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元
1993年8月5日，谈家桢先生的秘书老陈急匆匆地来找我，一边递给我一张纸条，一边对我说，谈先生有事找你。我一看谈先生在条子上写道：“寿元弟，我的签证尚未拿到，估计本周内还出不来。加上我的身体虚弱，恐不能长途旅行，很可能我去不成英国了，诸事多费神你们了。接此传真后，请即和我通个电话到我家，4739283，有些事须和你谈一谈。家桢手书。93/8/4.”（见右图）
老师称学生为“弟”，这正是反映了谈先生谦逊的一贯作风。他对待学生后辈总是奖掖呵护，慰勉有加，从不疾言厉色、叱责训斥；有事总是婉言相商。这次所说的要“费神”的“诸事”是指去英国伯明翰参加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期间争取获得1998年在北京召开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承办权。他说有可能去不了英国，就是要我负责完成这项任务。
现在先说说国际遗传学大会。1899年和1902年分别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召开了“植物杂交工作国际会议”。1906年又在伦敦召开了“杂交和植物育种国际会议”，当时担任大会主席的英国贝特森（W。Bateson）教授在报告中提到“我们从事研究的科学本身还没有一个名字……我提议这次会议考虑用‘遗传学’这个名词，它完全能表述我们所从事的阐明遗传和变异的工作”。于是，这届大会就被称为第三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以前两届则分别改称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由此诞生了“遗传学”这个名词。1968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第12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期间成立了国际遗传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netics Federation， IGF），当时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遗传学会参加。根据每个学会向IGF缴纳会费的多少（据此计算参加该学会的会员人数，即会员人数多就应向IGF多缴纳会费）来分配代表名额。例如，中国有5个代表名额（3个是中国大陆，2个是中国台湾），美国5名，日本4名，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各为2名等。一名代表有一个投票表决权。IGF成立以后，每5年召开一次国际遗传学大会，由各国遗传学会竞标争取承办权，即向在两次遗传学大会召开期间举行的国际遗传学代表会议提出申请，在会上作竞标陈述和答辩，最后由代表们投票，得票多的胜出。在国际遗传学大会闭会期间，IGF设立由7名常务理事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选出主席、秘书和司库各一人。IGF也是国际生物科学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UBS）的一个成员。
谈先生自从1948年8月作为中国的唯一与会者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以后，争取在中国举办国际遗传学大会就一直是他的一个心愿。可是，李森科主义的肆虐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这个心愿沉寂了整整35年，直到1983年谈先生率团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15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时，才又开始萌动了。可是，在1988年参加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第16届大会期间，我们的竞标失败了。因此，这次去参加在英国伯明翰举办的第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期间，我们将努力争取把下一届大会的承办权拿到手。
谈先生对我说在我国举办一次国际遗传学大会，不止是想实现他个人的心愿，更重要的是这对发展我国遗传学将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使国际社会了解我国遗传学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使我国广大的遗传学教学与科技人员有机会同国际学术界交往、接触和建立联系。这可大大弥补因经费匮乏所造成的缺少国际学术交流的缺憾。这是费用低、受益面广的富有实效的“走出去、请进来”，也是提高学术水平、增进相互了解的有效方式。促进和加速发展我国的遗传学事业才是我们争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动力和目标。
争取承办权需要在外国科学家间周旋，做沟通和说服工作。平时，接待外宾或参加国际会议，只要有谈先生在场就可以一百个放心。谈先生英语流利、思维敏捷、有问必答、亦庄亦谐。我们一般只要陪在旁边，接个话茬就可以了。可是，这次他却要我负责，而且离去英国开会剩下不到10天时间，这可怎么办？推是推不掉了，只能硬着头皮上。好在得到另一位遗传学大会代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李振声院士，中国遗传学会办公室主任安锡培，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外事处处长袁开文和中科院国际会议中心陈思亮等的大力帮助，很快准备好申办所需的各项文字材料。
天遂人愿。谈先生已是时年八十又四的耄耋老人最后还是去了英国伯明翰，我心中窃喜。可是，这次谈先生不管任何具体工作，只是嘱咐我去了解另两个申办国（澳大利亚和智利）的情况。我参加了它们的新闻发布会和招待会后，得知澳大利亚打的是“经济牌”，宣称增加发展中国家青年学者参加会议的资助名额，免除与会学生的注册费，减少食宿收费等；智利打的是“地区牌”，强调南美洲还从来没有举办过国际遗传学大会，突出地域的平衡性，要求予以优先考虑。那么，我们该拿什么说事呢？
当时我们寻思，论“地区平衡性”我们肯定会落在智利的下风，因为亚洲已经有两个国家举办过大会了。至于增加资助名额、降低注册费等，我们同各方面联系筹划后虽然也提出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方案，但与澳大利亚相比还是难操胜券。正当我们苦苦思索、信心不足的时候，谈先生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首先要明确在另两个申办国家中，论影响和实力，我们应该比智利略胜一筹，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澳大利亚。在明确主攻方向后要更仔细全面地分析对方的情况。如果拼财力，我们不可能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出奇制胜。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谈先生点拨大家回顾一下国际遗传学大会召开的历史，第15届、16届和17届大会分别是在印度新德里、加拿大多伦多和英国伯明翰召开的。印度、加拿大和英国都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这次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申办国之一澳大利亚也是英联邦成员国。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利而且有力的论点：难道连续四届国际遗传学大会都要由英联邦成员国来承办吗？谈先生以其丰富的阅历和睿智给出了一个金点子。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与各国代表广泛沟通，进行宣传，并且作为我申办陈述报告的一个要点。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国际遗传学会联合会代表会议上，按照国家的英文字母顺序先由澳大利亚代表陈述，接着是智利代表，最后轮到我。在这里有一事要特别指出，那就是在我完成了陈述和答辩后，台湾大学的潘以宏教授立即站立起来，声明以中国台湾遗传学会会长的身份完全支持中国遗传学会的申办报告和一切活动。这就消除了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挑起事端引发争论的一切可能性，表现出海峡两岸遗传学家间的兄弟情谊。接着开始了第一轮投票，果然不出所料，智利首先被淘汰。第二轮就剩下澳大利亚和我们对决。当主席宣布北京承办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在我致答谢词时，很多代表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表示祝贺。
从申办国际遗传学大会这一件事中，我也体悟到了谈先生培养人的指导思想：他提出任务目标后，既不包办代替，也不甩手不管，而是放手让后生们去干去闯，遇到困难，则帮助谋划共商对策，使年轻人得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1993年8月取得了承办权，会议要到1998年8月召开，5年的准备时间是很宽裕的。当时，我先草拟了大会的主旨报告，最初定下的题目是“遗传学——人口、资源和环境”，最后经谈先生修改为“遗传学——为民造福”（Genetics — Better Life for All），言简意赅，琅琅上口。我执笔写成的中文稿由谈先生以前的研究生、美国密执安大学朱孝颖教授译成英文。
正当筹办工作有序进行之际，突然风云骤变。先是美国人类遗传学会发难，攻击我国人大通过的《妇婴保健法》和一些地方立法机构颁布的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法规《优生法》。按它们的说法，这些法律和法规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异曲同工，都是无视人权，扼杀胎儿生命，因而扬言抵制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大会，而有些国家的遗传学会也附和响应。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厂商怕得罪了有关国家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后会影响以后的业务，所以或是撤回或是减少了原先承诺的赞助。与此同时，有些科学家对来中国参加会议也表现出犹豫踌躇的态度。另一变故是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形势低迷。比如本来有两三个国家谈妥要各自组织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团队来华，并要求安排会后的访问和旅游，结果都因经费不足取消了。还有一批学者在接到会议邀请函后回复因经费紧缺恐难成行。
面对这些始料未及的突发变故，我们商量后采取了三个对策。第一，请谈先生、李振声院士等知名科学家利用在学术界的人际关系和个人声望，以私人名义出面邀请。只要有一批国际遗传学界知名科学家应邀到会，就会消除一些人的迟疑观望心态，促成他们到北京参加会议。第二，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动员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华裔科学家回国参加会议。事实证明，海外学者对会议的胜利召开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自己回国参加会议成为活跃和推动学术交流的积极力量，还带动了他们所在实验室的同事来华访问。第三，在节约开支的前提下积极开拓财源，一方面争取外国赞助商兑现原先的承诺，指出如因怕得罪外国实验室而撤销赞助，难道就不怕中国的实验室断了他们的财路；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取国内企业的支持，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章良教授开了一个好头，为我们争取到深圳一家公司提供了一笔不菲的赞助款。
1998年8月10日，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如期召开。一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多位科学家参加会议，29个国家和地区的302位科学家在会议上作了学术报告，另外还张贴了828份墙报。一大批有国际声誉的遗传学家作了报告和参加了学术交流，其中有美国人类遗传学会前会长、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教授Frank Ruddle，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Crow，Sydeny Brenner，Maynard Olson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Walter Bodmer，加拿大皇家学会前会长Robert Haynes，日本京都大学教授Tasuku Honjo，以色列魏斯曼科学研究所BenZion Shilo教授，谈先生的大弟子、知名的细胞遗传学家徐道觉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等。
“抵制”也罢，“制裁”也罢，都已烟消云散，当时在国内举办的与会人数最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按照既定程序顺利地进行了。会议期间，时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的孔宪铎教授等人发起为谈先生90岁华诞举办一个祝寿晚会，中外宾客近百人参加。席间，欢语笑靥、掌声不绝，或举杯热忱祝贺、或争抢话筒致词，热烈的场面彰显出谈先生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崇高声望。
1998年8月15日下午4时，随着谈先生讲话后的一声槌击，宣告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胜利闭幕。
会议结束了。在1899年召开第一届大会后经过了99年，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大会就成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载入遗传学史册。
会议结束了。按照惯例，通常由会议承办国遗传学会的秘书长就任国际遗传学联合会的新一届主席。可是，时任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的陈受宜教授坚辞，并力推我出任此职。经征得谈先生和李振声先生同意，我有幸成为担任国际遗传学联合会主席的第一位中国遗传学家。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