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码头，重庆性格，莫怀戚。我这标题中的几个关键词也正是《当代》杂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作品所极力彰显的几个要素。我觉得，这几个要素也正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窗口。
白沙码头
众所周知，莫怀戚是一位相当勤奋的作家，至今已发表各类体裁的小说四五十部，另外还有备类随笔、小品文近千篇，其中对重庆人生的提炼表现，在当今重庆作家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
暂时抛开那些感悟重庆市井人生的随笔、小品不论，曾经引起批评界关注的长篇《经典关系》也一度被人们称作“重庆大餐”。不过，与其说莫怀戚是要竭力表现重庆的“经典关系”，还不如说是展示了当今商业化、都市化人生中普遍存在的“经典关系”，重庆人生的“关系”给了奠怀戚体验的基础，而莫怀戚显然并不满足于将这样的体验仅仅交托给一个城市。
《白沙码头》则不同。在这里，不仅“码头”这一独特的符号直接指向了重庆这一具体的地域，而且作者在其中所要挖掘的就是这一特定地域的独特的精神与文化。
长江沿岸，乃至所有水域的沿岸，都存在被称为“码头”的东西，然而在一开始，莫怀戚就对专属于重庆的“码头”作了地理学意义的考证分析：
“得说一下重庆的特殊之处了；说的只是地理。”“但地理对于重庆就不一样了。可以说没有地理就没有重庆。”“重庆的码头，背后是山，是山坡还好一点，有的根本就是山壁。所以重庆的多数码头，不通公路，只有石级。”“因此重庆的码头大多规模很小。”“白沙码头就是一个胳肢窝，缩在长江的一个尖尖的急弯里，当然，同时也在一个深深的山之皱折里。”“码头就是这么个……级别。码头的居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级别。”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种独特的码头生存所赋予人的精神的影响。莫怀戚告诉我们——
“码头的居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级别。他们的说法是我们没有级别噢。请不要，请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说法是自谦，甚至自卑。码头的人从不自卑——他们很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自卑。‘我们没有级别’的真正含义是——不要拿你们的规矩来管我们罗！”
豪情、奔放、无畏、洒脱，甚至带着不同程度的粗鲁、蛮横与离经叛道，流氓也好，袍哥也罢，这就是码头生存的底色，也是重庆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面。关于重庆文化之“码头文化”特质，曾经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有不少爱护重庆的“文化人”对这一现象大加讨伐，殊不知任何文化都不会只有正面而没有负面；重要的不是掩饰或回避这些所谓的负面，而是如何通过正视自我的真实去完成新的创造。当我们竭力掩饰原本存在的来自码头的“粗糙”而凭空建构所谓的“文雅”与“文明”之时，最终也会常常发现那不过是自卑之后虚伪的自欺，虚假的生命感受中永远生长不了“文明的高度”。
作为“重庆崽儿”的莫怀戚，其鲜明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真实，尽可能地不自欺，所以他才说：“别人都说重庆是码头文化，我就想通过《白沙码头》讲述重庆的地域文化，将重庆人独特的、麻辣的生存态度和风格告诉大家。”我这里所要补充的是，除了“麻辣的生存态度和风格”，在小说中，更要有对人性包容的领悟，对生死的探询，以及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与拥抱，任何一个不带偏执情绪的读者都不难感受到莫怀戚对生命的尊重与关切，甚至虔诚。
一个作家抹黑了一座城市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是能够发现这种城市独特魅力的作家点亮了这座城市。
重庆读者为什么会因为某些“粗鲁蛮横”而不适，甚至某些重庆作家也有意无意地回避这种码头的“鄙俗”呢？这里存在着一种因为远离文化中心而生成的深刻的自卑，为了最大限度地摆脱这样的自卑，我们常常更愿意在“文明人”的“高雅”模式中想象自己，粗鲁与蛮横有时就是我们最敏感的伤疤，一如阿Q头上的癞疮，不可触碰。我们当然不需要弘扬一种流氓的文化或者袍哥的文化，然而，作为生存的底色，生活在这片土地（码头！）上的我们从来也没有理由漠视其中人性的真相，而任何的“新文化”其实都是从我们脚下（而不是头上）开始生长的。
到了《白沙码头》这里，莫怀戚所开掘的人生“经典”才不再泛化为整个中国，而是更深刻地紧攥着尚未被他人“经典”的重庆，也是到了《白沙码头》这里，莫怀戚的文学写作更自觉地探入了一块值得开掘的领地。重庆性格我一直关注重庆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中的独特意义，一直期待着文学重庆自己的“声音”。
然而，重庆却常常隐匿着自己，常常在文学中国里缺席。
我们常常如数家珍般地罗陈现代巴蜀文学的贡献，巴蜀之名，当然已经将“重庆”囊括其中了。然而，在“现代巴蜀小说”这一名目下，不断被提及的就是李劫人、沙汀、艾芜，加之近年来声名上升，有可能地位“升级”的自贡人王余杞、富顺人陈铨。当代巴蜀小说家我们可以数出周克芹、阿来甚至麦家、裘山山等——请注意，这里几乎没有出现重庆小说家的名字！
当然我们也有《红岩》，然而《红岩》也就是《红岩》，一部近半个世纪前的红色经典就可以替代后50年的文学创造？这本身就是充满讽刺意味的文学史现象。
于是，每当我们描述现代巴蜀文学或现代四川文学（广义四川，包括重庆）的特点之时，能够提供的主要样本还是来自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什么“龙门阵传统”，什么“方志意识”，什么“对调笑的调笑”等概括，大多以蜀蓉作家的创作为样本，尤其是李劫人无与伦比的小说成就。
这就是重庆小说的缺席，缺席的原因是我们无法提供一种独具地域个性的文学样本。不仅在很长的时间里放弃自我、皈依于大一统中国文学的“普通话写作”，就是在不无骄傲的四川（巴蜀）文学版图内，也日渐掩去了自己的个性——尽管巴与蜀、重庆与成都也不无相似相同之处，然而山地与平原、工业城市与商业都市、大开大阖的长江三峡与妩媚多姿的锦江两岸竟有着如此的不同，奇怪的是，“成渝口水仗”的灵感并没有转化为文学表现的异样与多元。
无法发掘自己的个性就只能认同和模仿他人的创作，应该承认，以成都为中心的现代蜀文学对重庆产生了很大“文化的压力”，如何走出这样的压力，如何真正发掘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锻造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一句话，究竟如何体验和传达重庆自己的“性格”，是重庆小说、重庆文学发展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重庆性格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白沙码头》里读到的强悍斗狠、任性嚣张、肆无忌惮又豁达通透？肯定有不少的“重庆文化人”要不以为然了，但问题不大，重庆性格不也需要更多的发现和建构吗？如果《白沙码头》能够唤起更多读者和作家对重庆性格的建构兴趣，乃至争论，也许就是重庆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莫怀戚是一个常常以“重庆崽儿”自居的作家，品味重庆、讲述重庆、比较“成渝差异”，就是他的“日常人生”。在“重庆崽儿”的自傲与狂猖里，有一种挣脱固有文化挤压、建构独立自我的强烈愿望，就是这份雄心让莫怀戚将“白沙码头”定义为“重庆性格”之一种。这不禁令我们浮想联翩：难道发掘“重庆性格”是莫怀戚一个系列的计划？
我等待着。莫怀戚不管莫怀戚关于“重庆性格”的建构究竟有着怎样的设想，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有必要指出，这就是对于作为作家的莫怀戚来说，多才多艺的写作智慧与多姿多彩的生活追求的确令他别有魅力。这就是莫怀戚的自述：
视写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写作必得使其愉快，否则不写。胸无大志，重视世俗生活中的乐趣，所以虽有心走红，却无心较劲，尽力而为后听其自然。1951年生于重庆，当过知青、士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摩托车手、小提琴演奏员。经历复杂、意志坚强、随和豁达、原则性差。
显然，莫怀戚是满意于这样的人生与才艺的，在《白沙码头》中，享受生活、享受自然与享受冒险、享受艺术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艺术对莫怀戚而言也不仅仅是八师兄的“史特拉迪瓦里”，重庆水码头上的一段凡俗人生，竟被叙述得这样的波澜起伏、荡气回肠：重庆城武斗的枪林弹雨，中梁山夜猎的瑰丽传奇，麻柳滩酒聚的万丈豪情，还有，丛林流浪，边境赌石，监狱奇趣，麻风女的诱惑，玉石王飘逸，白萝卜的诡异……叙述高手莫怀戚的故事，真是令人兴味盎然，手不释卷。在这里，那个早期就以《大律师现实录》传奇吊人口味的莫怀戚真是将自己的“故事的艺术”发扬光大了。
《白沙码头》是好读好看的，《白沙码头》也是趣味丰富的，不过，在经历了一连串美国西部传奇式的刺激之后，我也多少有点失落。过于丰富的享受有时也会令人迷糊，或者味觉钝化。在这些过于丰富的趣味大餐当中——冒险传奇、人生感悟、自然沉迷、命运神秘……我们不时感佩于作家的才情，不时又联想起当代小说与当代文化的一些似曾相识的主题与意象，那么，拨开当代小说话语氛围的迷雾，莫怀戚究竟还想将我们引向什么独立的方向呢？我有一种无法捕捉的迷惑。对我而言，《白沙码头》中的八师兄是才华横溢的，对于约翰·克里斯朵夫而言，他又是如此的迷离不清——不是比较他们的“道德”，而是有感于小说是否传达了一种“故事”之外的澄净。
码头的生活可以丰富到迷离，但发掘和创造“码头意义”的作家却当有一份超乎其上的简单和纯粹。
重庆人的性格是热烈火爆的，但书写以后的热烈与火爆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冷静。
传奇的人生让我们着迷，但不可能真正让作家着迷，因为作家本来就有一种洞穿传奇直达平凡的能力。最让作家着迷的应该是“传奇”之外的东西。
我猜想，原本就不以“原则”为自我束缚的莫怀戚也可能已经陶醉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铺陈，而难以呈现另外一种冷静审视与超越的纯粹了。
我盼望，多才多艺的莫怀戚在他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中能够留给我们更多的沉淀和适当的单纯，这样，或许能给亟待发展的重庆文学更多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