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颖
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启发本人对遗传学的兴趣，导致为终生专业。并长年给予指示和鼓励，谨随同昔年同窗学友，恭贺谈师百岁华诞。
1947年6月，我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获授农学士学位，主修农艺与园艺学。正在考虑择职之际，忽接中国陆军征兵通知，嘱即报到入伍。惊恐之余，即去圣约翰大学注册入暑期班上课，藉以暂免兵役，同时申请入杭州国立浙江大学生物系为研究生。
是年9月，偕同高沛之、周光裕二兄，幸被录取为硕士班研究生，进入谈师实验室。我在大学期间，遗传学为必修课程之一，然当时谈师大名及其学术贡献，实未前闻。
杭州生涯
浙江省杭州市以风景优美闻名，从浙大旧校区至西湖之滨，步行可达，四周山区，富有名胜古迹。即使在物价飞涨期间，虽仅领取微薄研究生薪金，我仍享受平生初度之独立生活。谈师又安排一助教名额，其薪金报酬由我等三个研究生分领，所增的经济资助虽微，而教学经验诚属可贵。
谈师亲授一门进化学。他风度翩翩、衣着高雅、口才流利，给人深刻印象。当时理学院生物系师资优良，学术研究风气极盛。为充实自己在生物学领域的知识，我选修了植物生理学、植物形态学、生态学、生物技术，并旁听贝时璋教授的胚胎学。而我个人最满意的经验是学习如何进行生物学研究工作。
当时在谈师实验室工作的有徐道觉、刘祖洞、项维几位，他们都已先后获得硕士学位（当时最高学位），准备出国深造。我等合作研究课题，包括：①血蚊（Chironomus sp。）唾腺之巨型染色体带纹差异在地域上的分布。②果蝇（Drosophila auraria)的基因分布。在一黑板上端，用粉笔画一个3米长的血蚊唾腺第二染色体的带纹图。我等五人一起工作，一整天可以制作二百多张显微镜压片，经测定记录后，雇用一位中学学生来清洗，先将玻璃片和盖片分开，清洗干净。如果盖片分裂为二，我等仍能重用。徐道觉对我说，当浙大生物系在战时迁至贵州湄潭时，如果一片盖片分裂为四，仍是再用。
谈师从何处获得教学研究经费，非我等所知。于1947年冬季，他曾去纽约市，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募得少量研究经费，并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募到若干科学书籍。他的书籍及科研文献的单印本，均借我等阅览。我与当年研究同仁，迄今仍维持友情及联系。近些年，徐、刘、项诸兄已仙逝，永思难忘。
当年我在杭州就学时，浙大在不久之前由黔迁返杭州，当时新建的宿舍与食堂，设施简约，但尚符所需。生物系所在之三楼大厦，并无暖气及空气调节设施。杭州在夏季是著名国内四大火炉之一，为维持果蝇遗传品系，谈师嘱高沛之兄及我携带果蝇去上海，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研究所，借用其有空气调节的实验室，维持果蝇品系，继续我等实验课题，采集当地果蝇新种。高兄和我都可回家居住，至1948年初秋，我因病未能回杭继续学业。
出国进修
经过不少困难与周折后，在1949年8月底，我有幸经香港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入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的遗传学系进修，以烟草 （Nicotiana tabacum， N。glutinosa）为材料，做细胞遗传研究。毕业后在耶鲁大学植物系及橡树岭国家研究院就职。曾采用不同生物材料，做各种遗传学方面试验。
在1950—1960年间，仅偶与谈师联系请安。当时徐道觉兄在得克萨斯州工作，我常得到他的咨询和鼓励。有一段时期，我俩在同一范畴之内工作，用哺乳类动物做细胞遗传学研究。徐兄在偶然机会之下，发现用稀度盐分溶液处理细胞，能散布哺乳类动物的染色体，以便计数及观察。徐兄和我的姓氏英文发音类似，我们常收到邮信，索取我们彼此发表的文章单印本，我们曾说要合作研究，联名发表文章，可惜这美好意愿并未实现。
重返祖国
中美两国互通音讯及重建邦交后，我从1973年起，申请返回祖国探亲访友，可是久未获准。经谈师与有关方面大力疏通，终于1978年春，得中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正式邀请，赴北京该所作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及公开报告。
谈师来信要我携归各种生物材料，用以做遗传学方面实验。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传统的遗传生物的研究资料，几已全部消失。我从美国数处大学及科研机构，收集多种生物资料，包括大肠菌（Eschericia coli）、粗糙脉孢菌（Neurospora crassa)、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及其他数种品种。因为遗传所是主要邀请单位，给我的指示是必须先去北京，再去上海。当年国际航空班机有限，我订定日本航空公司班机，由美国返华，在上海机场暂停一小时，续飞北京。因为我所携之生物材料，如果经转手递送，耽误时日，可能丧失生机。所以经事先安排，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约定当面将生物材料交给一位复旦大学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一位代表以及机场安全人员在旁观察。29年后首次重返祖国，家父家母亦来机场接机，却仅能在隔墙狭窄空间彼此碰到手指而已，感慨万分。
从北京折返上海后，在科学院上海分院及复旦大学作学术交流，并公开讲课，谈师问及我关于许多果蝇变异种特征。我返美后，特寄去我的一本《果蝇遗传变异》以供参考。
在1978—2004年间，我每年利用假期至少回国一次。谈师以及他的同事和学生，介绍我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及研究机构，开专业学习班或专题演讲。我在香港3年（1990—1993年）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幸获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去内地几所大学作巡回学术报告。在内地，我全部用中文讲解，唯用英文文献资料作参考。我在长江三角洲出生、成长，因战事而未能游览参观他地，历年返回祖国，得以访问各地区，认识各地生物科学工作者及学生，参观景物，诚属至幸。
终生师长及顾问
虽然我仅聆听到谈师亲授一门课程，并在谈师实验室工作两学期，在离开浙大后一甲子期间，始终为谈师之门生受业者。历年在世界各地出席科学会议，有缘和谈师相见，包括在多伦多、纽约、芝加哥、克利佛兰、东京等地。最清楚记得的机缘是在1983年12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第15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1984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约克大学，谈师接受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1983年5月，一个大型国际科研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大会主题是“由环境因素引致的遗传突变、癌症及畸变”。谈师及复旦遗传所同仁在计划和筹备此工作会议时，出力至巨。1988年，我率同有32位成员的美国医学遗传学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和学术交流，在北京、昆明及上海作实地访问和专题报告，谈师和上海的遗传科学家热烈赞助并参与在上海的活动。
每年我回上海探亲访友，必定去谈府拜访老师及师母。谈师经常命我评阅科学文章及论文，有一次陪同谈师去复旦大学，蒙邀出席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口试。1994年，受 Annual Review of Genetics（《遗传学年鉴》）编者的邀请，傅继梁、谈师及我共同完成一篇文章，综论遗传学在中国之发展和前瞻。
1997年，蒙谈师之嘱，来华出席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筹备会议，在山东泰安及上海召开此筹备会。1998年8月，此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正式举行，谈师荣任大会主席。而后，大部分与会者参加了在会议结束前的盛大宴会，恭祝谈师九十华诞。
谈师在复旦大学创立遗传学研究所，任所长多年，座下培训了许多位中华遗传学者，指导了无数研究方案，对中国的遗传学发展，居功至伟，闻名全球。我幸为早期受业者之一，乃谈师毕生授业桃李之一小例而已，在谈师百岁寿辰之际，谨随同学校友，恭祝谈师健康愉快。
（作者为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