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第一次独立蒸包谷饭是在8岁的时候，那天父母上坡干活去了，我和妹妹在家做午饭。那天学着蒸包谷饭，竟然水分掌握的很好，一次成功。吃饭时，得到了母亲大大的表扬，心里美美滋滋的。
今天吃饭的人多，用的是大甑子，饭蒸好了，我去锅里将甑子抬起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双手抬起甑子，脚下的凳子被登翻了，整个人靠在灶台上，脚在空中。甑子是不能放，因为锅里是开水，很危险，只能大声求救。母亲听到，赶紧跑来帮我，最后是有惊无险。原来呀，因为灶台高，我个子矮，做饭时在灶台后面放了一张小凳子，我是站在凳子上做饭的。后来父亲帮我换了一张面比较宽的凳子，更加稳当，这样的事也就没有再次发生。
进入初三，学校在原有大楼前面新建了一幢两层楼的瓦房，外墙是白色的。一楼为教室，二楼的楼板上做了我们男生的宿舍，晚上睡觉总算是告别了教室里亲爱的桌子。
每班的男生就住本班教室的楼上，方便管理。因为人数有点多，规定每个人只能睡一尺五寸宽，也就是50厘米。冬天嘛倒是舒服，大家挤在一起很暖和。夏天就惨了，瓦背下，温度高，很热，还有蚊虫叮咬，因为这栋房子的旁边就是厕所。
最老火的是几十双鞋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几乎都是解放牌的帆布胶鞋。住校的几乎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家庭环境都不太好，所以也就没人计较了。
将席子铺在楼板上睡觉，比起教室里桌子上已经是一种进步，至少早晨起来背上少了横七竖八的印痕，也不会担心滚下“床”去了。
早晨起床铃一响，负责早操的老师就会到楼上来，顺着楼道大声地喊：起床了，集合跑早操了！你们真是晚上叫不睡，早晨叫不醒。这个时候整个楼的二楼是最热闹的，也是最繁忙的。
初中的最后一年，是我学习生涯中最得劲的一年。
教我们班的各位老师都非常给力，算是初中部最好的组合。班主任胡明翠老师年轻漂亮，她的化学课总能带给我们很多惊喜，我们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叶邦强老师人很帅，还总把语文课上得富有诗意，让人回肠荡气、浮想联翩；张相奎老师的数学课则很有条理，深入浅出，更关键的是，他是老班的男朋友，这就让我们的课余生活多了许多美妙的谈资；教物理的胡先聪老师，声音洪亮，很压堂，上他的课想睡觉都不容易的；英语老师姓王，又是一大美女，但因为中考不考英语，大家也就懒得去读背那些永远也读不清楚的单词和句子乃至课文；徐银德老师教体育，身体确实很壮实，还是篮球场上的一员猛将，那会对体育并没有那么多的考核要求，于是他常组织我们打比赛什么的，体育课嘛，也就当仁不让成了我们难得的自由天地。于我而言，让我最愉快的，是那些我总也理不清的历史、地理等，成了所谓的副科，都不用再上了。
初三的我，几乎成了班上的另外一个老师。或许是找我比较方便吧，同学们遇到难题都喜欢来问我，而我也一定会耐心地给他们讲解，让他们听懂为止。说实在的，我很占便宜，同学找我讲题时，都是拿着纸笔来的。那个年头，草稿本可稀罕了，都是因为穷！我占便宜的还不只是草稿本，而是讲题对我的学习帮助特别大。好多题目，尤其是难题，我也不知道讲了多少遍，都烂熟于心了。所以我的成绩也就稳定在了第一的位置，没有旁落过。在老师那也成了小助手，放学后常被老师叫去办公室帮忙批改作业，批完后再将作业出现的主要问题给老师汇报。
我成了教师办公室的常客，蹲在藤椅里，不一会儿就可以将同学们的作业批完。所以全校师生几乎都认识我，初五班成绩第一的“潘冬子”、小蚂蚁。
春节前，我们终于又一次搬新家了，虽然房顶盖的又是草，不是瓦房，但是一次性弄好墙壁的石墙房子，觉得比以前那种串架房子保暖多了。
年三十的时候，吃完年夜饭，父亲拿出记账本，把记的账一笔一笔讲给我们听。具体欠账的数目记不清了，但父亲告诉我们家里还有多少欠款、欠粮，明年、后年，甚至未来好多年都必须要挣钱还债。父亲说这些话时的那份沉重，却一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父亲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表态，在新的一年里将怎样去为自己为这个家努力。我是大哥，正读初三，所以我明确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在升学考试中考出好成绩，考上高中；三妹表示，一定在家听父母的话，做好家务，带好弟弟；五弟光明在读小学了，也表示一定好好读书，争取拿到“三好生”；六弟光亮和七弟光元还小，就表示一定听大人的话，听三姐的话。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我们家每一年的除夕，在年夜饭过后，都要召开一个家庭总结会，每个人都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即将开始的一年制定一个总体目标。这个“年终总结会”的习惯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只是现在的年终总结会，已经是由我来主持了，因为父母年事渐高，我是家里的长子，是弟弟妹妹的长兄，侄子辈的大伯伯，孙子辈的大爷爷，说话相对有分量些。
一开春，进入初三的下学期了。
周末，虽然只有一天半时间，却成了我们最幸福的日子。要好的同学会约在一起，轮流去同学家干活，享受一起劳动的快乐。只要提前和父母说好，他们一般都不会反对的。我们常去的是段家坝袁里荣和袁开华家，底坪坝的谢佐奎家，最远的恐怕是落雁的蔡贵荣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