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谈家桢先生百岁华诞
傅继梁
刚刚为谈先生庆贺了99岁生日，又期盼着先生百岁华诞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都有一个真诚的心愿，祝先生健康长寿。
在我的父辈中，谈先生是最受大家尊敬，也最具人格魅力的一位长者。我觉得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为发展我国的遗传学做出了无与伦比的杰出贡献，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断闪耀的睿智和创新精神。谈先生极具个性的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是：他总会在遗传学发展的紧要关头，找到在中国这个特定环境中最有效的途径来解决学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把遗传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后，学术空气活跃了、环境宽松了。谈先生借四次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力陈遗传学的重要作用和发展遗传学面临的困难，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有名的“西湖佳话”中，毛泽东对谈先生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这件事为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遗传学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段时间的标志性事件是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正式招生和复旦遗传所的成立。
十年浩劫后，百业待兴。遗传学如何复兴？这是中国遗传学界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谈先生审时度势，深思熟虑，于1979年夏天，在复旦举办首届全国分子遗传学研讨班，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邦纳和著名华裔生物学家吴仲蓉与汪黔生夫妇来华系统地向来自全国各地37所高校和40多个科研单位的中青年学者介绍刚刚兴起的基因工程的理论与技术。嗣后，谈先生在“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纵论科学发展大势，特别是生命科学出现的新特点。会下又与钱学森等老科学家促膝长谈。会上会下忘我地工作，终于促成会议把基因工程列为当时科学发展的八大重点之一，大大提高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遗传学发展的起点，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分子遗传学及相关学科的蓬勃兴旺。
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遗传学大会，一直是谈先生和我国遗传学工作者的心愿。然而，好事多磨，争取会议申办权的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遇到了阻力。为了取得国际同仁的理解与支持，1993年谈先生虽年届85高龄，仍亲自率团出席了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一种赞成在中国北京开，另一种主张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就在这个时候，谈先生在一次似乎偶然的机会，看起来很不经意地对记者说：这次第17届在英国伯明翰开，上次第16届在加拿大多伦多开，第15届是在印度新德里开的，如果第18届再在澳大利亚悉尼开，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开的不是国际遗传学大会，而是英联邦遗传学大会了。一时会议风向大变，北京获得了多数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谈先生还把199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主题定为“遗传学——造福全人类”。他就这样举重若轻地为我国遗传学争取到一个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重要机遇。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然而，就在此时此刻，谈先生和许许多多为国为民为科学而忍辱负重地抗争了近一个世纪的老科学家一样，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之繁荣昌盛必定要建立在坚实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和实业基础之上。针对初见端倪的所谓“基因争夺战”，他忧心又起，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忧思，建议：要加快遗传学学科建设，要保护我国基因资源，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要加快基因工程产业化进程。江泽民很快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请国务院领导同志认真研究，提出解决办法。还批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全国遗传学界为之振奋，我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支持，展现出一番全新的景象。
回顾近半个世纪我国遗传学走过的路，我们都会由衷地为有谈先生而自豪；都会为谈先生在举步维艰、阻力重重的跋涉之中，一次又一次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庆幸。
当然，谈先生的人格魅力远不止表现在上述几处，也远不止在遗传学领域。例如1992年，他首次访台时与蒋纬国重叙师生情谊，无疑是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一着妙棋。
谈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犹如一本书，记载了与他同辈的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带规律性的经历，也展现了他们在抗争和拼搏中的精神、魅力和风采，这是我们后辈应该继承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