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米脂县有一位铜匠王思表,在县城附近收购废铜时,得到一枚铸有“自成”字样的铜铃,其子王宏雄把它捐献给县文管所。文管所作为李自成遗物,在米脂李自成纪念馆陈列展出。
此铃铜质扁球形,直径约36毫米,壁厚约2毫米。中间有两道圈将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两面铸有楷书“自成”二字,最上边系梁圆形穿孔已有很大磨损;下部两面铸有虎头图案,虎额正中有一“王”字。铃的一面下部缺失一半,铃内应有碰珠,已丢失。
此铃穿孔磨损严重,说明使用时间较久,不是新铸之物。得于县城附近,一般应是此地流传下来。铃上铸有“自成”二字,应是人名,这值得注意。
米脂旧时,生活较好人家的“贵气”小孩,佩带项圈、“手镯”、“脚把”,上面若有小铃,常见的是银质无字。银锁上一般有“长命”、“富贵”之类的吉祥语,锁上小铃不铸字。也有给小孩带铜铃的,但形体较小。所以此铃不是李自成少儿时的用物。
明末陕北农民军初起时势力较弱,又在本地活动,为免连累家属、亲友,唯恐真名实姓被局外人所知,故用诨名。李自成初称“闯将”,不会在此时将真名铸于马铃上自己用或所属部队使用。他后称闯王,进占西安前,曾称“新顺王”,此时虽不需要顾忌名字为外人知晓,但为尊者讳,马铃上若铸字,也当是“闯”、“顺”,不应是本名。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称了皇帝。古代某朝制造器物标明年号以示所制年代常见,把皇帝尊名视为大讳,绝不用于器物上。《明史稿·李自成传》、《明史·李自成传》等说李自成建国大顺时,“改名自晟”。因此,他称帝后更不会在铜铃上铸“自成”二字。也就是说,此铃也不是他起义后的用物。
那么,此铃会不会是李自成当驿卒时的用物呢?《元史·兵志》记载:
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响及所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
这里说的是铺,铺的职责主要是传递公文,也接待迎送过往官员,它与驿站同为古代邮驿系统,只是职责有所侧重罢了,《辞海》将“铺”就释为“驿站”。因此,《元史》所说铺的情况,驿站也应该有。记载说铃悬于腰带上,因此笔者不将“自成”铜铃称为马铃。它不一定是驿马的串铃,也可能是驿卒的腰带之铃。
从《元史》的记载看,铃的作用有三:一是警示路人。铺卒常送紧急文书,提醒车马、负荷之人让道,以便快速通行。二是夜间惊退虎狼。驿人传递紧急文书不分昼夜,夜间驿道有虎狼出没,闻声往往避走,这样可保人身安全。三是以铃声报讯。每到一铺,人未至而铃先响,以便铺人等候接力传递公文,或迎接过往官员。
以上记的是元代之事,《明史》没有提到驿铺人员用铃,实际上邮驿人员腰悬铃的情况明代也有。明人张庸有首描写明代邮夫传递公文情况的诗,诗题就是《腰带铃》。其诗曰:
腰带铃,邮夫传命风火生。
夜逢猛虎当前行,衔入南山铃有声。
铃有声,被虎食,夜夜山边候人隙。
十里严程时四刻,后知来者还络绎。
君不见,官拾断铃还铸锣,虎怕锣声将渡河!
这首写实的诗,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诗中可知,明代邮夫腰带有铃,传递公文,急如风火,夜间不停;冒着危险,前仆后继,执行使命。
驿卒铺夫常夜行于有虎狼出没的驿道上,不仅有疲于奔命之苦,“更罹狼吞虎噬之惨”。所以他们和官方便采取一些惊退虎狼的办法。尽管带铃未必能有效防身,但虎狼怕响器,也应有一定作用。
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五说:李自成“应募银川驿马夫,……夜阴失道,有双狼引之行,竟不伤。”光绪《米脂县志》、民国《米脂县志》同载:他“偶夜行失道,有二狼导之行。”狼不伤李自成,真正原因或许就是他带铃之故,所带铃的数量也应较多,不会是一两枚。
“自成”铜铃会不会是与白成同名之人用过的呢?驿站之外用铃民间常见,但不见铃上铸有人名。米脂本地驿站,与李自成不同时期有同名的情况可能性太小,同时当驿卒的一般更不会有同名之人,即使有也不会铸相同的名字,否则就重复易混。
综上所述,可以基本确定,“自成”铜铃是李自成的遗物,应是他当驿卒时的专用之物。他当驿卒,史书记载和口碑传说甚多,实物难得一见。此铃可作为研究李自成当驿卒的实物资料。
铃上虎头图案为民间通用,应与李自成无关。虎为山中之王,民间剪纸常在虎额上剪一“王”字。如前所述,李自成起义后期曾称过王,既称王就不会在铃上铸其尊名,而当驿卒时则不是“王”。因此,不应将铃体上的字上下连读为“自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