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道藩
“学高为师，品高为范。”谈先生学识渊博，是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教书育人的楷模，也是我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领路人，我最崇敬的老师。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遵义，理学院和农学院迁往距遵义75公里的湄潭县城。谈先生时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也为农学院所属农艺系、园艺系、桑蚕系、病虫害系开设遗传学和细胞学课程。1943年秋，我读农艺系大二时，有幸成为谈先生的学生，接受了遗传学的启蒙教育。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照明用的是油灯，破陋的民宅四合院唐家祠堂便是生物系知名教授们（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张孟闻、张肇骞等）的实验室和学生实验室。谈先生讲授遗传学主要根据Sinnot和Dunn合著的英文版的《遗传学原理》，另在每章讲授时写出一些参考文献。由于这本英文书当时图书馆只有一本，大家争相借阅而难以借到，我们全靠谈先生的口授、做笔记和参阅指定的文献进行学习。谈先生授课特别强调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学习，也很注重对学生实验技能的培训，实验要求很严格，一个染色体制片技术的实验往往需要用果蝇、豌豆、油菜等多种实验材料反复制作，达到要求后才能通过。实验课是由徐道觉老师上，但谈老还常亲临实验课了解情况。谈先生在讲授遗传学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重点突出，并且还常结合他关于瓢虫色斑变异以及果蝇遗传变异的研究内容，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谈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热忱，在学业上尽心相授，对学生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在贵州湄潭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带领他的学生们坚持科学研究，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镶嵌遗传现象，取得了遗传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在战时校舍破烂、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当时他培养的几位研究生施履吉、盛祖嘉、徐道觉和刘祖洞均为遗传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谈先生成为一代人的楷模，也是最值得我尊重的恩师。在他崇高师德和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激励我们农学院同辈学人中很多毕业后都从事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46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农学类专业遗传育种的教学工作。建国初期由于一边倒向苏联，学术问题政治化，使摩尔根遗传学派受到打击和压制，当时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革命”，摩尔根遗传学是“反动的”、“唯心的”，并强制推行和灌输米丘林遗传学。在明令大学停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的情况下，当时，谈先生为农学院的学生开设达尔文主义课程，他讲授历代生物学家进化的论说，但不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1951年，我担任谈先生的教学助教工作，随班听课，获识甚多，为我以后从事遗传学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谈先生随生物系前往复旦大学任教后，仍然很关心我们的工作，师生之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谈先生很关心农业科学的发展，他认为丰衣足食，得靠农业生产来解决。希望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能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因此谈先生每到杭州，也总是要到华家池校区来，了解农学院的遗传学教学和实验情况。时而还作一些学术报告。谈先生每次到杭州，我都要与他面叙，除了请教一些教学和科研问题外，他总是不忘勉励我们要在遗传育种领域努力攀登，为农业生产服务。
1986年8月暑假期间，全国遗传学会理事会在贵阳召开。会议结束后由浙江大学贵州校友会组织到湄潭故地重访。我和刘祖洞随同谈先生和师母同行，前往我们已阔别40年的遵义湄潭。尽管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展现在面前的一切仍使我们感到分外亲切。这里的山山水水曾伴我度过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难以忘怀在那烽火战争年代，环境条件艰苦、物质供应紧张，但浙大师生发扬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刻苦自励、奋进不已。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炼和“求是”学风的熏陶，终身受益。我们随谈先生和师母一道回访了文庙、唐家祠堂、农场、病虫害室及谈先生的故居。文庙是当年浙大西迁时在湄潭的中心，那里曾经是浙大图书馆、教室和办公室所在地，也是谈先生施教过的地方。特别是当我们随谈先生走进当时作为生物系实验室的唐家祠堂时，虽然眼前那房屋已破烂不堪，谈先生还是很激动地指着当时作为他实验室的那间房子，回忆在这座土屋里他带领学生进行的关于瓢虫色斑遗传方面的研究获得的重大突破。他一生在科学研究上代表性论文《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镶嵌显性 》也是在这里完成的。谈先生对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6年记忆犹新，他认为是遵义湄潭的山水和湄潭人民哺育了他们，使他们能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谈先生也一直将湄潭视为他的第二故乡。湄潭之行使我们与谈先生共享了重访第二故乡的愉悦，话当年、叙往事、忆师生情。谈先生还勉励我们承袭浙大西迁时的“求是”精神。我们深为谈先生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敬佩不已。谈先生的师德风范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值此恩师百岁寿辰之际，敬祝谈老师长寿、健康、快乐！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