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功民
我与先生的忘年交
我原是复旦遗传学专业的学生。当时毕业论文题目是“亚洲瓢虫色斑遗传”，由庚镇城教授直接指导。这课题实际上是谈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著名论文，庚先生希望在60年代取不同样本再次论证谈先生论文的结论。我虽然重复着谈先生以前的课题，但要接触到谈先生对我们一般学生来说是高不可攀的。那时谈先生是副校长、系主任、遗传所所长，平时很少看到他。有一天在遗传所的办公室里看到谈先生正埋头在办公，我鼓足勇气向谈先生求教有关课题中的问题及先生论文英文版翻译上的问题。想不到，先生那么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大教授架子，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也许就是这一次，我这个普通学生在他记忆里留下淡淡的印象。
以后，我在原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所工作。当时的领导于光远提出邀请全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共同撰写大部头著作《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这个课题真正启动是1965年底，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负责会务工作。当时我接待了谈先生、方宗熙、高尚荫等先生，这是我们师生在北京的第一次见面。参加会议的教授都安排在金鱼胡同和平宾馆最好的一座四合院内。四合院的东西两厢房每一边都隔成若干间房间，谈先生与方先生是邻近的两房间。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两派的大争论中，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同，这次是否会感到不方便？谈先生平和地跟我说，方先生是很好的人，我们会相处好的。1987年，谈先生主持中国遗传学会工作，方先生是副理事长，他们两人相互尊重，工作上配合得很好，这也印证了1965年谈先生对方先生的真情态度。
“文革”期间，从同学中不时传来谈先生处境极其恶劣的消息，内心很沉重，我只希望早日烟消云散。一直到1978年，在全国实践问题大讨论中，8月，我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假遗传学的试金石”。不久我到上海，谈先生邀请我去他家，记得那天在他书房里，我们一边吃月饼，一边谈论我的这篇文章。他从抽屉里拿出登载这篇文章的报纸，高兴地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了。”当时听着先生的肯定和褒奖，我真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谈先生在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日渐频繁，他到北京的机会也多了，这样我和谈先生相处的时间也随之增多，师生间相互了解也愈深。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这十多年时间我认为是谈先生一生中又一个顶峰期，他对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学术界、社会给予他崇高的回报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期间，我作为他的私人助手协助谈先生在1987年完成了《谈家桢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后在1992年又出版了《谈家桢文选》一书。按照我早期制订的计划中，在这10年中协助谈先生完成“人生三部曲”的出版工作。接着就是《谈家桢传记》一书提上日程。
我向谈先生提出，希望我与先生都有一整段时间，远离城市，在乡下或山上一边工作，一边休息，为我撰写传记提供重要素材。但是那些年里，谈先生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1992年8月终于在68届生物系毕业的浙江籍学生的支持和帮助下，把我们(先生、师母和我)安排在莫干山上一座别墅里。就这样，每天上午约工作3小时，中午休息，下午又工作2～3小时。我没想到，谈先生记忆那么好，涉及人物、事件、时间等都记得那么清楚。那时，谈先生按照时间程序讲，我做记录并录音，不时我提出一些问题或一些人名、地名的正确写法，谈先生从不厌烦。但有时讲到某人某事时会激动起来，这时师母过来平息他的情绪，提出休息喝茶，过一会接着工作。就这样连续10天左右，我带来的磁带用去了30盘，笔记本也用了几本。以后在一年多时间里，几易其稿，于1994年付梓出版。
那一年，我在单位研究员资格评审前，给谈先生写了封信，希望先生为我介绍这些年在先生身边的情况。先生接信后即动笔写信，傍晚时两位老人一起到淮海路邮局以挂号寄出。那一年我落选了。据一位评委先生说落选原因有二：一是僧多粥少，差不多1∶10比例，少不了要考虑各种因素；二是谈先生的信当时由学术委员会主任贺麟先生宣读，对某些评委反而起了反作用。我把评定结果告诉了谈先生，他像待自己孩子那样安慰我，使我心情渐渐平定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后，从师母那里得知就是那天去寄信时，谈先生口袋里的皮夹给扒手扒掉了，损失较大。谈先生再三告诉师母，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知道，免得我不安。到那时我知道事情经过时，我确实感到非常不安。
我与先生20余年的交往，师生关系也随之升华。在我的生活中，时时感受到先生对我的关心。我们经常通信，一段时间得不到对方的信息，就会挂念。那段时间谈先生经常出国，我也经常收到他从国外寄来的信。信上告诉我这次出国旅行路线、所见所闻、取得成功等，有时告诉我腰疾痛苦，有一封信说到纽约出港时皮包被偷，搞得很狼狈等等。我的情感也随信的内容而变化着。先生给我信，信的抬头一直是这样称呼我“功民贤弟”。阅读先生来信是一种享受，字里行间充满着亲情，在情感上已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是那样的亲切，似家信，又似朋友间的谈心，显得那样的平等随和。一位80多岁高龄蜚声中外的老人，每次给晚辈写信，都是密密麻麻写了1～2张纸，想起这些，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油然而生。
1997年后，谈先生陆续辞去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等重要职务，来北京机会少了，但是我与谈先生、师母的联系至今不断。
劫后再创业靠的是精神
十年文革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各行各业都遭受严重破坏和摧残。党和政府面临着一个百废待举、万业待兴的严峻局面。
谈先生也开始整顿研究所，重建实验室，集结科研和教学人员，制定科研和教学计划，带领科研和教学人员努力地追回失去的时间。
想不到一次出国访问，竟打破了原来按部就班的节奏，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促使要进行一场新的层次的再创业。
1978年，应美国朋友邦纳的盛情邀请，谈先生去美国参加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50周年纪念会。这是我国“四人帮”垮台后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最早一批科学家。这也是谈先生相隔30年后又开始进入国际学术舞台。
谈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报告概括介绍了遗传学在中国发展历程上，遭受了两次灾难性的打击：“李森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和“四人帮”对科学的摧残和破坏，教学和科研工作两落两起，经历了艰辛坎坷的道路。他的报告受到与会科学家的热烈欢迎。
纪念会结束后，通过邦纳和多方面的帮助，谈先生到美国东部进行考察和访问，之后又回到西部进行访问。他应邀参观了一些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并与科学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这一次访问，使他开阔了眼界，感触很深，使他对国际遗传学发展的新趋向的了解有了一个较清晰的轮廓。用谈先生的话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补课。”
谈先生还访问了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如德尔布吕克、本泽尔、麦克林托克以及美国科学院的一些院士和著名科学家。
除此之外，谈先生临时决定去访问已中断联系几十年的老同学贝克曼和特里耳。贝克曼是美国贝克曼精密仪器公司董事长。老同学见面，贝克曼对谈家桢在古稀之年为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初衷依然不变，由衷地表示敬佩。他破例地以最优惠价并以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签订一份协定书。谈先生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以欠款形式为复旦大学遗传所引进了价值20万美元的5件大型精密仪器。这些现代化的仪器武装了实验室，为复旦遗传所在全国开创和发展分子遗传学研究和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访问的另一位老同学特里耳，他是加州生化公司的董事长。他支持谈先生所从事的事业，前后两次慷慨地无条件赠送了价值30万美元的试剂和药品。
这两件事办得如此顺利和圆满，谈先生兴奋不已。他清楚意识到，靠实验室现有的设备和仪器是不能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今圆了其梦自然高兴。
但过后一想，心里似乎不踏实。虽然与贝克曼方面以欠款方式引进仪器，但到了协定规定时间，这20万美元是要按时还清的，钱从哪里来？再说他也清楚，购买如此昂贵的仪器是需要向教育部提出报告，待批准后再可行事。但这次好事来得那么突然，已没有时间再向国内请示，就自作主张来一个“先斩后奏”，回国后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再一想，这些仪器迟早要引进，除非国家在一段时间里不准备把发展分子生物学放到日程上来。如此优惠的条件，绝不应失去这样的机会，至于个人由此受到何种处分，他都甘心情愿。想到这里，心里也就踏实了。
果然，回国后，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知道此事后大为恼火。顾及谈先生的声望和引进这些仪器的必要性，决定对他个人不作处分。但是就这一事情向全国高校通报，批评谈家桢没有请示就自作主张在国外订货，违反了外事、财务方面的纪律，此类事情“下不为例”云云。所欠贝克曼之款由教育部按时还清。
这次出国访问是成功的，但回过头来再看复旦遗传所这一摊子，心里不是滋味。要钱没钱，要人没人。20多年闭关锁国的结果，使我们仅靠有限几本外国刊物获得一些信息，国际遗传学发展总的情况知之甚少，而把一些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毫无意义的所谓学派论争中。两者比较，差距太大了。要发展遗传学谈何容易。当时谈先生的心情可用四个字来表达，即“心急火燎”。
谈先生自己很清楚当时自己有两种走向：一是名正言顺地“告老还乡”；二是硬着头皮干下去。已是耄耋之年的谈先生，不甘于在这历史赋予的机会中沉寂下去。他说过，仅凭我国外的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也可做一些牵线搭桥的事，何况我身体还很好，到处跑跑容易解决问题。
当时，谈先生和他的同事的一个共识就是人才培养和科研经费是复旦遗传所生存和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解决好，遗传所就能起死回生，就会有长足的发展。
在人才培养上，谈先生认为，研究人员能到一流水平的实验室深造，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谈先生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或通过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先后推荐了50余人到欧美等国及日本学习进修，仅复旦大学就有30余人。到20世纪90年代初，复旦遗传所经过谈先生联系和推荐去国外学习和进修人员达90％以上。复旦遗传所一位教授说，没有谈先生的活动，很多人是很难出去的，谈先生当时在促进学术交流和培养人才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些访问学者陆续回来后，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科研经费问题上，谈先生提出用我们的智力资源来吸收国外的科研经费，这是目前条件下加速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好办法，也是复旦遗传所发展的一个途径。随后，谈先生不失时机地多渠道联系国际性的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课题的展开，不仅使复旦遗传所研究课题以高起点纳入国际热点课题的研究，锻炼和提高我们科研人员的研究素质，也解决了研究课题经费匮乏的窘境，使研究工作纳入良性循环中。短短几年，复旦遗传所发展很有起色，取得不小成绩。
我曾问过谈先生，那几年先生国内、国外访问、会议、报告等活动频繁感到累不累？毕竟年纪不饶人。谈先生说，我那时的精神状态很好，一天下来，静了下来是感到有些累，但睡上一觉明朝起来又那么精神。在那段日子里虽然苦、虽然累，但有成效，从我个人而言，不知怎么总有一股力量推着我。谈先生又说，人不能没有抱负，也不能没有精神。生活上、事业上有了明确目标，就有了精神；困难再大、压力再重，也就有了逆流向上的勇气去面对。谈先生说的“那一股力量”，不就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不断地支撑着他，激励着他啊！也就是凭着这样的精神状态，谈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劫后几年再创业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他爱学生
谈先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他不仅有丰富的教书育人的经验，而且具有高尚的情操。他早期的学生都成为遗传学领域独当一面的遗传学家，解放后培养的学生大部分成为我国工、农、医、牧、林等领域的骨干力量。他爱学生，也深受学生爱戴和尊敬。
谈先生视学生如自己的孩子和兄弟，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悉心指导，倾注了心血，同时在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他的四位早期学生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都受惠于谈先生的厚爱。他曾为学生整理过房间，洗过学生的脏衣脏袜。学生出国归来一时找不到房子，他曾把自己的房间一分为二给学生。学生经济拮据，他慷慨解囊把自己有限的积蓄拿出来。甚至学生夫妇感情不和、家庭纠纷，他都会出面调解和尽力帮助解决。
当年浙江大学西迁湄潭时，生物系有一位15岁的实验员叫陈柏林，当时他在贝时璋先生和谈先生手下打杂。工作之余，谈先生亲自教他英文和英文打字，并教他如何采集标本、培养果蝇和制作切片等实验技术。有时，谈先生还给他讲解细胞学、遗传学等课程。他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勤奋学习，在谈先生亲自指导下，终于读完了生物系的各门课程。1952年他在浙江农业大学任教，现已是高级工程师。1947年，他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捕，竺可桢校长和谈先生为保释他出狱费尽心血，四方奔走，但最后因他是“首犯”不准释放。但竺校长决定每月工资照发，以保证他家老人的生活；谈先生经常看望他的老母亲，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慰问。陈柏林激动地说：“谈先生对我和我母亲的情义使我终身难忘。”又说：“我有这样一位老师，终生引以为荣。”
当学生取得一点成绩，谈先生比什么都高兴。
1995年初，谈先生收到一位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的学生给他写的一封信。该学生由于在校时曾聆听过先生的一次演讲，他对谈先生曾讲的一段话牢记在心。谈先生当时说：“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有赖于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学科的渗透和融合，希望更多物理系、化学系的同学今后能加入到研究物质最高运动形态的生命科学行列中来，必将大有作为。”这位学生后来在天津大学任教，他历经十余年，应用物理学知识、实验手段和数学模型致力于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并做出了成绩，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学生在信中这样写道：“今天我能在生物进化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一点成绩，这是受到当年先生思想的影响和激励。”谈先生读信后，他为这位学生坚持不懈研究并做出了成绩由衷地高兴。
1995年6月，谈先生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他要我与天津大学这位学生联系。会议休息时，我陪着这位86岁老人风尘仆仆地驱车到天津见到了这位学生。谈先生仔细阅读了该学生的研究报告，具体给予指导，热情地鼓励，令这位学生感动不已。学生当时说：“当我接到电话，说老校长专程来天津要见我，我做梦也不敢相信。我一定不辜负先生对我的期望，在研究工作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995年底，由谈先生主持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国际进化论学术研讨会”，还特地邀请这位学生来参加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不久，这位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谈先生往往以宽容之心对待曾反对过他的人。在那人妖颠倒、他遭家破人亡时，确有些学生说了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狠批深揭”过他。当雨过天晴，他从不用手中的权成为算账派，给一些人穿小鞋。反之，他更多地看到这些人的长处，热情真诚地对待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发挥他们的作用。工作上积极支持、用人上量才使用，该推荐的就推荐，该提升的从不节外生枝。正是谈先生的大度，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使他在再创业阶段团结了一大批人，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研究所和生物系的建设和发展。
在谈先生身上，可以看出他一生的风格，对人宽厚对己严；事业上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生活上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追求真理、不断开拓，这些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时时激励着受过他教育的学生。这种人格力量能穿透地域的距离和年龄上的差距，深深地铭刻于学生心中。他把学生视为最大的财富；学生把他看作人格的榜样，激励着自己前进的每一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