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
从“遗传学纵横谈”到基因组学
第一次见到谈家桢先生，是1985年在巴黎。当年，谈先生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卓越领导人和中科院学部委员，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出席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当时的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作了一次环球旅行，途经巴黎。而我则是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附属圣·路易医院血液学中心实验室做外籍住院医生的“小字辈”。记得是由葛锡锐先生（复旦大学毕业生，当时由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送往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进修之资深研究人员）在我国驻法使馆教育处组织了一次小型演讲会。谈先生虽已届77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气度非凡，思维之敏捷如年轻人。他作了“遗传学纵横谈”的长篇讲演，不用任何稿件，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从孟德尔到摩尔根，从双螺旋到基因工程，既谈正面的进展，也谈反面教训（如李森科等）；既谈科学，也谈政策（如毛泽东主席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代背景）；既谈历史，更说明天，希望旅法生命科学学者们奋发有为，为中国的遗传学和生命科学做贡献。虽然这是21年前的事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却如昨天的一幕。可以肯定，我本人学术生涯后来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次讲演的影响。
1993年春节期间，我第二次有幸见到谈先生，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谈先生的高足之一，时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教研室主任的陈仁彪先生，将我和夫人陈赛娟引荐给了谈先生。见面是在谈先生于陕西南路的寓所，那是一座在弄堂深处的老式花园洋房，弄堂口有一“四季花店”。谈先生在二楼书房与师母邱大夫一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随着仁彪先生的介绍，我的思绪不禁很快回到了1992年10月在法国南部蓝色海岸的著名旅游胜地——尼斯城的一次重要会议。
1992年6—12月，我与夫人陈赛娟在巴黎圣·路易医院从事白血病发病原理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其间经常有机会去自己于1985—1989年在法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联合培养单位、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让·道塞创建的免疫遗传学实验室。该实验室在1989年初发展成了分子遗传研究所，在法国政府、道塞教授创建的人类多态性研究中心（CEPH）及法国抗肌病研究协会（AFM）的支持下，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人类基因组的作图工作。那里有我的好友Denis Lepaslier等，当时正进行着酵母人工染色体（YAC）文库构建的工作，获得了很大进展。
我当时一直在试图与该实验室进行有关基因组研究的合作，但实验室负责人、道塞的大弟子之一的丹尼尔·科恩是位没有空的大忙人。后来，我父母亲有机会访法，作为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糖尿病专家，科恩给予了接待，使我和赛娟一起参与了这次会议，最终促成了科恩同意将CEPH的YAC文库与中国共享。然后，10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陈仁彪教授的一封信，让我紧急赶往尼斯，出席于10月14—17日在当地举行的人类基因作图大会（Human Gene Mapping’92）。还有一封给大会组委会的介绍信，称我为中国人类遗传学界的代表，到大会了解情况。于是我被热情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当成是中国来的“记者”(correspondent)，不仅免除注册费，且免费住入了旅馆。四天的大会，对我来说是一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大餐，科恩在此次大会上宣布了全基因组YAC作图的成果，引起了参会代表的轰动，同时他还宣布，将该文库分别赠送美、日、中三国。我尽可能地对会议内容作了记录，写成了总结。当年的11月份，我即回国向上海遗传学会刘祖洞先生、陈仁彪先生、洪国藩先生等仔细汇报了会议情况。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切的过程，都是陈仁彪先生根据谈先生的意见给安排的。12月初，我又回巴黎，经过一个月的拼搏，将YAC库拷贝了一份，于1993年1月带回国内。所以第二次见谈先生时，受到谈先生夸奖“陈竺为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立了一功”时，心中十分激动。
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艰难起步
1993年4月，春寒料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无锡召开了一次有关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战略研讨会。记得会议是在核工业部一家研究所的招待所开的，离开梅园不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NSFC）生命科学部的领导和专家都来了。时任生命科学部主任的吴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肿瘤细胞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在人类遗传学领域，素有“南谈北吴”之说法。此前，我就听一些先生们谈起过吴旻在一系列国内外大会上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HGP）若无中国参加，将是不完整的观点，又在NNSFC力排众议，为中华民族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争取了一席之地。与会的NNSFC专家还有生命科学部副主任齐淑莹、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学科主任王钦南、基础医学学科主任叶鑫生等。为那次会议，上海遗传学界的先生们做了充分准备，除陈仁彪先生外，复旦大学遗传所赵寿元教授、上海市儿童医院曾溢滔先生等“南派”翘楚参会。同时，北京的中国医科院著名生化学家、在基因组作图工具酶方面有重大建树的强伯勤院士及褚嘉佑教授等专家亦出席会议。可喜的是，与会者们都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作了发言，阐述了对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一系列战略构想。讨论了如何以我国人群多样性研究、疾病相关位点研究以及技术发展等作为切入点，启动一个重大项目。可以说，这次会议基本奠定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初期发展的轮廓。非常有幸的是，我在那次会议上亦被点名就HGM ’92作了一次全面汇报，受到专家们的好评。会议结束时，吴先生作了总结，强调既要融入世界大潮，又要坚持自身特色；NNSFC项目钱虽少，但要发挥触酶作用等重要观点。他还提出：HGP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自己这一辈人因年龄等因素不宜再担任一线工作，由中青年担纲更为合适，提出由强伯勤先生和陈竺担任项目牵头人。吴旻先生的高风亮节，令所有代表顿生钦佩。后来听仁彪先生说，谈先生对此次会议结果是很满意的。实际上这是中国遗传学界南北大联合的一个良好开端。
一个月后，春风和煦。法国科恩教授夫妇访华。第一站是上海。在上海市科学会堂作了有关国际HGP进展的综述报告，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谈先生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著名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谢丽娟女士在瑞金宾馆设宴款待。谈先生的英语之高雅流畅、对HGP精神阐述的站位之高，令科恩赞叹不已，更加坚定了他对中法合作的信心。当即向谢市长和谈先生表示，将尽其所能，为中国的HGP提供帮助。科恩未食言，此次访华后即与我们共同向欧共体申请到了一笔23万欧元的经费，将大头给了中方，支持了包括顾建人、罗会元、陈仁彪及我所在的若干研究组的工作。
第二站在北京，强伯勤先生亲自来机场迎接。在医科院基础所的报告，吴旻先生亲自出席，吴冠芸、罗会元等一大批知名教授与会，讨论十分热烈。在那次会上，我还认识了经历从“清洁工到教授”特殊经历的沈岩。之后，卫生部长陈敏章及NNSFC的领导等又盛情接待了科恩。科恩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才能，给领导们做了很多宣传。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人民健康的长远利益出发，为提高疾病预测、预防能力的水平对HGP给予支持。
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是西安。科恩在兵马俑前长久伫立，对我说他完全赞成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人类第八奇迹”的评价。
科恩的那次访问，实际上是得到谈先生支持的我国学术界在基因组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次访问又起到了“外事促内事”的作用。我有幸全程陪同科恩夫妇，进行讲演的翻译，并借着这次宝贵的机会，结识了多位我国人类遗传学界的专家。
经过一年的运筹、准备，1994年4月，NNSFC在上海召开了对“中华民族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项目论证会。在汲取了参与项目的16家单位负责人集体智慧的基础上，由我执笔起草了项目申报书，强伯勤先生和我代表项目组作了总体汇报。专家评审组组长由施履吉先生担任。施先生的大名我们都如雷贯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是谈先生的“四大弟子”之一。使我感觉特别的是，施先生虽已高龄，但提到谈先生时却以师长称呼。他的讲话妙趣横生，针对我们项目的投资（300万元人民币）与美国国会通过的巨额资助（30亿美元）的差距，他借用了“标新立异”、“投机取巧”两句成语，说明必须另辟蹊径，做出特色，并提出将项目名称改为“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的建议，认为这样可能有利于将以遗传多样性为主的工作与基因组结构功能研究技术体系的建立以及疾病相关基因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体现时代特征及项目子课题的内在联系，为大家拍手通过。会后，谈先生设宴招待全体专家和课题组组长，标志着中国HGP的起步。
遗传学界的大联合与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起飞
1998年，经过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NNSFC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进行了总结验收。这时，中国基因组研究的初期目标顺利实现，在cDNA克隆、数据库建立、肿瘤和白血病的基因克隆、遗传病致病位点的定位方面产生了第一批成果。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课题组有关中华民族不同群体“源流关系”的一篇文章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同期PNAS作了述评。两周后，《自然》（Nature）发表了长达2页多的述评，并将论文的重要内容以图表方式予以转述。这篇由诸嘉佑、金力、黄薇、杜若甫、徐玖瑾等共同负责完成的工作，赫然有“南谈北吴”的共同署名，使我们倍感欣慰。强伯勤先生和我则作为协调人在“致谢”处被标出，但我们的心情也许比作者们还高兴，因为在谈先生、吴先生的大旗下，为了中国HGP的共同目标，遗传学界终于实现了大联合。
初战告捷，谈先生和其他前辈专家们已在谋划我国HGP的更大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任何重大科技计划没有最高决策层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1997年7月，谈先生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保护中国人类基因资源，组织攻关，加大投入，加速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该计划对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医药、农业等领域创新的重大意义，信中也对扶持民族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作了重要建议。江总书记对这封信给予了高度重视，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李岚清副总理亲自协调科技部、卫生部组织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批示。同年9月，科技部在沪召开了有谈家桢、吴旻、强伯勤、李载平等前辈及我本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谈先生提出了将基因组研究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在上海和北京各建立一个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中心，集中资源争取进入国际HGP主流，注意发挥特色从而带动我国生物医学研究和产业技术升级等重要设想。此后，“863”计划明显加大了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投入和组织力度，领域专家委主任强伯勤先生和领域办主任刘谦先生将之纳入领域重大项目，重点支持国家中心建设和重点领域的研究。作为专家委中具体分管基因组研究的一员，我有幸参与了这一计划的组织管理实施工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通过广泛征求专家意见，提出了中国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做出两个“百分之一”贡献的目标：①在当时预测的人类基因数为5万~10万个的前提下，提出克隆500~1000个人类新基因的全长cDNA；②建立大规模DNA测序技术体系，在重要疾病位点上测定总共为3000万碱基对（30Mb，约为人基因组单倍体3000Mb的1%）的基因组DNA序列；③争取生物信息学体系的突破，以应对我国日益增长的需求；④继续加强对疾病相关基因和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我曾就这些意见向谈先生作过报告，得到他的赞许和支持。因此，谈先生在我国HGP的第二阶段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聚焦张江，成立国内第一个国家级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在当时情况下，建立国家级基因组中心面临着诸多挑战，“863”领域办公室领导要求我们加强与地方合作，争取地方资源；同时注意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整合。我受命主要负责上海中心的组建。当时的上海市科委主任华裕达同志对此高度重视，形成了科技部与上海市部市共建的局面。他工作繁忙，故常常只能在晚间召集会议，从晚上八点一直开到半夜一点，有过好几次。经过努力，上海的各家重要共建单位就机制体制、组织框架、技术平台、科技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大胆创新，达成了共识。但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如何选址，因为上海的主要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都希望将中心建在自己的园区内。在1997年岁尾和1998年年初时，选址成了国内第一个基因组中心必须突破的瓶颈。
谈先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问题，并站在上海和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运筹。1998年春节，我给谈先生拜年，并且向他汇报工作，希望他指点迷津。谈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建议你去浦东看看。”这是谈先生不久前视察刚开始建设的上海张江园区，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的一个指导性意见，但他却如此礼贤下士，以一种商量、建议的口气向我提出，令我十分感动。说实话，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深邃含义，只是就事论事地从技术角度考虑，认为也许可以因此而避免各单位在选址问题上的分歧。然而，当我随后与筹备组同志们赴张江调研，听取了浦东新区领导和张江开发区同志们对未来张江发展使命的介绍后，心中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要在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上，构建起其知识源头之一——基因组的科学和技术体系吗？这真是一个大手笔。1998年4月，由华裕达主任拍板，在上海瑞金医院挂牌先成立“上海市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成立筹备班子，从各单位抽调力量集中培训，同时开始在浦东张江园区进行选址、基建和技术平台建设，为过渡到国家级中心做准备。这一重大决策，体现了战略科学家的睿智和有眼光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胆识结合后所产生的效果，并以实际行动对“聚焦张江”的上海发展战略作出了先导和示范。
经过半年多的团结奋斗，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等六家学术单位发起，得到科技部、上海市、浦东新区和张江园区支持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开张仪式，于1998年10月18日在上海张江的孵化器园区正式举行。科技部惠永正副部长和谈先生为中心揭牌，宣告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基因组研究中心正式投入运行。此后，由强伯勤先生领导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和由杨焕明、于军等领衔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前身即中科院遗传所生物信息中心亦宣告成立，与当时由洪国藩院士领衔的国家上海基因研究中心（主要从事水稻基因组测序等研究），共同构成了我国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基因分型和生物信息学的公共平台，为实现两个“百分之一”计划，为水稻、血吸虫等重要模式生物的全基因组测序、注释等工作奠定了基础。
海纳百川、桃李天下：为培养年轻俊彦而不遗余力
谈先生对于中国HGP的重大贡献，尤其体现在他对年轻学术带头人的培养上。还在1994年，在谈先生的鼓励之下，当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的金力给我发了一封信，希望加入中华民族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金力是谈先生和刘祖洞先生的弟子，是复旦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几位兼修遗传学和数学的高材生之一，在群体遗传学研究方法和人类的迁徙、进化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我收信后立即给其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很快与之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谈先生也十分关怀长年在国内培养和工作的余龙教授，经常给予鼓励、支持。谈先生经常向我们提起的几位复旦毕业或在复旦工作的杰出青年学者的名字：许田、贺福初、罗泽伟、毛裕民等。事实表明，谈先生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这些同道在功能基因组、蛋白质组、基因分型定位基本理论乃至基因组产业化方面，都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我们虽非谈先生的“嫡系”弟子，但我和赛娟却受到谈先生直接、深刻的恩泽。我之所以能够为国家的人类基因组和医学遗传学研究工作的筹划、组织做了一点事情，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到了谈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提携。
1993年，我和陈赛娟在发现人类急性粒细胞白血病（APL）中的一种变异型染色体易位t(11；17)之后，又克隆了该易位形成的融合基因PLZFRARα之全长cDNA，并对该异常受体的结构、功能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其“显性负”作用及与经典t(15；17)易位形成的PMLRARα的区别。此工作由谈先生推荐给PNAS，于1994年年初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谈先生又多次为我们的工作进行推荐。他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每次均选三位审稿人，只有三人均有满意评价，他才会将论文送编辑部。而且，为了确保文章的质量，他有时在送审稿人之前，请国内的有关专家进行预审。谈先生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严谨要求给我们以十分深刻的教育。此外，谈先生也为金力、赵国屏、黄薇、韩泽广等许多年轻同事的工作向PNAS进行了推荐并得以发表，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在基因组研究方面一批有分量的工作。
谈先生关心的青年学者之一王明伟博士，后来也成了我的亲密同事。王明伟在英国剑桥获博士学位后去美国的一家制药厂工作，但一直想寻找机会报效国家。1995—1996年间，除了将美国一家基因组公司引入上海进行投资，他曾给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写过一封在上海张江园区成立药物筛选中心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马上如愿。2001年，我已在科学院工作，有机会参加了当年的国家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领导小组会议。徐匡迪市长当即给了我一项任务：为已成立的国家新药筛选中心找一位主任。我立即想到了王明伟，当晚就给他打电话，明伟十分激动，很快就来到该中心工作。
谈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谈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摩尔根、杜布赞斯基等遗传学大师，抗战前回国执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传播知识、从事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院系调整，他由浙大到复旦。可以说，谈先生经历了中国20世纪初期以来社会变动的各个时期。所以他考虑基因组的研究，不仅总是联系到科学的前沿与核心问题，如遗传、进化、发育等，而且更是从发展中国家科学界的使命来设计我国的基因组事业，力图为农业的育种，医学的诊断、治疗和药学的自主创新输送不竭的动力。
1998年8月，骄阳似火，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应该说，这次大会关注的热点，既有人类基因组研究带来的巨大科学冲击和潜在的利益，又包含着对遗传学/基因组学可能导致的技术不当使用所致危害的担忧。在会议前，我国颁布了《妇婴保健法》。该法的宗旨总体上是要保护我国妇女与儿童权益，是一部很好的法律，但其个别条例与国际上一般认同的某些生物伦理原则不够衔接。由于生物伦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受不同国情、文化、宗教等复杂因素之影响，产生一些分歧是正常的，这本来是一个学术界可以通过讨论和沟通来解决的问题。但少数国家的遗传学会却对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采取了所谓“抵制”态度。对此，谈先生和中国遗传学会领导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并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大多数国家代表与会，为捍卫我国学术界的尊严和维护国际遗传学界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开幕式上，谈先生作了“为了所有的人都能有更好的生活”的书面发言。在这次发言中，谈先生回顾了遗传学的历史，提出了遗传学作为生命科学前沿学科为人类带来的福祉，也分析了历史上遗传学知识或相关技术被滥用造成的灾难，强调要重视生物伦理的研究，使遗传学的进步真正造福人类。会议最终以巨大成功而落幕。会议期间，中国遗传学会还为谈先生举行90岁华诞盛大庆祝宴会。我和赛娟也有幸出席了那次盛宴，并向谈先生夫妇祝寿。
正是在那次谈先生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同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不久之后的一次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我与赵寿元、陈仁彪先生等都谈到了成立一个伦理、法律、社会学研究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后，仁彪先生又联合上海社科院沈铭贤，上二医的胡庆澧、邱祥兴，第二军医大学的傅继梁先生等，就基因组、干细胞以及其他生物医学相关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国家层面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该学部还多次组织国际学术交流，取得了相当正面的效果，也为国际的生物伦理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谈先生对于促进我国基因组学的国际交流、合作倾注了大量心血。记得2000年9月在上海召开了人类基因组组织亚太地区会议（HUGO Pacific）与亚太地区人类遗传学会的联合大会，2002年4月又在沪举行了HUGO ’2002国际大会。当时，谈老的身体已不太适合外出活动，但当我们征求他是否出席开幕式的意见时，谈老马上一口答应，以示他对基因组重大学术活动的重视和支持。他的发言，声如洪钟，气势如虹，使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位90多岁耄耋老人的声音。尤其是他的每次发言，都要强调培养年轻一代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都要呼吁发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独特优势，都要强调基因组相关伦理研究的重要性。
谈先生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记得1998年一位国际友人来找我进行过一次采访，要我谈谈对谈先生的评价。我当时斗胆发表了以下的一番话：
“在我看来，谈家桢先生是中国遗传学界坚持真理的一面旗帜。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李森科影响居于统治地位之时和60—70年代“文革”的困难岁月，他从来就不屈服于任何非学术压力对遗传学的干扰，坚持着中国遗传学的正确方向。今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为青年学者提供的学术环境日益改善之时，我们更加感激和怀念谈先生等学术奠基人的丰功伟绩。谈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为中国卫生部部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