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到创造：一种经济学分析
读完了我的同事尹生写的《逆流而上》，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一连串问题：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在后发者崛起与赶超的意义上，能否有一天像日本的汽车业那样成功？在中国的国家大规模投资的领域，为什么能在电信设备制造业产生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它们都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历史，能基业长青吗？在全球电信、移动通信、互联网以及终端日益融合的大变局下，中兴能否应对自如？
因为最近我在阅读有关创新方面的书籍，这本书启发了我对创新的一般规律的思考。我们看一下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大致是沿着贸易、代工、模仿及授权生产、开发、创新这样一个顺序拾级而上，而中国制造业中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也大致是按照这样一个轨迹发展的。
由代工向创新升级，模仿及授权生产环节起到了桥梁作用。中国制造业目前处于升级的过程中，但仍然主要处于模仿及授权生产阶段。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创新”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从政府官员到企业家，都喜欢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喜欢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长远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国目前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但是，创新本身并不是目的。而选择创新的方向以及创新如何与其他产业结合，决定了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及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譬如说，美国的“金融创新”曾一度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而创新本身又是高风险的，有时候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如20世纪90年代是高科技创新的黄金时期，但是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
一个产业在崛起的阶段，并不是主要依靠创新，而是依靠在竞争中摸索出的有效商业模式。我们看到，中国一些成功的企业，大都经过了代理外国产品、自己代工、仿制或者改制、成为某些公司标准的授权生产商、将一些现有技术进行集成，直至创新这样一个过程。每上升一个台阶，都或多或少地需要研发，需要累积式的创新，而所有这些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创新与研发也不能画等号，将别人已经有的技术和标准拿过来，生产符合市场与客户需求的产品，不需要创新，但往往要经过研发。
从代工到创新，直至掌握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标准），这是一个沿着价值链攀升的过程，那些向上攀升的公司，动力来自商业竞争的加剧：过多的代理商令贸易利润趋于零，于是向代工进军；过多的代工者令利润趋于零，于是向仿制进军；过多的模仿者令利润趋于零，于是向创新和品牌进军。每向上攀一级，公司的研发成本便成倍放大，商业风险也会扩大，而一旦成功，将会获得垄断地位。
凭借知识产权所获得垄断地位的期限，决定了创新的回报。如果在专利期内获得更大的收益，高投入研发所支撑的创新就会成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创新的风险端在放大，而收益端在缩小，因为模仿的壁垒降低了，仿制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模仿者在掌握了模仿的技术和产品之后，也能迅速从模仿进入创新阶段。
深圳是中国的模仿大本营和最重要的发源地，但深圳也是中国最早与最成功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名牌大学和国家研究所，但创新被当成一种用于竞争的商业模式，于是从制造到创造、到品牌、到设计，深圳所取得的商业成就都领先全国，而且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模仿（许多人不喜欢这个词）与创新集于深圳，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难道是巧合吗？
我记得一位企业家说过，创新都是被迫的。是的，中国有太多的同质化竞争，以至于很快就生产过剩，很快就将价格压到无利可图，于是，那些条件比较好的企业，唯有创新以构建壁垒和垄断，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而中兴及其老对手华为在深圳的崛起，都以研发为驱动力，顺应了产业从模仿到创新这样一个规律，并且是模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模仿。
无独有偶，我最近见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石家安博士（Oded Shenkar），其新书《模仿者：聪明企业如何模仿以赢得战略优势》里有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者，而中国是模仿者，相比之下中国更具竞争力；相反，美国的模仿能力却在退化。“要想成功，你必须模仿与创新二者兼备”，石家安创造了“创新模仿者”（imovators）这个词—那些最成功的公司，既不是绝对的模仿者，也不是纯粹的创新者，而往往是集创新与模仿于一体的公司。
尹生的这本书，还为我们揭示了中兴与中国电信设备业成功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产业背景，着重叙述了借两次金融危机，中兴如何迅速在国内市场做大做强，并且进军国际市场—中兴以中国友好国家为突破口，进入广袤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欧美电信设备业巨头“门口的野蛮人”。中兴的成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创新只有与中国制造原有的优势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周健工
《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
2010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