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儿科医院六十大寿之际，是朱启镕在儿科医院工作的第47个年头。从住院医师到传染科主任到院长，如今又回到传染科及传研室的工作岗位，刚刚年过七旬的朱医生几乎把自己的大半个人生都献给了儿科医院和他从未放弃的儿科事业。
2000年，朱启镕医生因为年龄的关系从院长的职务上退下来，继续担任儿科医院的传染科主任。10年过去了，朱医生已经不再亲自临床给病人看病，但仍然在每个工作日来到医院，对疑难、死亡病例进行一些讨论，并承担《中华儿科杂志》、儿科学学术期刊《PEDIATRICS》中文版等七本期刊杂志编委。
在办公室里，朱医生总是把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办公桌上一尊透明的“被引作者奖”的奖牌安静的放着，“现在基本上都做一些审稿和教学医疗方面的工作，看门诊次数不多，忙的时候双休日也要开会，在家里的时间不多。”朱医生如是说。
“父亲的熏陶让我成为了一名医生”
朱医生小时候很顽皮，现在年纪大了反而安静了许多，不太说话，平时在家里唯一的爱好是听听苏州评弹。据儿科医院档案室主任汤毅说，朱医生是典型的苏州人，脾性很温软，讲起话来也有条不紊、不紧不慢。
讲到苏州评弹，朱医生露出一贯腼腆的笑容。童年时候朱医生的父母亲工作都十分繁忙，常常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对门有一个开玻璃店的老板十分喜欢朱医生机灵调皮的性格，但凡出门去听苏州评弹，总会带上他。到了听评弹的地方，大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朱医生就好像置身世外一般，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吃着各种各样的瓜果。日积月累之下，原本什么也听不懂的朱医生也喜欢上了评弹依依呀呀的曲调，一直保留到现在。如今朱医生已经是古稀之年，却依然鹤发童颜，眼神中透露出睿智和安详。
朱启镕出生在苏州，这一年是1939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已经两年了。朱医生从出生到高中毕业的这整整20年都在苏州度过，童年留给他的回忆更多的还是快乐玩耍的时光，“小学的时候很顽皮，放学了以后还要到外面、到城墙上玩一会儿才回来。”朱医生说。
朱医生的父亲朱继培是当时苏州很有名的中医，朱医生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接受医学的熏陶。在20世纪40年代，小儿麻疹（俗称痧子）还是很常见的疾病，专门从事儿科传染病的父亲的高超医术一直让年幼的朱启镕敬仰不已。父亲有时在家中接待宾客，探讨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朱医生耳濡目染之下，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是朱医生在医学之路上的启蒙和精神导师。平日里时常会有家属带着已经痊愈的孩子来感谢朱医生的父亲，“我记得有家属送给我父亲一个喷银的杯子，上面写了‘妙手回春’四个字，还有很多喷银的牌子写着‘敬献朱继培医生，救死扶伤’”。朱医生忆起当年父亲为病人治病的场景说：“我当时就觉得做医生很好，也是从那时候起萌生了做一名儿科医生的理想。”
让朱医生的人生产生转折的也缘起一场大病。初中一年级时，朱医生在一次1千米体育考试中由于速度过快，跑完全程时突然跌倒，导致腰椎盘突出，在家中睡石膏床休学了1年，“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补回来”，初二以后，朱医生一改顽皮的性格，读书十分刻苦，初中毕业后免试推荐进入了著名的革命家陆定一老先生就读的苏州市第一中学，而“勤”字也成为朱医生一生的座右铭。
“努力，努力，再努力”
1959年，朱启镕医生考取了南京医学院，为了跟随父亲的脚步，朱医生选择进入儿科系。这一年秋天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发端，由于人民公社运动和“浮夸风”，全国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业歉收。“当时全国都很艰苦，我们大学生还是国家有优惠的，每顿能保证有2两饭，而老师们都吃不饱。”
每年的5月下旬到6月中旬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大忙——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季节。每到“三夏”农忙时，朱医生这样的大学生都会被要求下乡向农民学习、改造思想。饥荒的时候，常常有人吃不饱而趁着夜黑风高来田地里偷红薯，朱医生和他的同组同学便每天晚上帮农民们看管地里的红薯，就这样看了一个月。
大学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朱医生却仍然怀念大学里苦中作乐的时光。在南医念书时，朱医生的寝室中住了八个同学，同学之间关系都非常好。寝室里臭虫特别多。每到双休日打扫卫生，几个好哥们儿就一起把寝室里的床都拆开，放在炉火边烫臭虫；“三夏”农忙在农村里改造的时候，为数不多的男同学们都会毫不含糊地抢着给班上的女同学打包、拎包、摇船。朱医生一如当年年少时有些青涩，不好意思地笑了。
1964年大学毕业照
1964年，朱医生从南京医学院毕业以后，国家教委准备将包括他在内一行20人送到苏联进行培养。在此之前，朱医生要先留在上海医学院接受两年的学习，再到北京教育部，再辗转出国。而正是这两年的时间，却阴差阳错地将朱医生与上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朱医生原本出国留学的人生轨迹。1966年，随着十年动乱的开始，国家教委的苏联留学计划早已取消；凑巧的是，64年上海医学院招收学生的五年制教育改革为六年制，于是这一年便缺了一届应届生，与朱医生一起的总共二十人原本在上医读书，机缘巧合之下就填补了这个空白，最终缘定上医。
“能在上医做一名儿科医生，也是了了我的一个心愿。”朱医生说。朱医生从高中时代就非常崇拜上医。当时“北有北医（北京大学医学部），南有上医（上海第一医学院）”，朱医生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但遗憾的是，朱医生并未能如愿进入上医，而是来到了南京医学院开启了自己的学医之路。
今天的上医海纳百川、广纳贤才，招收全国各地的人才。然而在朱医生刚刚开始医生职业生涯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好的风气。当时的上医排外十分严重，相比外地生源，它更喜欢本校毕业的学生。最初作为外地学生进入上医工作之时，人事科就寻找过朱医生谈话：“我们上医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到一定程度，如果工作需要的话，你们可能就要调出去了。”
这一番话让朱医生有了思想准备，“努力努力再努力”一直是他心中不变的信条，只有做到非常优秀，才能尽早为上医所接纳，为上医做出自己的贡献。朱医生踏实肯干的性格让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先锋队进驻医院。医生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大部分医生的岗位让工人所取代了。在医院里随处可见工人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的工人在给病人看病，医生护士却在一旁从事工人的工作，作为住院医师的朱医生也被波及其中。虽然无法作为一名医生“望闻问切”，朱医生也没有随大流投入到当时上医“保王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大潮中。在工人们指手画脚“看病”的时候，朱医生常常默默地在一旁拖地打扫，只要来问还会给出一些意见，告诉“医生”们应该开什么药、如何治疗。“这一段时间锻炼了我，既看了很多病人，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非典”兴于前而色不变
2002年11月，一位名叫庞佐尧的广东佛山农民，突然出现了发热、头痛、干咳、乏力等症状，被紧急送进了医院，成为中国首例SARS患者。2003年1月中旬，SARS病毒开始大面积肆虐中国。
“当时‘非典’最严重的时候，上海的南京路和北京的王府井这样人山人海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的。”“非典”已经过去整整8年之久了，对于朱医生来说，2003年春天，萧条的大街、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和行人脸上厚厚的口罩都仍然历历在目。
1998年1月27~31日在日本名古屋第二届亚太流行病学（IEA）暨第二届全日本IEA会议上朱启镕与东京大学医学院沟上教授合影
3月25日，儿科医院接到通知，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一起正式成为上海四家“非典”定点接治医院。朱医生作为传染科主任首当其冲，接受了媒体络绎不绝的采访。面对万马齐喑的社会状态，朱医生在被采访、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时，都竭尽全力地告知身边的所有人“不要对这个病产生恐慌，只要做好预防措施，是不会被感染的。”
4月20日晚上，儿科医院二病区收治了一名6岁6个月的小女孩。3天前，这个女孩突然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体温最高时有39.7℃。这一天深夜，本已就寝休息的朱医生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要求他和其他几位专家立即赶到医院进行会诊。他们仔细询问了孩子的病史，得知这个女孩名叫王子，她17天前随母亲到北京探亲，而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了“非典”重灾区，孩子很可能已经携带了SARS病毒。第二天，新世纪幼儿园另外两名与王子同一宿舍的孩子俞乐诗、马忆华也出现了相同症状，被送进了儿科医院，气氛变得愈加紧张。
“我几乎每天都会进隔离病房，和其他专家一起制订治疗方案。”朱医生说。每一次进入病房，朱医生都要按要求带上厚厚的12层口罩，穿上密闭性能是纸质隔离服三倍以上的特殊材质的隔离服。因为闷气、不能出汗，医护人员经常担负着昏倒在隔离病房里的危险。朱医生硬是拖着年老的身子连续5天进病房诊断，最后做出结论，孩子们患的是支原体肺炎，排除了“非典”的可能性，儿科医院打下了“抗非”的第一场胜仗。
2003年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因为在救治过程中感染“非典”以身殉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因为感染“非典”而逝世的医护人员。这个消息对社会、对全国的医护人员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在儿科医院，有很多年轻护士出现了抵触情绪，有些严重的甚至都不想进隔离病房工作。朱医生是传染科的主任，更是一名敦厚的长者，他一边要和其他的老专家一起做会诊、制订每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一边还挤出时间来给这些年轻的医生护士做心理疏导。他告诉他们：“要保护好自己，只要经常洗手保持呼吸道不受感染，是不会有问题的。”他告诫住院医师：“不管你们面前的病人是不是真正的SARS，都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注意自我防范，我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人被感染上。”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儿科医院共收治46位观察病人、11位疑似病人，有幸的是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被感染。
“可以说工作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朱医生在“非典”一线置身度外的时候已经63岁，却常常需要去处理突发的群体性发热事件。5月21日晚上7点，刚刚回到家的朱医生，还没有吃晚饭就接到回医院的命令，要前往松江石湖荡去诊断65名小学生不同程度的发热。“大多数情况下到了现场诊断之后，都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并没有隔离的必要。”朱医生频繁的外出，在家中的时间少之又少，尽管担忧，但家庭始终没有给过他太大的压力，“家人都十分支持我。我自己也觉得跑到现场去排除了‘非典’的可能，是好事。”
朱医生对待工作的热情映照着他的人生信条——一个“勤”字。工作后，朱医生为了工作与妻子两地分居长达8年。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把孩子交给苏州老家的父母来带，自己在上医专心工作。对孩子的童年关心不够是朱医生这一生的遗憾，现在已经是爷爷辈的他对自己的孙子特别喜爱，平日双休日在家除了看看新闻，以及安心休息之外，总要让儿子带着小孙子来家里玩，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医改”之路漫漫
朱医生的儿子并不是医生。另一方面，朱医生也并不想让儿子也随自己做一名医生。“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苦的”，职业的崇高难掩光辉背后的辛酸。“现在的医生和病患之间的关系与我父亲的年代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朱医生萌生的职业理想源于了父亲与他的病人之间和睦融洽的温馨关系，而现在同时作为上海市高等法院医疗顾问的他看到了太多医患之间的矛盾，“这主要还是医疗体制的问题。”朱医生说。
1983年，朱医生作为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第二批留学生，来到澳大利亚的Newcastle大学学习临床流行病学。在两年多的学习中，朱医生最大的感触便是澳大利亚的医疗体制与中国的不同。
澳大利亚实行医药分业管理。澳法律规定：医院和诊所不能向病人卖药。医生只负责看病开处方，病人自行到药房买药。为使病人既看得起病、又吃得起药，澳议会于1947年就药物福利问题进行了立法。联邦政府从1948年1月起针对全体国民实施药物福利计划（即PBS制度），纳入PBS制度框架内的药品由联邦政府支付主要费用，个人仅需支付较少费用，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对药品目录进行调整。只要是该计划内的药品，不论药方上的药品值多少钱，病人只需付32澳元（2009年最新收费标准），低收入的病人只付5.3澳元，不足的部分由政府支付。对普通人，如果一年的药费已超过1264.9澳元，本年度就不用再交药费了；对低收入者，如果已付药费达到318澳元，则本年度不必再付药费了。
“从某种角度讲，在中国看病是最容易的。”朱医生解释说。这种“容易”并不是一件好事。正是由于在中国，药物对于病人来说十分容易获取。医生并不能以一种慎重的态度给病人开药，导致了许多“药到病不除”，因此激化了医与患之间的矛盾。“要把医疗的机制放到基层去，要扩大社区医院，改善它的条件，更主要的是提高社区医生的诊疗水平，并逐步实现转诊制。”朱医生对中国未来的医疗体制仍然充满了信心，他给出了自己心中的解决方法——建立让患者可信赖的社区医院。
朱医生认为现在的医院仍然在市场经济范畴中，医院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医院的运行。这样的体制把医生和病人隔离开来，使得医院更多的是商业气息，没有让整个社会意识到医生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价值。“医疗的蛋糕应该更大”，朱医生强调。社区医院更加深入基层，拉近了医者与患者之间的距离，让医患关系显得更加单纯、互信，这样便能回到朱医生父亲当年医者治人、愈者感恩的氛围。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医生，是朱医生一生的追求。
朱医生不仅仅是一名妙手回春的医生，更是一名春风化雨的博士生导师，时至今日已经培养了14名博士生。看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学生，朱医生感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当时大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很单纯，只想着努力工作、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新奔头了，买车买房，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压力吧。”
自朱医生1964年来到儿科医院、走上儿科医生之路，风风雨雨中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做一个医生不易，要做一名好医生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再回首，朱医生将自己的求医生涯浓缩成了精华：样样东西都要靠自己的实践和临床不断的积累，在不断地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提高自己。做医生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书只是基础，很多东西是书上没有的，是要靠实践才发现的。再浓缩起来，也许就是四个字——天道酬勤。
孙道开，男，教授，1938年5月生，籍贯福建。196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同年进入儿科医院内科工作，1978年起从事小儿神经专业，硕士生导师，从事儿科医疗教学同时着重于研究小儿神经系统疾病，重点研究了小儿癫与脑电生理、抗癫药物的临床应用与相互关系、脑电功率谱的儿科临床应用，先后发表了100余篇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的论文，参加了10余册儿科参考书编写，主编了《儿科学多选题》、《癫》、《多动症》等参考书。曾担任中华儿科学神经专业组副组长、全国抗癫联盟理事、上海儿科学会委员、神经学组组长、上海市脑电图和神经电生理协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担任《中华儿科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等多家杂志编委。孙道开教授在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特别对小儿癫、多动症、多发性抽动、头痛、脑瘫等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对小儿脑电图的临床应用有深入的研究，对诊治小儿癫具有独特之处。“新生儿脑电图功率谱研究”曾获上海市科研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