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溢滔
我一生的科研工作离不开血红蛋白研究，我的血红蛋白研究是在复旦大学开始的。事情还得从我是怎样考入复旦大学说起。
考入复旦大学
1956年，我17岁，是广东省仲恺农校蚕桑专业二年级学生。那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召开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我读了《座谈会纪要》，看了每位与会科学家的发言记录，我对谈家桢先生在会上关于遗传物质论述的发言特别感兴趣。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谈了自己对遗传学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谈先生热情鼓励的回信，并欢迎我毕业后报考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但是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中专毕业生是不能直接报考大学的，必须工作三年后。为此，谈先生写了一封信给仲恺农校领导。正是由于谈先生和我的启蒙老师华南农学院蚕桑系主任唐维六教授的推荐，学校的上级部门广东省农业厅批准我毕业后破格直接报考高校。不料1957年复旦大学限在华东地区招生，谈先生又找了当时上海高教局的领导舒文同志，由上海高校招生办公室发函至广州，把我的试卷封存送上海批阅。谈先生对我这样一名素不相识的中专生的升学问题如此关心，令我十分感动。我也没有让谈先生失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谈先生当系主任的复旦大学生物系。
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我领悟到了谈先生重视基础教育的教学思想。在这方面我有两点深刻的体会：其一，关于基础课。谈先生领导的生物系，基础课都由系里的名教授授课，例如动物学由黄文几教授，植物学由王凯基教授，遗传学由刘祖洞教授，而谈先生本人则负责生物系一年级第一学期新生的“生物学引论”。上述基础课的授课老师都是当时系里最有名的教授，负责给生物系各个不同专业的同学上大课。谈先生强调学生要上好基础课，要打好扎实的生物学基础。谈先生还提倡通才教育，甚至提议生物系要取消专业的划分，要设就设一个生物学专业。其二，关于科研选题。我曾为自己的大学科研选题多次请教谈先生，他的回答总是“不要着急，先把基础打好”。到了大学五年级，在一次谈话中，谈先生根据我对人类遗传学的兴趣，正式建议我跟刘祖洞教授搞生统遗传学，并强调生统遗传是人类遗传学的基础。在刘先生的指导下，我从双生子出生的调查入手，应用数学统计分析方法，完成了两篇大学毕业论文，由谈先生推荐，先后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上。
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复旦遗传所刘祖洞教授人类遗传学专业的研究生，根据我在大学期间曾对双生子进行调查研究，刘先生希望我进一步应用数理分析开展群体遗传学研究。但是我个人的兴趣是做实验科学，并最终选择了血红蛋白生化遗传作为自己的研究生课题。我之所以选定这个课题，还得感谢沈仁权教授。沈先生是生化教研组主任，是盛祖嘉教授的夫人，也是谈先生早年的学生。当她知道我的兴趣后，建议我参观生化教研组方深高老师的淀粉胶电泳实验。当时方老师用电泳方法分析中国人结合珠蛋白的类型。受此启发，我立刻联想到我正在思考的血红蛋白变型的分析。我的想法得到了谈先生和刘先生的赞同，我的研究方向从生统遗传学转为生化遗传学，日常工作也就从操作手摇计算机转到拿试管、做实验。
研究血红蛋白
复旦遗传所当时并没有生化遗传研究的工作基础。我的实验室最初是一间空房间，连一根试管也没有。正当我感到困难的时候，谈先生介绍我到杭州拜访浙江医学院郁知非教授。郁教授是著名的血液学家，是谈先生当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时的同事。1952年院系调整前谈先生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郁先生任医学院院长。郁先生是最早在国内发表地中海贫血症（血红蛋白H病）研究论文的。我参观了郁先生的血液病实验室，发现实验室相当简陋，使我有信心在复旦遗传所建成一个血红蛋白研究室。回到复旦正值暑假，同学们都休假回家了，我就利用暑假这段时间搞实验室建设。实验室需要电泳仪，我从木工间借来一台电锯，用有机玻璃自制血红蛋白电泳槽，但缺少作电极用的铂金丝，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正为此犯愁。没想到第二天，在我汗流浃背地锯磨有机玻璃时，谈先生笑容满面地把一根亮晶晶的铂金丝送到我面前。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格外闷热，原来谈先生是顶着烈日从家里走到复旦西北角的设备科，领了铂金丝再走上五层楼送到遗传所的。看到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感动不已。一根铂金丝，现在看来不足为奇，可我正是用这根铂金丝制作了第一台血红蛋白电泳仪，鉴定了国内第一例异常血红蛋白。
血红蛋白研究在实验室的边建设中边开展。我们很快就掌握了淀粉胶电泳、淀粉板电泳和琼脂电泳方法，攻克了血红蛋白的肽链解离和人/狗血红蛋白分子杂交技术，探索用“指纹法”分析血红蛋白化学结构。于是谈先生要我在1964年的复旦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报告血红蛋白研究工作。并要我通过《文汇报》和《科学画报》向公众介绍“什么是（血红蛋白）分子病？”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吴文彦主任听了我的报告后立刻想到她在门诊中遇到的一例显性遗传的紫绀病人，便派她的助手黄淑帧医师送来血标本。我和黄淑帧在遗传所应用生化和分子杂交技术，很快就鉴定出这是一种血红蛋白M病，文章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鉴定的第一例异常血红蛋白，也是促成我和黄淑帧喜结良缘的“月下老人”。
复旦遗传所当时在血红蛋白方面做了一些国际前沿性研究工作，但是在复旦大学开展血红蛋白病研究又缺乏病人标本。鉴于血红蛋白病在我国南方发病率高，又多在儿童时发病。我建议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建立一个科研合作点。我的想法得到了谈先生和广州市儿童医院张梦石院长的支持。张梦石院长是德国医学博士、著名儿科专家，在他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和遗传所谈湧佈老师一起很快就在广州市儿童医院筹建了一个血红蛋白病实验室，并统一了血红蛋白检测标准。正当我们开始合作进行小儿血红蛋白病普查的时候，我和复旦应届毕业研究生被派往宝山县江湾公社开展“四清”运动，我们的血红蛋白合作研究也因此中止。
“四清”结束回到复旦，我根据谈先生的建议，总结了两篇研究生论文：一篇是专题评述《血红蛋白的分子进化》；另一篇是研究论文《不稳定血红蛋白》，报道了国际上首次发现的α链异常的不稳定血红蛋白。谈先生准备修改后，推荐给《科学通报》发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遗传所的血红蛋白研究工作被迫完全中断。我也作为毕业研究生分配到上海市第一结核病总院（现为上海市肺科医院）搞针刺麻醉研究，直到1978年，为时12年。
“冒险”发表论文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上血红蛋白研究突飞猛进，国内文化大革命 “轰轰烈烈”。眼睁睁看着复旦遗传所的血红蛋白研究工作在国际上一步步落在后面，就连原先已取得的一点研究成果也未能对外发表。
1974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相继复刊。谈先生希望发表复旦完成的血红蛋白研究成果，但是我那两篇研究生论文稿他已经找不到了。于是我重新总结了两篇论文《血红蛋白的种间杂交和人类血红蛋白异常肽链的鉴定》和《一种新型的不稳定血红蛋白》交给谈先生。不料过了一个星期，谈先生步行到上海第一结核病总院亲自把论文还给我。因为复旦大学工宣队不同意开介绍信，而没有单位“革委会”介绍信的论文是不能发表的。我忘不了当时谈先生脸上那种难过而无奈的表情。我只好把署名单位改为上海市第一结核病总院，很快就在《科学通报》发表了。事后我知道谈先生为此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我的论文发表后不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批孔”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谈先生提出发表血红蛋白研究论文的事情作为翻案风的例子，有人说是“死灰复燃”。
当时我随上海医疗队正在黑龙江巡回医疗。我竟收到了《中国科学》编辑部一封约稿信，他们看到我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论文，希望我把其他研究成果总结发表。这让我十分为难，一方面政治形势严峻，复旦的这件事正在风口浪尖上；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国际学术交流，我们有责任对外介绍中国的研究成果。于是我写信给夫人黄淑帧，她坚定地鼓励我发表。鉴于谈先生当时的处境，我们不能再增加他的压力了。黄淑帧便到刘祖洞先生家里商量，刘先生完全赞同她的意见，并负责在上海把论文译成英文交给她寄往北京。后来黄淑帧从上海发给我一封信，心情沉重地写道：“无论结果如何，我永远支持你。我只有一个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自杀！”我终于“冒险”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异常血红蛋白生化遗传的研究》。有趣的是，在这一期上同时发表了杨振宁和吴文俊先生的两篇论文，而中文版的首页是毛主席语录“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还在“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的标题下刊登了4篇政论文章。回想起那个是非黑白颠倒的年代，发表学术论文竟要蒙受如此沉重的政治压力，实在可笑。我想如果不是当事人，尤其是当今的年轻人，他们是难以理解的。
正确的选择
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谈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异常血红蛋白生化遗传的研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复旦大学共有7个项目获奖，奖状陈列在复旦大门两侧的玻璃橱窗里。
“文革”结束后，谈先生全力重建复旦大学遗传所。为了把我调回遗传所工作，谈先生多方努力，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和高教部领导的支持。谈先生第二次步行到上海市第一结核病总院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这时，上海市卫生局征得谈先生同意，要我在调离之前到上海市儿童医院主办一期“医学遗传学习班”。这是全国第一期医学遗传学培训班，来自全国的40多位学员，聆听了刘祖洞、许由恩、郁知非、薛京伦、庚镇城、阮长耿等教授的讲课。我作了“血红蛋白生化遗传学”专题报告，负责安排课程和学员实习，并做好了到复旦遗传所工作的准备。没想到学习班结束后，儿童医院的李存仁院长却不愿放我走，他和谈先生施展拉锯战术，足足磨了6个月，这让我很为难。而当中有一个影响了我选择到儿童医院的因素是郁知非教授和唐维六教授的意见。他俩都是谈先生的朋友，唐先生还是刘祖洞教授的老师，我想他们建议我到儿童医院是从事业的大局出发。考虑到我从事的是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专业，儿童医院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病例，又为李存仁院长的精神所感动，谈先生最终还是答应了。
1978年夏，上海市儿童医院成立了“医学遗传研究室”，开展的第一项课题就是血红蛋白病研究。我和黄淑帧在当年就从一位也门民主共和国留学生身上鉴定出一例世界上新型的血红蛋白病——δβ地中海贫血复合镰形细胞贫血病。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血红蛋白研究权威Y。H。J。 Huisman教授的注意。他立刻写信给我，要来上海到我们实验室访问。Huisman教授是美国的国际血红蛋白情报中心主任、Hemoglobin杂志主编，他到上海后谈先生会见了他。当他提出要邀请我以国际研究员身份到他的研究室合作研究而又苦于我没有学位时，谈先生立刻写了一封信亲自交给他，说明中国当时尚没有学位制度，而根据我在复旦大学研究生时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Ph。D。的水平。Huisman教授于返美的第二天就给我寄来邀请函，为我申请了H1签证。
在Huisman教授的先进设备实验室合作研究8个月期间，我发表了13篇血红蛋白研究论文，应邀到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故乡访问并获得荣誉市民称号。回国后，我们的血红蛋白研究课题又很快申请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基金（Research Grant RO1）。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的血红蛋白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Lancet、Blood和Am。J。Hum。Genet等国际权威杂志上。我们的研究工作从血红蛋白化学结构分析到分子生物学研究，从血红蛋白病的基因诊断到基因治疗研究……谈先生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学遗传研究室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的主席台上，手举研究室十周年论文集感慨地说：“当初我帮助曾溢滔考进复旦大学是对的，后来我同意他调入儿童医院也是正确的。”谈先生简短的话语令我感动不已！我从心底里永远感激我的老师谈先生，他的两封推荐信，一封帮我考进复旦大学，选择了血红蛋白研究课题；另一封让我到国际著名的Huisman教授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使我能在血红蛋白研究领域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我一生的科研工作离不开血红蛋白研究，我的血红蛋白研究离不开我的恩师谈家桢先生。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