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从50年代起，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中提到的：“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他向周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羌。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说起章士钊，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他是近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92岁，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他是一个跨越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在南京的学堂里成为反清学潮的“魁首”。他加入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策划过刺杀路经上海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为此坐大牢。他曾经编译日本人宫崎寅藏所著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在编译这书时，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成“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可以说，孙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钊起的。
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两人十分合拍。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以为章士钊必是该会的积极成员，没料到他竟不愿入会。他提倡苦读救国，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他的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其入会，他也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乃生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章士钊入会。不料久久没有结果，吴弱男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钊的情侣，后来他俩在英国结了婚。据说，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时，开玩笑地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抗战期间，章士钊坚持民族气节，日伪劝诱他加入汪伪政府，遭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乃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的抗战夫人殷德贞，就是他的第三夫人，她留居香港，章士钊每年都来看她。
章士钊是毛泽东的同乡人，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
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甚至更早。章士钊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早年在长沙的至交。经杨怀中介绍，他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需要一笔不小的银款。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他，只说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到欧洲勤工俭学，请他支持。章士钊当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共筹得两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他当然不晓得这笔银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去造反闹革命了。当43年之后的1963年，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教英文，毛泽东想起了这件借款之事，并决定还债。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感到十分不安，要女儿章含之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传话后笑了：“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呵！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了？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
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有一次毛泽东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估计。章士钊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迅速离开重庆，以防不测。尽管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去，但很重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四名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在章士钊在沪家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让他搬进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子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一直到他去世。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线装书破例在1971年公开出版。而章士钊还是老脾气，仍是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在社会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狂风巨浪时，斗胆向毛泽东直书自己的意见：不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重视他的意见，在三四天后亲笔回了信。告诉他：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所以，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适合不过的。
其实，在1949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章士钊已经当过代表。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想到章士钊头上。于是，李宗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好管“闲事”的章士钊二话没说，即刻答应下来。代表团原定2月8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极为不安，怕和谈大门打不开。于是，李宗仁亲赴上海，找到章士钊等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2月13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赴北平。22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在接见章士钊时，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其他代表也分别受到接见。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24日离开北平。同年4月1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又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此时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但他不闲着，给李宗仁写信，劝其继续和谈，无奈李宗仁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劝告。他又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写信，劝其起义……
1956年春天，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件，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期间，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两人在香港会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和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事关重大，许孝炎不敢耽误，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