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38年的她，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是新中国儿科医学事业不断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医术济世的情结
张灵恩和医学的不解之缘，自幼年时期就已结下。
张灵恩的父亲是一名西医儿科医生。当时在杭州开了一家诊所。家中客厅的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面镌刻着“医术济世”四个溜金大字，这是病人送给父亲的，也是父亲一辈子的信念，自小就深深地影响着她。父亲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病人需要，立马拿着药箱出诊，对生活困苦的百姓一律免费诊治直到痊愈，救人于病痛之中的仁慈之心深深地感染着她。看着张灵恩教授义诊
父亲行医，使病人一个个恢复健康，她感到很神奇，也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医学的缘份就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种子。
1943年，5岁的张灵恩被姑姑带进了小学，家庭的教育环境很宽松，没有人管着、逼着孩子们读书识字，回家完成作业，考试通过，就可以了，她的童年岁月是在“玩”中度过的。除了上学，表姑教她学弹钢琴，每天都要练琴，现在还记得那时学的曲子。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11岁的她进入一所女子中学，戴上了红领巾。她和小伙伴们在女中里参加了许多集体活动、节日游行、跳集体舞，还在老师带领下排演话剧。她还喜欢看小说，家附近的杭州市图书馆里有很多前苏联的优秀小说译著，基本上都看个遍，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深深地感动着她，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一生的做人准则。1952年进入杭州安定中学，学校崇学敦教，群贤辈出，名扬杭城，茅盾、范文澜、冯亦代、柯召、华君武等很多文学大师、科学泰斗均出自该校，在纪念该校100周年的校庆时，张灵恩被列入该校百年的知名校友。
她在填报大学志愿时，几乎没有什么思考，医术济世的情节使她自然而然地报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系，从此走上了学医、从医的道路，并为儿科事业奉献至今。考取上医后，她父亲非常高兴，因为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了。他亲笔书写了“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格言送给她。
难以忘怀的上医
1955年，17岁的张灵恩来到上海，走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开始了求学医学的生涯。医学是个需要刻苦学习的专业，当时儿科系是5年制，前4年学理论知识和见习，最后1年在上医的附属医院实习。上医的学生都很用功，吃好晚饭就忙着为晚自习占位子，当时的大食堂就是学生们的自习教室，吃饭的桌子到晚上就成了学生埋头苦读的书桌。家在外地的同学，周末除了洗衣服、整理宿舍，很少上街，大学求学的后几年恰逢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但上医的学生学习基本没受到影响。大学生活也极富那个时代的集体主义，具有无私奉献、激情燃烧的色彩。
搞爱国卫生，王乐山校长会在半夜里广播，把同学从床上叫起来去做大扫除，房间要收拾得整洁干净，玻璃要擦得锃亮，窗缝不能有灰尘，当时的大学生，秋天要下乡参加劳动，割稻、轧稻、采棉花、收油菜籽；成熟的油菜籽荚，一见太阳就会被晒得暴裂开来，所以学生们要在太阳没出来前就下地干活，农业劳动辛苦，但也锻炼了他们，吃苦耐劳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青浦是血吸虫病流行区，大学二年级时，张灵恩所在的班级跟着高班的同学到青浦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就在青浦佘山的天主教堂里设立了治疗点，用锑剂治疗血吸虫病。在老师带领下，高班学生给病人打静脉针，低年级学生做洗针筒、煮针筒、消毒等辅助工作。静脉注射锑剂易发生心脏毒性，风险很大，在治疗过程中要不停地巡回检查病人，及时处理不良反应，非常辛苦，但同学们没有人叫苦，张灵恩看到一批批病人得到康复，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1958年整个暑假，他们参加血丝虫病普查。当时淀山湖畔是血丝虫病流行区，血丝虫的幼虫称微丝蚴，夜晚才会在周围血液中出现，同学们都在午夜工作，由生产队长带着，一家家把农民从床上叫起来，在耳垂采血，把血片涂好后，按名单做好标记，第二天上午用显微镜看血片，再把阳性报告名单交给生产队，让病人得到治疗。那时天天忙，天又热，睡眠少，但报告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健康，大家都特别认真地做。在儿科医院做实习医师的时候也不轻松。新病人三大常规都要实习医师自己做，在第二天查房之前必须做好，有时候技术不熟练，同学会互相帮忙完成，常常午夜才回宿舍。新病人的病史也要熟练地背出来，她记忆中几乎没有发生查房时实习或住院医师背不出病史的事。主任查房大家都很紧张，事先都作充分准备，如果住院医生或实习医师回答不出主任的提问，主治医生就会非常难堪，说明主治医生工作没做好，没带教好下级医生。现在她觉得这些要求对年轻医生打好临床基础、掌握临床技能是很必要的，因为严师出高徒。
张灵恩在大学期间是三好学生。1959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年大学学习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上海第一医学院是培养她成长的沃土，是她人生中难以忘怀的地方。1960年，她被分配到上医儿科医院，成为一名住院医生。
最后一道防线
人称儿科医院重病监护室为白衣天使战胜死神的“最后一道防线”。各科室若有危重患儿，都要送到这里进行抢救。而林慈教授和张灵恩是儿科医院急救和重病监护专业的创始者。从1986年开始张灵恩还担任了新建立的中华急诊医学会儿科学组副组长、中华儿科学会急诊学组副组长，前后10余年，使她认识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儿科急诊专家，几十年来，和他们在学术上合作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共同促进了我国儿科急诊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张灵恩教授在查房
1983年开始，WHO在中国选出10个城市的10家儿童医院建立重症监护室（ICU），给予资金资助、配备仪器，并选派医生出国培养。这些儿童医院中不包括教学医院，所以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是没份的。当时儿科医院收治的病人中，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的比较多，在没有呼吸机的年代里，只能采用捏皮球（加压气囊）的原始办法，往往是医生、护士、实习医生轮流捏皮球，很累。这使她们萌生建立儿科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想法：把呼吸衰竭的病人集中到一个病室，由专人管理。1984年儿科医院重症监护室初步建成，4个床位，设施简陋。当时医院缺乏资金，无力配备高端仪器，仅添置了最简单的国产呼吸机，与24小时捏皮球相比，已大大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而这样的人工呼吸机也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后来的几年中，医院逐步为PICU配备了进口的呼吸机和监护仪，数量不多，但条件得到了改善，床位也增加到8张，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经常报道儿科医院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消息，重症监护室曾经获得上海市劳模集体和复旦大学校长奖等荣誉，让她和同事们很受鼓舞。
儿科医院急救科真正上一个台阶是在最近几年。2008年5月搬到新医院后，PICU有了单独的一个楼层，床位增加到20张，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上海市卫生局为上海三所儿科医院各提供1000万元资金，建设完善的上海市儿科急救中心。作为新院的设备添置，卫生部也拨了款，终于有钱了！医院领导决定建立重症医学科，增加了医护人员和配备，呼吸机、监护仪、血液滤过仪、人工肝、纤支镜、颅压监测仪、床旁脑电图等都有了，还通过国际合作送医护人员出国学习。
2011年儿科医院重症医学科又被评为卫生部临床重点学科，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事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学科的新发展让张灵恩感到十分欣慰，她期盼发挥余热，为儿科重症医学事业继续努力工作。
孩子的生命比成人脆弱，孩子的安危维系着家庭和整个家族的幸福。在儿科医院PICU，张灵恩教授担任主任时，对待病人的准则是：收治到危重病儿，或病人发生病情变化，只要她在，都要参与抢救，病情不稳定她是不会离开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晚上回家还是放心不下病人，会深夜打电话到病房询问；下午外出开会，会后仍要回医院看一下病人；收治新病人时医生开的医嘱，她都要看过才放心。对死亡病儿，只要她在场，都会尽力劝慰家属，直至遗体护理完成、送出PICU后，她才会离开，她认为这是作为医生对生命的尊重。曾有家属在把孩子遗体送到太平间后，再回到PICU病房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让她很感动。
她行医52年，已在PICU工作了28年，救治了很多危重病人，但她从不收红包，有时家属悄悄把钱放在她办公桌上，她都查到地址寄回或交到财务科放在病人的预交金中。她说：我最大的安慰是清晰地记着一个个危重患儿是如何被医护人员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
不远万里援非
1977年2月，张灵恩与上医各附属医院的十几位医生一起，赴非洲多哥，在首都洛美参加为时两年半的援外医疗队工作。
多哥当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儿科病孩不少，尤其是消化道疾病、营养不良，以及疟疾、结核病、镰状细胞贫血以及一些热带传染病，有很多病情与国内不同，为此，她读了很多有关的书籍，以便自己更好地完成援外任务。多哥官方语言是法语，但普通百姓使用的语言是多哥语，为了方便与病孩家长交流，她学了哥语，可以直接询问病史、解释用药方法，那儿的百姓非常尊重中国医生，能和他们用多哥语交流，他们觉得亲切、很开心。
中国医疗队还要为多哥埃亚德马总统的夫人和孩子们提供保健服务，有急事随叫随到，平时定期去总统府，只要医疗队的车一到总统府，卫队长就会打开大门，上前问好。总统夫人在客厅接待他们，有时总统在家也会会见他们。医疗队和总统一家结下了深厚友谊，1978年中国的春节除夕夜，总统卫队长给医疗队送来了烤全羊。1979年医疗队回国的时候，总统夫人还送自己的签名照片给他们，医院院长到机场送行，洛美的报纸刊登了中国医疗队的照片，称赞中国医疗队是奉献爱心的白衣天使，传播友谊的友好使者。
今年世博会，张灵恩去多哥国家展馆，在那里遇见一个来自洛美的多哥女孩。
女孩得知她曾在洛美工作过，兴奋难耐地问道，什么时候？1977年！这个女孩还没有出生呢！她怎能想到30多年后的这场缘份？
Stanford的交流学者
20世纪90年代，张灵恩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斯坦福大学LSP儿童医院PICU学习。该医院当时新建不久，它的PICU令她大开眼界。合理的病房布局、完整的监护设备，有ECMO，还可以在床旁作纤支镜、同位素肺扫描、24小时脑电图监护，病人化验标本都是通过管道传送的。它与Stanford的医学中心相联，这个医学中心的心脏科很出名，做心脏移植手术后的小病人也转到PICU来监护。作为访问学者，没有医生执照不能接触病人，她就事先看好病史，跟着查房时就可以多听一点，参与每天的X线读片和学术讲座，去主任那里复印资料。周末她就在大学图书馆里度过。
在斯坦福一年中她学习到很多：PICU的规范、制度、工作的流程、治疗常规。20张床位有充足的人员配备，每位护士管2～3个病人，还有呼吸治疗师、心理护士、临床药师、营养师、社会工作者等，医生和护士可以把精力专注于病人。他们的学术氛围很好，几乎每天都有学术报告，住院医生每周有一次读书报告会，提问、讨论，气氛非常活跃，这对年轻医生是培养也是提高。1993年回国后，张灵恩担任医院大内科主任兼PICU主任时，就建立了住院医生读书报告会制度，每月一次，报告后有提问、点评。经过训练，我院的医生在国内的学术会议大会上发言，其质量得到了业内同行的普遍认可。
抗击“非典”的日夜
2003年，“非典”爆发。张灵恩作为上海市“非典”专家组唯一的儿科专家，被通知去卫生局开会。之后，就飞去了广州参加一个小型学术会议。
她在那儿见到广州市儿童医院郑院长，了解到在广州已经出现儿童感染非典的病例。她请院长将病人的X线片刻成光盘，并作详细讲解，还去广州市儿童医院门诊转了一圈，实地看看他们怎样布局、分诊病人，回上海后这些资料派上了大用场。“非典”形势急剧进展，北京已经有好几位医生、护士染病牺牲，人们这才意识到“非典”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极高的致死率，但她并不能确定上海是否会有非典病儿，若有，一定会先送到ICU。当时她是上海儿科学会急诊学组组长，就把学组内几家儿童医院的ICU主任和医生召集起来，培训和学习非典的知识，并且应医学会的要求，对市内儿科医师作了多次讲座。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是上海市收治“非典”的定点医院，所有可疑病人都将首先送到这里，那时儿科医院在院领导带领下，各级人员都动员起来，为战胜“非典”努力工作。幸运的是，张灵恩教授在抗击“非典”的半年时间里，上海没有发生一例儿科“非典”病例，疑似病例也大多被排除，证实是支原体肺炎而痊愈出院。
险情也曾出现过。有一天，医院通知张灵恩、朱启镕，还有放射科帕米尔主任，半夜赶到松江。那里的一所小学同时有几十个孩子发热，如果疑似“非典”，就要把整个镇隔离起来。松江区医院的专家未能做决定，儿科医院专家组赶到以后，经过仔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看了胸片，发现孩子们精神很好，活蹦乱跳，会诊意见倾向轻微群体流感。到底是不是“非典”？是，就把整个镇封起来；不是，就放这些孩子回家。当时卫生局刘国华副局长在电话那头等着意见，并要求每位专家签字。这时压力很大，如果真的是“非典”，那蔓延开来谁担当得起？不过专家组慎重讨论后将会诊意见如实汇报，签名为证，决定放孩子们回家。第二天好消息从市疾控中心传来，经检测那就是流感，医生们赢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上海的成人病例也是有的，虽然是专家组中的儿科医师，张灵恩还是多次参加了专家组组织的全市会诊，她要实地看一看“非典”病人，了解症状和胸片的变化，以及对病人治疗和处理的全过程，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她不能放过。专家组到病房都是全副武装，她说：“不紧张，我相信应该不会是我中头彩。”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她真的很忙、也很累。几乎没有休息天，但这是一个急诊科医生、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她心甘情愿。
一切为了孩子
1984年10月，在医院领导班子调整时，她接受任命，先后担任儿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和副院长的工作。尽管面临困难，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接受任务，从头学起，在任期间配合党总支书记和院长，努力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在领导班子中尊重同志、遵守组织纪律、维护团结、不以权谋私，8年中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在领导班子工作期间，深切感受到资金的匮乏严重地阻碍了医院的发展。
由于当时医疗收费中儿童只能半价收费的限制，医院员工工作辛苦，但收入明显低于成人医院，不少优秀的年轻医生都离开医院去了国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儿科病人选择儿童专科医院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世纪50年代枫林院区的建筑在设计时预计门诊量为每天300人，到90年代，日门诊量上升至3000人，高峰时达4000余人，挂号排队转弯至门外马路边，狭小的候诊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不仅空气混浊，而且没有候诊空间，很多路途遥远的家长带着孩子来院，只能席地而坐等候就诊。这一切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期望着有朝一日改变环境，让病人有一个舒适而明亮的就医环境！如何寻找机会为医院争取资源？期间，她受组织的委托担任了几位首长家属的保健工作，和时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及夫人王冶坪有了接触，他们一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她得以完满地做好保健工作。江泽民同志几次来医院视察，院领导一有机会就向他陈述医院现状。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调任党中央总书记到了北京。1999年中秋节江总书记回到上海，邀张灵恩去见面，这使她非常高兴，想着要在这次会面中，为医院争取摆脱发展困境的机会。出发前她征求了时任医院党委孙斌书记的意见，并准备了相关数据资料。江总书记问起张灵恩有什么困难，她表示个人没有困难，就是医院需要发展，但经费十分困难并汇报了医院的情况和困境，江总书记向当时在场的徐匡迪市长和市委书记黄菊介绍了张灵恩医生，并表示“儿科医院也是为上海市的儿童服务的，我把这事托付给你们二位了”。江总书记又把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曾培炎同志请到面前，说：“您给他们（医院）的钱实在太少了”。就这样，在张教授的努力下，江总书记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渠道为儿科新院的建设确定了资金投入的基本框架，争取了资源。
在江总书记和卫生部、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医院几任领导的努力，才有了如今占地160亩、环境优美、设施良好的儿科医院。2007年夏，江总书记特意为儿科医院新院启用题词：“一切为了孩子”，体现了他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和对儿科医院的殷切期望。
张灵恩既是一名医生，如她所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儿科医生”，又是一名教授，教书育人。优秀的年轻医生在成长，她对他们有严格要求，她告诉他们：掌握和熟悉病人这是最重要的，否则难以采取正确治疗措施。有时医生的临床经验是以病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医生必须要有良好的医德，在医术上精益求精，才对得起病人。敬畏生命，这是医生的良知。
62岁那年她主动辞去PICU主任一职。2005年，67岁的她退休了，接受医院和科室返聘，仍然坚持门诊和查房工作，现在PICU有很多疑难病人，每次查房前一天，她都要看病人的所有资料，仔细体格检查，查文献、查房后她还会继续关注这些病人，她认为这是自己知识更新、不断积累临床经验的好机会，既然做了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就必须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在从医路上学无止境。退休后有闲暇时间，她也会重拾年轻时的爱好，看小说、弹琴，在电脑上看新闻、上网，还喜欢上街购物、逛马路，和老同学、老朋友聚会。回顾她从医52年历程，在儿科医院，有她尊敬的前辈与老师培养和教育她成长；有她的同辈和同事与她共同走过艰苦但又收获着快乐的从医路。他们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辈子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儿科医学事业，都献给了儿科医院，他们是儿科医院的脊梁，他们是值得人们尊重、值得人们记住的群体，有了他们才有今天的儿科医院。而她自己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儿科医生。
时毓民，男，1938年1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学会理事、《上海中医药杂志》常务编委、《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等职。擅长治疗哮喘症、反复呼吸道感染及儿童性早熟症。已培养博士生1名、硕士生3名。已发表论文96篇，其中国外5篇。出版著作16本，如《儿科疾病研究》、《儿童支气管哮喘》、《儿童性发育异常的防治》、《中西医结合学》、《中医治疗疑难杂病秘要》等。科研方面先后获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上海市、上海市卫生局等科研成果奖８项。1999年获上海市中西医结合优秀工作者奖、2001年获中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