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年华到古稀之年，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医学事业。
生在战乱时，长在红旗下，经历了许多运动……但是不管时代和外部环境如何，都始终不会改变她对医学的热爱。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人生的道路一旦选择，就要勇敢而坚持地走下去。
如今，虽然已是古稀之年，她依然活跃在新生儿医学的各个领域，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
她就是复旦大学儿科医院教授、新生儿内科高级专家——邵肖梅。
“我从小就想当医生”
邵肖梅出生于1941年，恰逢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是一名在铁路上工作的医生，当时黔桂铁路开通，而邵肖梅便生于这个铁路的末端——贵州。
经过几十年时光的侵蚀，童年时期逃难的记忆模糊地呈现在她的脑海中，就像是琼瑶自传中的一个短小的片段：“母亲抱着我，身边是挑着箩筐的工人，一边是行李、一边是我二哥，我们一家人便这么一路逃到重庆。”在重庆，邵肖梅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时光，而她从小想当医生的梦想也在童年确定了下来。
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助产士，因为家庭因素的影响，邵肖梅从小就与医学结缘。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治病救人，从那时起医生救死扶伤、仁心妙手的形象便深深地留在了邵肖梅的心中，因此她从小就立志长大了要做一名医生。
但是为什么选择做一名儿科医生，除了比较喜欢孩子之外，这还与邵肖梅童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邵肖梅7、8岁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不到1岁大的孩子患了腹泻，严重的拉肚子、脱水等症状已经把那个孩子折磨的奄奄一息，幸好在父亲的治疗下，这个孩子才转危为安。这件事给邵肖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她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做医生是很好的，可以治病救人。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想，长大了我要当医生。”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新生儿医学领域，邵肖梅是一个不能被人忽略的名字，无论是在治病救人、编纂书籍，还是教书育人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谈到自己的成功，她只是一脸平静、面带微笑地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平平凡凡。”
邵肖梅是一个不骄不躁、不矜不伐的人，这种性格的形成和家庭因素有一定的关联。邵肖梅的父亲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做事一向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母亲则能干会说，管教严厉，她借用《红楼梦》中黛玉的形象的一个方面来形容：“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而邵肖梅更多继承的是父亲谦虚内敛的性格，她是一个不喜张扬、与世无争的人，不求出人头地，但求凭自己的良心做事。
父母一直教育几个孩子，要“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种教育理念对邵肖梅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成为她一生所践行的人生原则。
读书时代
邵肖梅的学生时代是比较顺利的，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宽裕，自己又是家中唯一的小女儿，因此从小父母便十分宠爱。
小时候看到哥哥读书了，5岁的邵肖梅便哭闹着也要上学念书，并且要和哥哥一个班。所以虽然年龄很小，她也早早地入了学了，并且直接跳过一年级成为了哥哥的同班同学。从小学到初中，她和哥哥一直是一个班，虽然年纪小，但是每次成绩都十分优秀。1955年，邵肖梅和哥哥从上海市大同中学初中毕业，她进入上海市第二女中高中学习，兄妹俩这才分开。
1958年，邵肖梅高中毕业，顺利地考入了她的第一志愿——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
在大学里，邵肖梅善于做笔记，她写字很快，老师上课的内容都能及时记下来，因此同学们在自习时间都会纷纷向她借笔记。另外，她的背功很好，她笑着称自己为“临时抱佛脚”类型的，在考试前一天晚上开个夜车，把该掌握的东西都记牢。但同时她也很认真地纠正：“我的学习方法是不好的，虽然我的成绩不错，但是不值得学习，年轻人不能学我这个方法。”
大学期间，邵肖梅经历了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当时学校会发糕饼票，因为想到父亲很喜欢吃糕饼，孝顺懂事的邵肖梅每次都会把糕饼票省下来，拿回去给父亲。在学工学农时期，学生们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地基、铺砖瓦、插秧、割稻……在这些运动中，邵肖梅虽然吃了许多苦，但同时也得到了锻炼，养成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和较强的生活适应性。
对于自己学生时代的看法，邵肖梅的总结十分简单：“读书就是读书，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种对学习的单纯和专注，才能使人做到一心一意、心无旁骛，这为邵肖梅以后的工作在无形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九江的12年
1963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本科毕业以后，邵肖梅被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当时卫生部在搞一个试点，叫做助理住院医师制度，邵肖梅就是作为一名助理住院医师，在儿科医院进行了两年的规范化培养。这两年对邵肖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段期间，她在实践中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儿科医院的培训结束之后，邵肖梅被分配到江西九江，这一呆就是12年。
1966年初，邵肖梅被分配到九江医专，并在那里担任一些儿科学的教学工作。6月份，“文革”爆发，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因为邵肖梅年轻的时候是自然卷发，所以就被说成是烫发，还被学生剪了一束头发。幸运的是刚刚调来和学校老师还不熟悉，邵肖梅并没有参与任何学校的斗争，因此“文革”对她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1967~1968年期间，九江医专被撤销，邵肖梅便留在了九江地区妇幼保健院。九江妇幼保健院是当地最大的儿科医院和妇产科医院，它地处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因此病人、病种和危重病人都比较多。面对医学治疗上的众多疑难杂症，各种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在“文革”那段学术氛围并不浓厚的时期，邵肖梅靠自己看书、查资料，在临床医疗的实践中增长了许多知识。
在九江的12年里，邵肖梅远离家乡和亲人，需要自己独自面对生活的困难，但是她并不为来到九江而后悔。在这段时期内，她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待人接物的能力都得到很大的锻炼。与此同时，在“文革”期间，上海的很多医生下放，去做护士和工人。而这段时期，邵肖梅正好在九江，因此她并没有脱离临床，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这段艰苦但难得的经历使她打好了全科医生的基础，为她以后重新回到上海儿科医院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978年，邵肖梅找到了一次对调的机会，对方在上海磷肥厂工作想要调回江西。幸运的是上海人事局了解到邵肖梅的档案是从儿科医院调出去的，所以便把她重新调回了儿科医院。
人生总是有许多巧合。如果当初被调到上海磷肥厂工作，那么她的人生也许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了。回忆至此，她不禁深深感慨。
1978年，邵肖梅重新回到上海，在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的工作至今已有30多个春秋。在儿科医院的培养下，邵肖梅从住院医生成长为主治医生、副教授、教授、再到博士生导师，并曾担任新生儿病室主任和儿内科主任。
邵肖梅是儿科医院早产儿随访门诊的创始人。在长期的工作和科研中，邵肖梅注意到，脑损伤和早产的新生儿经医院抢救成活以后，患后遗症的概率较大，仍应进行随访和指导，不应仅仅是救活患者，还应关注患者今后的生活质量。
抱着这样的理念，邵肖梅开始进行相关方面的尝试。前几次的尝试并不成功，在一定的总结和学习之后，邵肖梅意识到必须建立起独特的和实用的神经发育评估及早期干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病人及其家属的积极性，改变之前医生等病人的消极局面。
从2001年至今，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完善之后，现在早产儿随访门诊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个集新生儿科、康复科、神经科、儿保科、五官科、眼科等多学科合作的正规而完整的随访体系。
同时，邵肖梅在“新生儿脑损伤的早期诊断和防治”方面的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脑损伤是新生儿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新生儿医学领域的研究重点。邵肖梅从1997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牵头组织国内13个省市16家医院开展了“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证实了亚低温疗法是治疗新生儿HIE的最安全有效的神经保护措施，该成果已在国外权威的儿科杂志（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上发表。
2007年，邵肖梅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仍然无法停下她在科研道路上前进的步伐。针对国内对新生儿HIE诊断和治疗过度扩大化的现象，她带领团队历时3年零8个月，查阅文献一万三千多篇，对国内外治疗新生儿HIE的药物和方法进行全面的系统评价，并组织国内新生儿医学专家讨论，完成了“足月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治疗循证指南”的制订，对规范国内HIE的治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说到这里，邵肖梅特别提到：“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我们整个团队——脑损伤的课题组成员集体的功劳。”
在剑桥大学的进修
1986年3~9月，邵肖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儿科系进修。
1986年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到国外学习，语言是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方面。从小学到大学，邵肖梅学习的一直都是俄语，正式学习英语是从1978年重新返回上海开始的。虽然口语和听力水平不太好，但是由于要阅读大量的医学文献，所以邵肖梅的阅读能力和翻译能力十分出色。并且，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阅读医学文献的过程中，会把比较好的和比较重要的内容摘录下来，并逐句翻译，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提高和锻炼。
为了出国学习做准备，邵肖梅专门请了口语教师每周到家里来帮她补课。但是由于工作很忙，因而学习英语的时间十分有限。
说到这里，邵肖梅开玩笑的说：“我这辈子没有太大的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不好。如果你要让我去上老年大学，可能我就会去上英语的口语课。”
邵肖梅在剑桥大学的学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在技术方面主要是学习肺表面活性物质的检测和磷脂的分析；在实验室方面主要是实验方法的学习，在临床方面则是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呼吸管理技术和查房技术。国外医生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以及规范条理的查房思路，对邵肖梅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同时，这次学习也使邵肖梅意识到国内外新生儿医疗水平的差距和以后改进的方向。
“退休了，我还没有闲下来，还是很忙”
退休之后，邵肖梅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编书、科研和教学上。
邵肖梅是《实用新生儿学》（第四版）的第一主编，这是一部全国的、大型的新生儿医生的经典参考书，这也是凝聚了金汉珍教授毕生心血的重要著作。但是，金汉珍教授完成了前面三版的编著之后，毕竟年纪大了，迫切需要有人接班，在金教授和同行的推荐下，邵肖梅接受了这项任务。
《实用新生儿学》第三版和第四版之间相隔8年的时间，这8年中新生儿医学的进展是十分巨大的，这就要求编著者要与时俱进，把近年来新生儿医学的新进展、新理念都反映在书中。付出总有回报，《实用新生儿学》（第四版）出版以后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也是邵肖梅多年努力最希望看到的成果。
编书是邵肖梅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实用新生儿学”第四版之外，她还主编了“胎儿和新生儿脑损伤”、“儿科临床手册”等专著6部，参编“实用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专著16本，为新生儿医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了编书和科研之外，带博士研究生也是邵肖梅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邵肖梅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最后毕业论文的书写，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学生们都要进行许多次修改才能达到标准。
虽然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但是学生们都十分尊重邵肖梅教授，把她当作妈妈一样，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她商量。而邵肖梅也是将心比心，经常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提出自己的忠告并提供一些帮助。
正是“严师出高徒。”在邵肖梅严格和规范的培养下，学生们学到许多知识，在科研设计与总结、论文的规范书写方面都十分优秀。她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走到工作岗位以后都成为了地方的骨干，在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邵肖梅已经培养出了16个博士4个硕士。因为在教育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她被评为1995年卫生部三育人先进工作者、2003年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
“尽我所能，发挥余热”
关于“医生”这个职业，邵肖梅是这样理解的。
“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我们是治病救人，不能有一丝疏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技术上一定要精益求精。”
“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医学不断地在进步，活到老学到老，一辈子都要坚持不懈的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邵肖梅说，“医学的知识是不断进步的，几个月不看书马上就落后了。”
最后，邵肖梅对自己的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生在抗战时期，长在红旗下，经历了很多运动，赶上改革开放的末班车。”她把自己人生的成功归为两个原因——勤奋和机遇。在学习、科研、教学、业务、管理等方面，她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又有幸分到儿科医院，并且遇到了金汉珍和樊绍曾两位老师，是金老师将邵肖梅引进了新生儿专业的大门，并用她积余的经费送邵肖梅去英国访问学习；是樊老师的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管理作风为她树立了榜样，让她终身受用。1992年，邵肖梅接任新生儿病室主任，新生儿专业组正处于“老的退休、小的出国”的青黄不接状态，邵肖梅义不容辞挑起了承上启下的担子，在她管理新生儿病室的10年期间，不仅使新生儿专业组站稳了国内学术界的领先地位，而且使新生儿病室于1993年第二次获得了上海市劳模集体的光荣称号。
“总的来讲，我这一生，问心无愧。”邵肖梅坦然地说。
在问到对今后的展望时，邵肖梅说：“希望能够多为儿科医院能做些贡献，尽我所能，发挥余热吧。”
虽然没有什么伟大设想，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我从她坚定的眼神中和平淡的言语中，读懂了热爱与奉献的含义；读懂了医学是她倾注所有而投身的工作，是她一生的事业。
朱启镕，男，1939年12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科研究所及传染病实验研究室硕问，复旦大学儿科肝病中心主任。1964年毕业于南京医学院儿科系，1983年赴澳大利亚Newcastle大学留学并获医学硕士学位。曾任儿科医院副院长、院长，儿科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儿科感染、传染病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卫生部腹泻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中华感染病学会小儿肝病及感染学组组长，中华儿科学会感染学组组长，上海市儿科学会主任委员。聘为上海市医学会资深会员，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华儿科杂志》、Pediatrics中文版等八家杂志编委。承担国家级课题5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至今曾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三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卫生系统SARS先进工作者，复旦大学优秀博士生导师及上海市卫生系统第四届“高尚医德奖”提名奖等。近15年发表论著64篇，SCI文章8篇，主编《小儿传染病学》等4部著作，参编9部。培养博士生14名，硕士生1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