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边眼镜，黑发中夹杂些许银丝。没有老年人年老色衰的倦容与发福的身材，那镜片后的眼神仍旧犀利，瘦削的脸颊却不失儒雅之气。他是一位在医途中跋涉的长者，也是一位渴求真知的学生，他是时毓民。
“我想治病救人”
时毓民出生在1938年的上海，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他的童年是在淮南度过的。时毓民的父亲大学学习社会经济学，毕业后在淮南煤矿做一名科长。母亲因从于当时女人结婚后不应该读书的观念，大学读了两年便辍学回家。“父母总希望在知识方面有所成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时毓民的学业抓得很紧，“尤其是母亲，母亲因为大学没读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读大学，能够有一份事业”，时毓民说。
虽然身负父母亲的重托，但真正让时毓民选择医学这条路的，还是母亲的病。“她患的是肺结核，在当时认为是不治之症。”以当时的医疗水平来看，并没有治疗肺结核的有效药物和治疗手段。
“医生说肺结核会影响到肋骨，所以要切除肋骨，每切除一根就要一根金条。”时毓民全家只依靠父亲的收入，这救命的金条无疑是份难以承受的重担。“负担太重了，所以那时候没有切除肋骨”，他摇了摇头。
如此一来母亲的肺结核就被耽误下来，逐渐变成了治疗不好的慢性病。“她的病对我们的生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就在那时我就想当个医生，想治病救人”。
幼年的时毓民身体不好，经常小病缠身，所以那时候的他也常和医生打交道。“我小时候差不多每个礼拜要生病一次，”时毓民笑道。与医生接触久了，他也感觉“做医生挺好”，“我本来就喜欢医生这个职业”。
母亲的病和自己与医生的接触，让“做一个好医生”的梦想在年幼的时毓民心中生根发芽。
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时毓民在淮南上到小学四年级，就举家迁到了上海。完成小学后，时毓民考上了区重点五四中学。而这只是他迈向医学之路的第一步，“能够考取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才是他成为医生的关键。
“大学那时候很难考的，想考上医大，是20人中取一个，很严格”。他说，“人们比较重视知识，国家也很重视大学生，考上大学还要登报。五十年代大学生很少，所以考大学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吧。”
上大学时，去青浦治血吸虫病
1957年，时毓民的梦圆了。他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进入医疗系学习。
“其实当时我对神经科还蛮感兴趣的，什么地方瘫痪了就可以估计什么地方有问题，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个科学，我比较喜欢这个，当时考试也考得比较好”，时毓民说。
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基础课程是两年，第三年进行临床课。而医疗系的课程又十分庞杂，内科、外科、神经科的知识都需要掌握。“来到这里的学生，功课成绩都是比较好的，大家都是你追我赶，况且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上海市是第一。”
竞争的压力虽大，不如学医的过程艰苦。“我们读书比较多，还要学中医嘛，它的书非常多，要苦读，要背。要能背下来，背功不好也不行，还要理解”，大学时背书的情形仍让时毓民难忘。“那时候我们学医正好是困难时期，吃得也很差。一斤米放四斤水蒸出来的，吃下去就是水的味道。菜就是卷心菜，外围不是有叶子嘛，当中是不给你吃的，是旁边的青叶子炒出来的。荤菜是兔子头，每一次吃一个兔子头，那时我们看见兔子头吓也吓死了，哪敢吃。”说到这里，时毓民不禁笑了。
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让时毓民这批青年接触到了更多的需要医疗帮助的百姓。他们来到青浦“搞血吸虫”。“青浦是血吸虫的老家，血吸虫病人很多。那些虫卵大多长在河旁边生长的钉螺，那么要下到水田，血吸虫的虫卵孵化后就钻到皮肤里去，以后到肝脏里面生长就形成肝硬化。他们很苦的，生了病就丧失了劳动力。”到了青浦，时毓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打针、灭钉螺。
“我们都要往青螺上喷药、喷砒霜，喷的不好喷到自己身上也有的。那赶快擦掉，这还是有点危险性的”。
但这前前后后加起来6个月光景，时毓民并没有虚度。在学习了一些血吸虫的知识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他们在医疗方面很差，生病看不起的就让它去了。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有责任把医疗搞好，使每个人都有医疗的救助。不要没有钱就不治疗，大病当小病治疗。”
不断开辟医学之路
1962年，时毓民结束了大学的学习，并在这年分配至儿科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而后的两年，就是其积累临床经验的阶段。时毓民当时在纺织第一院实习，而让时毓民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的医生很“放手”，学生有很多锻炼的机会。做胸腔、脊髓穿刺，住院医生教学生一遍就让学生们自己操作，“所以我们技术操作方面比人家要好”。
文化大革命到来后，医生们都不敢多看书，多看书就是走“白专道路”。所以要读书的时候学生们只能偷偷地读。“找参考书也很难，图书馆差不多要关门了，书也不太进了，你要找病理、资料，都不太容易查到，看外文的更不行了。”
但这时盛行“西学中”，“毛主席号召所有的西医都要学中医，都要学一遍。”此时有“上海市儿科界四大名医”之称的顾文华老师是儿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学习自然要师从名师。于是时毓民跟随顾老师，除了学习专业的中医知识外，还与他一同看门诊、查房。“要吃什么中药就他来开，我就跟着他开方子。”
顾文华教授教导时毓民：“你跟我学是学了我的一个专长，但是你要博采众长，所有的中医的看病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博采众长。”时毓民接受了顾老师的建议后，从1978年起他又来到上海市中医医学院西学中医研究班学习了两年。在1980年课程结束后，时毓民就从内科转到了中医科。
“顾老师的特点是不泥于古，就是他的创新，就是古人没有讲到的问题，他有他的独特见解。独特性，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儿童性早熟，那时候西医也没有什么大办法，就到中医来看，他就摸出一个规律，肾阴虚相火旺，怕热、乳房胀痛、脾气暴躁、舌头红、大便干结，这些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相火旺了这些症状就有了，针对这一点就吃一些滋阴泻火的药，这是他的首创，全国没有的，都是他首创以后推广到全国的。还有他治疗尿毒症时用大剂量的附子、大黄，治疗效果很好的。”讲到本行，时教授话就多了起来。
“这些都说明，中医治疗还是有效果的，中医、西医能起到一些彼此不能达到的效果。”这点也对时毓民的影响很大。通过对中医系统的学习，时毓民发现了自己不曾认识到的中医。
“西医在治疗急性病效果就很好，对于慢性病，如哮喘，喷雾支气管扩张剂及口服激素副作用都很大，那么中医就是用补肾、补肺、健脾这个方法进行调理，调理后发作明显减少。这是中医的特点，包括现在也是这样，现在我用的方法之一也是调理。还有中医科的性早熟，应该来说是内分泌科的，但现在80%性早熟是在中医科治疗，不是在西医科。”
对时毓民来讲，将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哮喘、性早熟取长补短对其今后的治疗方向都有很大的启迪，于是他选择将这条路走下去。中西医与儿科相结合，并在性早熟方面做出了成绩。顾教授和时毓民二人认为这是其以后治疗的方向之一，所以就在其科里推广，并在80年代末，专门开了一个性早熟特色门诊。“80年代初我做科主任，当时只有我们一家是中医治疗性早熟，所以病人特别多。一上午前来就诊的就有500多人，排队排的很长的，一直排到中山医院门口了。”
时毓民教授在诊治病儿
但医术如何，并不是时毓民衡量一个医生的唯一标准。“要重视实践并不断学习，因为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如果病人接触少了，没有实践，那你就不是一个好医生了。看的病人越多，这个医生肯定是有经验的，要不断学习，因为医学是一门不断前进的科学，如果不去学习、不去看新的文献、听新的讲座，那你就落后了，靠老本肯定要落后，一些新的治疗方法诊断的手段都需要不断学习。”
“儿科医生最主要的还是细心和耐心，因为一些孩子不会说话，他不会反映自己的病，那要看他的脸色、表现、精神状况，要细心的观察其舌苔和舌质。中医的望诊是最重要的。”
时医生重视中西医的人才培养，曾经带过多名中医研究生，并担任全国第二批名老中医师带徒指导老师及上海市高级中医人才指导老师，这些被带教的学生目前已走上中西医结合的领导岗位，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
时医生还先后担任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为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贡献了力量，获得“上海市中西医结合优秀工作者奖”及“全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先后发表中西医结合论文达100篇，获各项科技奖八项。
现在的时教授退休返聘，73岁的他仍旧喜欢与小孩接触。“孩子们很天真，一上来就叫‘爷爷’，‘爷爷好，爷爷再见’，跟他们在一起就变年轻了。”
讲到孩子，老人很高兴。这半生都在为孩子的健康忙碌，不曾在医途中驻足。老人身后一本本厚重的医书、锦旗、奖杯以及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已是他一路以来最好的注脚。
刘豫阳，女，教授，1941年8月7日生，湖南人。1963年8月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同年分配到复旦大学（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工作。擅长诊治先天性心脏病、病毒性心肌炎、心肌病，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1988年作为访问学者曾赴加拿大学习。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2001年刘豫阳教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刘豫阳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政议政，1988~1998年担任第九、十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第十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98~2003年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3~2008年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2007年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委等重要职务。至今由其本人及指导研究生发表论文50余篇，编写医学著作12本，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