魂仍然漂泊在外，或者迷失在路上。譬如他在瑞士客栈里偶遇的那些意大利人。他们为了躲避兵役和赋税，陆续逃离了故乡，栖身在阴寒、闭塞的瑞士山谷里，相依为命。他们仍然怀念故国，怀念那里的风物和艳阳。但是，这深深的思念里却又交织着难言的哀痛与鄙夷。劳伦斯为这些永失家园的“孩子们”感到神伤，他甚至无法念及这些人，因为“只要回忆一触及他们，我整个灵魂就停摆了，失效了，无法继续”。而另一些灵魂则在现代机械生活的压榨下苦不堪言。于是，短暂的自我放逐便成为一种纾压的方式。那个即将入伍服役的里昂青年，那个暴走自虐的伦敦文员，那个少不更事的巴塞尔小伙儿……文明世界恩赐的一周或两周的假期，不过是一条拴狗的皮带；他们终究还要回到那非人的大机器里去。
如果说来时的路——荒废的古驿道——让劳伦斯见识了欧洲传统曾经的辉煌与力量，那么，这段归途则一步步证实了他的担忧。即便在欧洲的内陆，机械化也已迅速渗透至每个角落。瑞士的山谷里，工厂的浓烟熏黑了人们的灵魂。山顶的小镇居然也充斥着游客和广告牌。劳伦斯把这喧嚣、混乱的世界比作一辆翻倒在路边的搬运车，“各种大件家具倾泻而出，可是谁也不来收拾”。更让他触目惊心的则是那些公路：宽阔、崭新，却又污秽至极；驿道两旁的十字架在这里被大楼和厂房代替。劳伦斯意识到，旧秩序正在脆裂、腐坏，一路由黄昏坠入黑夜。即便在米兰广场涌动的人潮中，他都能嗅到机器文明发出的恶臭。
《意大利的黄昏》共收录札记十篇，其中“山中的十字架”（原名“蒂罗尔的基督像”）写于1912年9月至1913年3月。“纺妇与僧侣”、“柠檬园”、“看戏”等三篇则是1912年冬天在加尔尼亚诺完成，并于次年9月登载于知名杂志《英国评论》。上述四篇在集结出书前都曾做过大幅修改。余下的六篇文章都是一战爆发后，即1915年9、10月间作者在英国补写的。劳伦斯一般将这十篇札记统称为《意大利忆往》（Italian Days），后出版社将其更名为《意大利的黄昏》，并于1916年6月1日正式刊行。
《意大利的黄昏》虽是一本小书，但译者和编辑并不因此轻忽、懈怠。感谢译文出版社顾真先生的信任、鼓励与支持。感谢让我再度踏上这妙不可言的旅程。当然，译文中的任何纰漏，也必须由译者一人负责、承担。
刘志刚
2014年6月16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