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十四岁出家，二十岁到京城求学，二十六岁回到扬州。此后数十年，他在江淮一带建造佛寺、传教讲学，遇河架桥、见病施药。这种平静的传教生活一直持续到鉴真五十五岁那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其中有两个年轻的和尚，一个叫荣睿，一个叫普照。他们到中国除了学佛教，还有一件重要任务，就是邀请中国的高僧到日本去讲学和授戒。他们在中国已经住了十年，虽然学到了不少佛学知识，可是却一直没有邀请到愿去日本讲学的高僧。就在他俩准备动身回国的时候，打听到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德高望重，学问高深，曾给四万人授戒。他俩就立刻从长安赶到了扬州。可是当见到鉴真的时候，他们又犹豫了。鉴真已经是一个满脸皱纹、年近六十的老人。这么大的年纪还肯远离家乡，漂洋过海吗？但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鉴真大师更合适的人了。两人深深地向鉴真施礼，恳求他能到日本讲学授戒。
鉴真被他俩的真情和诚意深深地打动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我答应你们的请求。”
他又看了看站在周围的弟子，问道：“我已经决定随荣睿、普照二位法师东渡日本，你们有谁愿意同我一起去呢？”
听到鉴真的问话，那些弟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人吭声。过了一会儿，一个叫祥彦的和尚站起来说：“大师，不是我们不愿意传播佛法，只是日本和我国相隔大海，路途遥远。听说十人中难得有一个能平安渡过去，如果在路上出了危险，就要白白送命。”
听了这番话，鉴真很是生气，他抬高了声音说：“为传佛法，何惜生命，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
祥彦见师父态度这样坚决，马上说：“师父要去，弟子一定跟随。”接着又有二十几个人也表示要随鉴真一起去日本。
第一次东渡，鉴真他们在扬州附近的东河造了船。准备从扬州出发，出运河口，下扬子江，然后横渡东海，前往日本。但是当一切都准备就绪时，却因一件意外的事故，而使计划遭到了失败。结果，“其所造舟没官”，船既被没收，东渡自然成为泡影。
次年底，鉴真一行进行了第二次东渡。这一次，他们从扬州登船，出了运河口，进入浩瀚的扬子江，倒是一帆风顺。正当扬帆东下，壮志欲酬的时候，“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击，舟破”。船在狼沟浦被暴风击破了。
鉴真此行尚未入海，就在长江中遭到了失败。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凛冽，而鉴真一行人却只能毫无遮挡地站立在江滩上。除了鉴真站在稍高的芦苇地上之外，大家都半身浸在冰冷彻骨的江水之中，更何况江风又在猛烈地吹。这种极其艰辛的境况是可以想象的。
鉴真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指挥大家抢救好船只，又重新登程东航了。他们胜利地冲出了长江口，进入了东海。但可惜在海上不幸又遇到大风，船只触礁沉没。人幸而未死，被救到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阿音王寺。第二次东渡就这样失败了。
当鉴真准备开始第三次东渡时，当地僧侣为了挽留他，向官府告发说，两个日本僧侣诱骗鉴真东渡日本。官府下令逮捕了荣睿，普照在这次抓捕中逃脱了。官府押送荣睿去长安，途经杭州，荣睿称病不能前行，伪称“病死”得以逃脱。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不久鉴真动身前往福建，计划在那里进行第四次东渡。但途中发生意外，被官兵阻拦。东渡事业又一次失败。鉴真不得已，又回到故乡扬州。两个日本弟子荣睿和普照，为了使师父能够精心修养，恢复精神，决定暂时离开他。
公元748年春天，荣睿、普照从安庆驾舟长江，直下扬州，再请大师出山。鉴真已经六十一岁了，但两位日本弟子的到来，又激起了他东行的壮志。经过一番周密的准，鉴真及其弟子第五次出发。他们在扬子江乘船，沿新河到瓜洲镇，一路好风好水，把鉴真的船只送出了江口。他们平安地离开了长江，却被无情的大海吹到了天涯海角的振州，振州在海南岛南端。他们不得已在岭南逗留了两年，才能够继续北返。
备尝跋涉之苦的鉴真回到扬州时，因为长期的辛苦煎熬而双目失明了。不但如此，他还失去了两个大弟子：荣睿和祥彦；另一个日本弟子普照因不忍看着师父晚年遭苦难，也忍痛离开他，打算独自回国。
五次东渡，五次失败！鉴真的命运可谓大劫大难。愈是失败，愈是坚强！鉴真的信仰却是如金如钢。第六次东渡的机会终于来了。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船队要回国，鉴真被邀在长江南岸的黄泗浦（今江苏常熟市境内）会齐，同赴日本。鉴真终以六十六岁的高龄，远渡重洋。船上有同行的弟子二十四人，还有大批佛经、书籍和工艺品，其中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字帖等珍品。
日本天皇知道了鉴真等人顺利到达的消息，立刻下令把鉴真接到日本的都城奈良。鉴真一行被安置到奈良最大的佛寺东大寺。很快，天皇又颁布诏令，尊奉鉴真为“传灯大法师”，把对日本佛教徒的授戒、传法两项重任交给鉴真。对一位外国僧侣，给予这样的尊崇，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鉴真在东大寺的佛像前，设立起戒坛，先是为天皇、皇太后、太上皇授了戒，接着又为一批高僧授戒。授戒是佛教信徒通过一定仪式，接受师父授予的佛教戒条，用来约束自己的行动。
鉴真到了日本，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听他讲解佛经，请他授戒。寺里每天都要拿出很多米做饭给这些人吃。这样一来，寺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天皇知道了这件事，就拨给鉴真他们一百町（一町相当于14.88市亩）水田。怎么使用水田，大伙意见不一。有的说请人来种，每年打下来的粮食卖掉就可以有不少收入；也有的说不如租给农民去种，收取租米。
鉴真一边听，一边连连摇头，说：“你们的主意都不好，我看还是用这块地造一座寺院吧，既可以用来讲学，也可以让日本的友人学到我大唐的建筑技术。”他的话音未落，几个弟子就高兴地说：“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天皇知道了鉴真这一番心意，深受感动，又另赐给了一块旧宅地。新寺院就在这块旧宅地上动工了。它的图纸设计都是由鉴真大师亲自主持的。
两年以后，一组按照中国木结构建筑形式建造的殿堂落成了。整个建筑结构精巧，气势雄伟，那坡形的大屋顶，那一根根拔地而起的圆柱，那高高的钟楼和鼓楼，完美地体现了唐朝建筑的风格，一时轰动了日本，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观。天皇亲笔书写了“唐招提寺”四个字。从此，鉴真就一直住在这里讲学授戒。“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最有名气的寺院。
有一次，天皇生了病，请了一百多位医生来看，吃了很多药，仍不见好。几十个大臣来到宫中探望，天皇很伤心地对他们说：“全国的名医都请到了，还是没有效果。看来我这病八成是治不好了。”这时候，一个大臣接口说道：“老臣听说鉴真大和尚懂得些医道，何不请他来给您诊治诊治。”
天皇治病心切，急忙派人去请鉴真。不一会儿，鉴真带着几个徒弟来到宫中。他先为天皇把脉，然后开了药方，命徒弟去配药。天皇吃了鉴真配的药，没多久，病就好了。他感激地对鉴真说：“大师，您的药可真灵啊！该不是什么仙药吧？”鉴真笑着说道：“哪里是什么仙药，不过是些从大唐带来的寻常草药罢了。”天皇听了这话，很是奇怪：“先前我服用的也是从大唐传来的草药，怎么就不见效呢？”
说着，他就命人把以前为他治病配制的草药拿给鉴真看。鉴真拿起这些药，用鼻子闻一闻，用手掐一掐，还用舌头舔了舔，然后说道：“这些药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制作方法不对，您吃了这样的药，怎么能治好病呢？”
天皇恍然大悟，立刻请鉴真把所有草药，一一辨别真伪，还请他把每种药的用途、制作方法记述下来。从此，鉴真被日本奉为医学始祖，还把他的头像印在药袋上面。
还有一次，几个日本朋友到寺里来拜访鉴真，正赶上吃饭的时候。鉴真特地让人做了一锅豆腐来招待客人。当时日本人还不会做豆腐，那几个客人一尝，都赞不绝口，马上向鉴真请教豆腐的做法。鉴真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们。后来，豆腐这种食品就在日本传开了。直到现在，日本有一种豆腐干的包装口袋上还印着“唐传豆腐干”的字样。
鉴真在日本度过了十年。公元763年，有一天，鉴真预感到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就急忙让人扶着他，脸朝着西方，双腿盘坐，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不幸的消息传出以后，日本人民都难过极了，很多人赶到唐招提寺，进行吊唁。
在鉴真逝世之前，弟子思托为了能使师父的形象永久地保存下来，就照着师父鉴真本人的样子，用干漆夹苎（苎麻织的布）的方法，为师父塑了一尊坐像。鉴真塑像闭目含笑，面容慈祥平和，逼真地再现了他那仁慈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这尊塑像，一直保存到现在，被奉为日本的国宝。
郭沫若有一首诗说得好：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鉴真作为中日两国友好的使者，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不识字的宗教大师
在一般印象中，宗教大师大多是一个老和尚的样子：银须拂胸，遍诵经书。这其实是把信仰者和知识人搞混了。很多宗教大师知识修养极高，但是知识并非信仰的必要条件。在各种宗教信仰中都能体现这点，比如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的“疯僧”（疯癫的修道士），藏传佛教的狂修行者，多是没什么文化的，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宗教修行。汉人重知识，但也出现像济癫活佛一样的疯僧。汉传佛教中的禅宗，首开顿悟成佛的法门，研究佛经不再是修行佛法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禅宗六祖慧能，而他本身是个少数民族人，大字不识。
唐朝初年，禅宗五祖弘忍在湖北省黄梅县东北的五祖山结庐传法。山中古树森森，松竹交映，为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东山法门”之东山。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的一天，山中来了一位青年，粗衣麻鞋，风尘仆仆，径自来拜访弘忍大师。一见弘忍大师，口称弟子，纳头便拜。弘忍见他相貌土气，举止粗俗，心想准是来求乞的穷光蛋，便不客气地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来山中礼拜我，想要求取什么东西呢？”那青年答道：“弟子是岭南人氏，新州（治所在今广东新兴县）百姓。老远来拜师傅，不求别的，只求作佛。”大师不禁笑了，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獠，怎么配作佛？”那青年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别，佛性不分南北。■獠虽不如师傅尊贵，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注：■獠是当时人对岭南土著的贱称，属于南粤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很低，生活风俗和汉人有差异，一向为汉人看不起）。佛经有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又言：一阐提即有佛性。说的就是，人人都有佛性，不管他多么卑贱。这青年很深切地体会了这一点，所以答得理直气壮。大名鼎鼎的弘忍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虽说这青年土里土气，却是悟性非凡，有胆有识。这青年就是日后成为禅宗南宗开山祖师的慧能。
慧能小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贫寒，靠卖柴养母，不识文字。有一天卖柴，听人读《金刚经》，不觉心有所悟，又得知弘忍法师正在黄梅东山大开法门，心中不胜羡慕，决心去东山求法。安顿了老母，便辞亲上路。
弘忍见慧能出语新奇，决意将他收下。碍于他出身卑微，便派他到碓房做了个舂米行者。慧能在碓房踏碓舂米，遇到讲堂中弘忍升座说法，他便竖起耳朵细听，默默地思考微言大道，慢慢地有所领会。有时沉浸到玄妙的禅理当中，竟然忘记了环境和自我。
一晃就是8个月过去了。适逢弘忍大师打算挑选一位学禅心得最深的弟子传付衣钵，做自己的继承人。他命诸弟子各作一偈，借以观察各人对佛性的领会情况。上座僧神秀作了一偈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此偈一出，众僧称妙，神秀自己也暗暗得意。慧能也作一偈，请人书于壁上。其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弘忍见了慧能的偈语，知他已经真正把握了求佛精义，有心将衣钵传付给他。但是，因为怕人知道后加害慧能，故意不动声色。当晚三更，才暗唤慧能入堂，传付衣钵，嘱他快快逃去。
慧能连夜就起程南行。一路上历尽艰险回到岭南，从此混迹于农商之中，销声匿迹十六年。时间久了，这场争夺衣钵、法统的风波渐渐平息下去，慧能投到南海（今广州市附近）印宗法师门下听法。
一天，印宗问众人：你们看，那旗杆上头挂着的旗帜，被风吹着，是动还是不动？众人意见不一，议论纷纷。有的说旗帜动；有的说不是旗帜动，是风自动。慧能忽然从座上站起来，高声说：“法师！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帜动，只是众人心动。佛法本来不存在动与不动。”印宗法师一听，自知佛学修养不如慧能，转向慧能请教，并亲自领着徒众来到慧能住处，为慧能剃发受戒。
从此之后，慧能名声大振，公开收徒传教。不久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一带）曹溪，广收徒众，多创寺院，大力传播他自己开创的佛教新学说。
慧能传教，在形式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立文字，因为慧能本人就是文盲，不像别的教派的高僧大德，大多出身于名门世族，文化素养高深，能够著书立说；同时慧能收的徒众，也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有许多贫贱百姓，也是不识文字的。因此，慧能教授徒弟，只是口耳相传，心心相印。
二是教外别传。教是经教，指佛像、经卷和其他各种法物。教外别传就是不要佛像、经卷等复杂的道具和形式，大家心中自有佛性，修行的关键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这两个特点使其教派具有强烈的平民宗教色彩。慧能认为人人具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打破了贵族、官僚对成佛作祖的垄断。他把人人向往的天堂从遥远的西方搬到每个人的心中，同时又把修行的方式尽量简化，革去了繁琐的仪式。甚至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无异于拓宽了进入天堂的途径，自然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他肯定“真如”的真实性、永恒性，反对一切皆空的颓废虚无思想，把禅道从虚无主义中超拔。
他认为功德不在于造寺、布施、供养，而在于自性清净平直，不轻视一切人。提倡对人，特别是普通的穷苦人们的尊重。
实际上，慧能以一个出身贫贱的“■獠”，居然登上禅宗六祖之位，这一事实本身就富有向传统决裂的意味。以后他传教成功，声名远播，武则天、唐中宗先后下诏礼请他入朝，他都托疾不行，也说明他与那些趋炎附势、以交结权贵为荣的大和尚们不同，反映出他和他的教派的不同寻常，因而赢得了广大信众的尊敬和爱戴。
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巨大优势，使得慧能的信徒迅速扩大。他在韶州大梵寺升座说法，座下僧尼、道俗曾达1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和诸官僚30多人、儒士30多人也来听他说法。他在韶、广二州传法行化30多年，其下弟子常不下三五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