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国藩
1959—1964年，我就读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谈家桢教授是我们的系主任。谈先生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的课，但他的学生刘祖洞教授给我们上了遗传课。当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得学两门遗传学的课：一门是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另一门则是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为了反击米、李学派的所谓非基因学说，刘先生激动地给我们说出了一句重话：把我烧成灰，你还能从中找到基因。我们学生心中都明白，刘先生当时这么勇敢地言语，既反映了他的观点，也表达了谈先生的想法。因为谁都知道，谈先生是中国摩尔根学派的代表。我们当时年轻，但都知道，为了科学的真理，以谈先生为首的遗传学家们当时承受了多大的打压和委屈，但始终挺起腰杆，坚持斗争，直到胜利。这对我们学生是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的熏陶，使我们懂得如何来坚持真理。从此，作为学生的我，对谈先生产生了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谈先生十分关心教育改革。我曾参加过若干次有关教改的讨论。与会的专家各自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看法，集中起来的意见是：要培养大学生成为各行各业的高度专门人才。谈先生的看法是：应将大学生培养成适应时代的有较广知识背景的通才。没有这个“通才”，很难进一步培养成专才。大学生还处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只是层次高了一些。只有“通”才能“专”，而有了“专”才能更“通”。为此，谈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不少大学的青年教师上专业课还行，如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但却很难胜任教授生物学通论。这表明对学科的总体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这种情况自然对进一步发展专业知识是不利的。经过多年曲折的教改路程，证明谈先生关于对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的观点是正确的。
谈老待人和蔼热情。每次到他家去看望，虽然他行动不太方便，但总是请夫人又倒茶、又端水果，而且吃了他才高兴。有时也不免谈到一些“文革”中不愉快的事。谈老的身心曾遭受严重折磨，但他对事情看得十分明白，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只有把个人的经历放入到这个视野之中，才能有所理解，才能放得开。不少同学和老师告诉我，当我国实行开放政策、向国外选派访问学者时，为了国家的发展，谈老亲自写信，推荐有业务条件的青年人出国深造，不管此人是否在“文革”中斗过他。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谈先生不仅是我的师长也是宁波同乡，我们更接近了。于是有时也谈些幽默的话。谈老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有人批判阿Q精神，但阿Q精神有时也有用。他有时也靠阿Q精神支撑着。说着便哈哈大笑。我认为，谈老的此番谈话是有特殊含义的。
谈老年迈，但促进中国遗传学发展的心始终年轻。谈先生为了争取1998年8月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中国召开，费尽心血。他在各国相争的大会前做了大量的工作。谈先生知道我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当时还任该学会的中国部主任）D。Hopwood教授很熟，就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做好他的工作，希望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支持大会在中国召开的讲话。Hopwood教授很支持我们，他答应了，也这么做了。但是，会上英联邦的澳大利亚与我国竞争得很厉害，它的确是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这时，谈先生站起来发言，我记得他讲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这起了很大的作用。谈先生说：“过去连续几届国际遗传学大会都在英联邦国家召开，如果这次还在英联邦国家召开，国际会议岂不成了英联邦会议了？”会后，几位英联邦国家代表不好意思对我解释说，他们没有这个意思。而非英联邦国家的代表则为我们高兴，好像我们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最后我们胜利了，决定这次庞大的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不仅增加了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也为我国能有更多科技工作者参加这次重要国际会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谈先生学问功底极为深厚。有一次，谈老、Hopwood教授和我三人，在复旦大学遗传所谈论遗传学的发展。谈老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孟德尔谈到摩尔根，从DNA双螺旋谈到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几乎所有的面都涉及了。在谈到科学发展史时，谈老几乎可以说出全部有关科学家的贡献。最后还总结了一句，他认为生物学的基础是遗传学及其相关学科。后来，我与Hopwood一起离开复旦，在汽车里，Hopwood教授对我说，谈老对生物学的看法，他完全赞同。还说，谈老这么确切谈及这么多科学家的具体贡献，他为谈老的知识深广及非凡的记忆力感到吃惊。谈先生年轻时能发现瓢虫鞘翅的镶嵌显性遗传现象，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整体学术功底的深厚密切相关。在漫漫岁月里，谈老能不断、及时地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如近期为我国人类基因组计划所作的努力）也正是与这个功底有关。谈老对人的宽大胸怀及对学问的追求正是我们后辈要努力学习的准则。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生化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