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雍
我第一次认识谈家桢先生是在1979年，那一年我成为他在复旦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文革”结束后，国家宣布恢复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这使我看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一位复旦大学遗传所1965年的研究生徐雪方鼓励我去试一下。很快，我就全身心投入到复习所有的相关课程中去，但对于能否入学并不抱很大希望。知道我想要报考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研究生的人，大都跟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和复旦大学或者谈先生有过接触。有的说，想要成为声名显赫的谈先生的弟子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是我还是参加了考试。随着公布考试结果的日子日益临近，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传言，都说没有关系不可能被录取。我也渐渐地淡薄了成为谈先生的研究生的希望。然而，接下来的事却出人意料。我收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几乎让我难以置信。就这样，我在还没有见到谈先生以前就对他充满了无限感激。他接受了我，一个完全陌生的学生，他给了我一个改变我一生的机会。
在我搬进研究生宿舍十号楼以后发现，在那一年复旦遗传学所招的6名研究生里，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都从未接受过复旦大学的系统训练（复旦大学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所教授并研究摩尔根遗传学的大学）。只有两个人是原复旦的毕业生。很久以后，我才从谈师母那儿听说，谈先生当时顶住了所有的压力，只招了分数最高的6个学生。谈师母描述谈先生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去查看档案、查阅记录和照片。最后谈先生作出决定，仅仅按照入学考试成绩来招学生，而不是根据个人推荐或之前在复旦的学习经历。这件事再次加深了我本已感受到的、谈先生在处理很多事情时的原则和公平。
在复旦的三年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要上课，还有很重的实验室工作。我们要学习所有的事情，从洗瓶子到设计和完成课题。在一整天的学习和研究以后，我们常常是以洗瓶子和清理实验器械来结束一天的工作，常常做到半夜以后。我们甚至还要骑一个小时以上的自行车到不同的地方去采购试剂和器材，比如去福州路买试剂，或者到华山路酒精厂去提干冰。有一次，我正带着泡沫盒子准备骑车离开学校的时候碰到谈先生，他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去取干冰。他就让我等他一会儿，他会捎带我过去（取干冰的地方离谈先生住处不远）。他带我上了他的车，司机先送他回家，然后开着车送我去取干冰。谈先生的亲切慈爱深深地感动了我，他本不必要做这些。我知道，他能理解我们当时工作的辛苦，他总是用他的关爱来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欣赏。
在谈先生年轻的时候，他发现了瓢虫背上彩色斑点的基因遗传方式。他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研究这一遗传方式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分子生物学还未真正发展起来。谈先生认识到在那样的情况下开展他这一计划面临巨大的困难，他以科学的态度更改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课题，使我们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完成研究课题。我被分到蔡以欣教授的实验室，做关于植物的课题，但还是在谈先生的指导之下。这件事使我印象深刻，因为谈先生的务实和变通能力。他对实验的条件非常清楚，他理解那时候在复旦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具备条件，同时他也尊重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和兴趣所在，从而为我们改换了科研的方向。
我的实验室离谈先生的办公室就隔几间房间，所以我常常能够观察到他与学生、与同事、与拜访者是如何互动的。那时离他进行直肠癌手术及切胃手术才几年，我看到他非常频繁地接待国内外科学家、同事，还有学生。他太忙了，看上去每个人都去找他征求意见，川流不息。然而，谈先生永远显得很乐意，给每个人足够多的时间。我们都担心他会旧病复发，但是他为了人类社会和科学的进步，已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我从很多同事、同学那里听到他们是这么评价谈先生的，他是那种淡泊名利的人，他所做的都是为了帮助研究所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有助于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事实证明了谈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1995年香港求是基金会因谈先生对中国遗传学发展的巨大贡献而授予谈先生“杰出科学家”奖。谈先生在得到百万大奖后，拿出大部分的钱放入了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为了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为了使中国分子遗传学赶上世界水平，他邀请了他以前的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Bonner教授来给我们介绍现代分子生物学。1979年，James Bonner带着他的两位加州理工学院高级研究员汪黔生和吴仲蓉来复旦遗传所举办中国首次分子遗传学讨论班，不仅学理论，而且还有实践。全国有关单位的受益科研人员有200余位。所学到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当时所学的这些技术，都被用在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中。
我在复旦当研究生时还目睹了谈先生为了中国遗传学的发展而作出的努力。谈先生当年的一位老同学贝克曼是贝克曼公司的老板，谈先生通过他的关系签订了相当优惠的协定，引进了价值20万美元的急需仪器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当时在遗传所先进的超速离心机、电子显微镜、多肽合成仪等等都陆续装备起来，而且仪器对外开放。当时在生物研究领域中的同事和研究单位均获益匪浅。谈先生的另一位老同学特里耳从Calbiochem公司捐赠了价值30万美元、近1万种不同的化合物和生物试剂给遗传所。在那个时候，很多试剂是十分昂贵而且很难获得的，因此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谈先生总是会利用他的影响力来提供机会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学生、其他的教师、其他的研究所，使得大家都从中获益。
1983年，我获得了机会参加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考试入学项目）计划，投到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门下。谈教授为我能获得这个出国学习的机会而高兴，亲自为我写了推荐信。至今我仍然记得我在谈先生办公室里和他告别时的情景，他陪我走到门口，他的双眼在镜片后闪着光，勉励我在康奈尔打好基础。
198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告诉我，谈先生被提名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我们都十分高兴。那一年，谈先生访问了美国，我先到费城跟他见面，再跟他和谈师母去巴尔的摩，和他一家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会见了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到处都受到欢迎。在巴尔的摩的一家海鲜餐馆，谈先生请我们吃龙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龙虾。
我和妻子Heather Smith结婚后于1986年去上海拜访了谈先生。1988年8月谈先生赴多伦多参加第16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我们又一次见了面。1990年谈先生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我们又非常高兴地在纽约见了面。从那以后，我和Heather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几乎每年都去上海拜望谈先生。我妻子十分乐意和大家分享她对谈先生的印象：
“谈教授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对大众而言，他不仅仅是个普通的人——他是他那个领域的巨匠，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为全世界的政界和科学界领导人所知所敬重。然而，在私底下，谈教授也是热心的、可亲的、仁爱的、慷慨的，他的双眼总是闪着光芒。我从我丈夫谢雍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谈先生的故事：谈先生是摩尔根的明星学生，是美国科学院的一个中国院士，等等。谈教授的睿智和对事业孜孜不倦的奉献，使得他成为最高级别的科学家，他的正直和热情投入关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使得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谈教授和谈师母是在上海，我和谢雍结婚后不久。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几乎每年都去看望他们。谈教授总会给我一个拥抱和吻面颊礼——对于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受到这样的欢迎是让我惊喜的。他还会把我们的孩子抱在他膝上。孩子们称他为‘公公’，因为谢雍的父亲在孩子们出世以前就已过世，所以，对孩子们来说谈先生就是他们的中国爷爷。每次看到谈先生在摆满了各种奖项、各种荣誉和他与各个名人合影的照片的墙柜前，挂上我们的孩子寄给他的手绘的圣诞卡还有照片时，我总是很感动。我想这就是谈先生之所以是伟人的秘密。他并不关注他的成功，他关注的是生活。他的心和他的思想引领着他，去解开遗传学的奥秘，去为世界上的领导人当顾问，也让小孩子坐在他的膝上。
在谈教授的身上，我看到了真正伟大的人格。能认识他、成为他的朋友是何等的荣耀。我会永远感谢谈教授和谈师母对我和我全家的关爱。上帝保佑您，谈教授！”
20世纪90年代早期，谈先生已80岁高龄，受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两次兴致勃勃地来港。香港生物科技领域的同仁们都希望能通过他的访问及演讲，来促进香港生物科技的发展。谈先生的许多想法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认同与赞赏。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妻子去复旦探望他老人家，Heather和谈先生谈起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她的家族曾经帮助建立了燕京大学。谈先生对此非常有兴趣，因为他自己就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他让我们尝试用这个关系来筹款资助遗传学研究。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于是我们周游全美国，去到每一所曾经和燕京大学有联系的研究所和大学。不幸的是，等我们回来探望他时，我们还是没有能够筹到任何款项，感到非常懊丧。但是，谈先生很理解我们，他没有说一句消极的话，而是安慰了我们两个，再也没提起这个话题。
最近我们又去上海探望了他。我们的女儿迫不及待地告诉他，自己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了，要在那里学习生物学。他很高兴，又一代人开始继续研究生命的奥秘。
就在这个星期，我儿子和我谈起了他高中的遗传学课。我问他：“你知不知道公公是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他很想听这故事，于是我告诉他有关孟德尔、摩尔根、谈家桢和瓢虫的故事。他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并为他的“公公”是一位如此知名的科学家而感到敬畏。我肯定他以后会比现在学习得更努力。
我十分感谢谈家桢教授。他把机遇带到我面前，给了我改变人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一个如何生活的榜样。我试着跟随着他的脚步，用我的一生去做一个专注的献身于科学的人，一个宽宏大量的老师，一个仁爱的导师。谢谢您，谈先生。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