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与孙立人事件最为引人瞩目。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越洋留学美国，饱学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吴氏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和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蒋家小朝廷官场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桢，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吴从不结党营私，对蒋绝对忠诚。据说他到外交部当次长时，只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星期后，就打发他走了，几年下来，不用一个私人。吴国桢做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当一面，又有着漂亮的仪表，能用英语流利演说，很有一股洋派神气。
国民党退台之初，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争取美援。1949年12月15日，蒋介石尚未复“总统”职就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本人开始也摸不着头脑。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主席大印还不足一年，正当风雨飘摇之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之职不久前，陈诚曾约吴谈过一次话，陈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我当恐怕不合适，最好由俞大维担任。”
蒋则毫不避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合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心里明白：“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吴国桢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蒋介石依然不避讳他：“辞修和我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蒋介石有说假话如同真话的本领，吴国桢飘飘然了，并暗地里发誓：“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既然蒋介石对吴国桢宠爱如此，为何他又遭蒋抛弃呢？吴国桢自己认为是因为蒋经国之故。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蒋经国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亦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以巩固这最后的立足之地为核心，由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蒋经国虽名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却能一手遮天，躲在幕后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吴国桢对蒋经国能忍且忍，对他手下的特务打手的横行霸道却难以容忍，直接告到老蒋：“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不能随意拆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
蒋介石打起哈哈，顾左右而言他。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因恃宠而骄，以为蒋介石真把他当做心腹，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不言，脸色有变。
直到此时，吴国桢才明白蒋老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而蒋介石也渐渐明白吴国桢“不识相”，并暗下除心。
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去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返归台北时，发现开汽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未能找到，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汽车的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飞速开到某转弯处，车轮必飞脱车身，吴氏夫妇也将粉身碎骨了。
吴国桢死里逃生后，大彻大悟：现美台关系已好转，他完成了使命，蒋不必再通过他来向美国拉关系。蒋介石怕吴与美国的关系太深，会埋下顶替蒋氏的后患。想到这一层，吴国桢认为不能再待在台湾了。回到家里，又发现家中电话有人窃听。心乱如麻的吴国桢忽然想到美国好友美联社记者阿瑟戈尔，他找到阿瑟，对他神秘地说：“阿瑟，把手放在圣经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要发誓，帮我保密。”
阿瑟戈尔吃惊地瞪圆了眼睛：“什么事这样严重？”
吴国桢递给阿瑟一些文件：“有几封信，请你带回去交给《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时代》、《生活》的亨利鲁斯，假使我不幸去世，请全文公布，没有事，请代为保存。”
吴国桢与阿瑟戈尔会面之事，逃不过蒋氏父子的眼线。当阿瑟离台返美时，宋美龄亲自为阿氏送行，并邀他为其私人秘书，但阿瑟不肯背叛朋友，婉拒宋氏邀请。
1953年4月，吴国桢迫于各方面压力，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桢夫妇得到美国邀请，准备赴美。蒋介石欲扣留，经宋美龄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吴年近八旬的老父及次子吴修潢不准同行，留作人质。
吴国桢初到美国，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的不满之词。来年元月，台湾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风声。吴国桢立即写文辟谣，但台湾各报无人敢登。这年2月，吴国桢毅然向台湾当局发难，对台发表不同政见。台岛内许多忠于蒋家的要员们纷纷指责吴国桢“反动”、“狂妄”。在一片无中生有的谩骂声中，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国之心为重，且又故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将攻击的主要矛头直指太子蒋经国，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将他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至此，吴国桢与蒋氏父子正式决裂。
蒋介石心胸狭窄，不能见谅于吴国桢，使吴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下的牺牲品。1984年吴国桢病逝美国，葬于佐治亚州滨海小城。他终生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成揭露蒋氏父子统治内幕的著作。有幸的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刘宜良（即江南）在美留学期间，多次访问吴国桢，并从吴氏手中收集大量资料，著成《蒋经国传》。然而正当此书出版之际，江南便遭枪杀。事后查明，枪杀江南的主谋便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江南命案与吴国桢案一样，不仅招致整个社会关注，也引起美国不满，在美国干预下，蒋经国被迫放弃传子部署。
正当吴国桢案在台岛余波未尽之际，又突发了所谓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有吴国桢相同的出身，比吴大两岁，也是清华毕业，后被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学位，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美国的马歇尔元帅是前后期同学。毕业回国，先入国民党常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上，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孙立人所率新三十八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以不满千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救出数十倍于己的友军。此战之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因与杜聿明不和，被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依从美国的授意，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颇为“呕心沥血”。他见新兵眼睛不好，打靶影响成绩，就与一家糖厂经理研究，把蔗渣制成健素糖丸，吃后既提高视力又帮助消化。20万新兵吃后，据说射击成绩确有提高。他本人从此也认准了这条养生之道，每天饭后吃十颗素糖丸，果然直到九旬高龄目光仍炯炯有神。
其后，蒋介石又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了部署逃命外，也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到台后，即暗中策划孙立人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帏、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上，都没有成功。1949年9月，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又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但在陈诚“公署长官”的控制下，孙实际上是空头司令。
蒋介石在到台的前几年，要向美国作出姿态，用“亲美派”孙立人，但都置于他的心腹控制之下。在蒋氏父子看来，军队是生命线，孙立人为抓军权，早在1949年就和美国勾结。当时，麦克阿瑟曾派专机将孙立人接到自己驻日本公馆中密谈。据孙事后向蒋介石汇报说，密谈的内容是：美国为使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落于中共之手，有意让孙担负起保台的责任，美国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对国民政府已不抱多大希望。孙对麦克阿瑟的答复是，他忠于蒋介石，不能临难背弃，自己必须在蒋指导下挑起保台重担。蒋介石性情多疑，对此话既信又疑。
在孙立人接连晋升之后，蒋氏父子风闻美国已考虑对台湾实行“换马”，在美国留过学的孙立人是“上马”的最佳人选。这些不管是真是假，都足以引起蒋介石的警觉。美国人之所以看中孙立人，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条是对蒋的绝望。打仗要用兵，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需要亚洲人，而在台湾，兵力是蒋介石最后一张“王牌”，不管这些破铜烂铁是否管用，总比没有强，因此美蒋之间，便环绕争夺军权的磨盘团团打转。美国意图驱蒋，而驱蒋的本质只有一个，就是要更直接地插手台湾，将台湾独立出去，变现在的半占领为全部占领。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所说的为何不倾向以“亲美派”代替蒋介石。
据说孙的学识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孙的一位老部下就说过一句很概括的话：“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就是说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差，和他的同辈，几乎无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他从未准时出席，其理由十分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是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自己鹤立鸡群，再加美国的崇尚，又有战功，似可无敌于天下，然而他常常孤立无援，且招致群体的打击。他又和吴国桢有某些类似，和小蒋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抑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一个“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蒋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分内的事，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他是带着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介石父子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销军中政工制度。蒋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于是蒋介石密令除奉命者外，任何人不准与蔡斯接触。1954年6月，孙立人在台湾的军事改组中以“任期届满”理由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贬为闲曹。孙对此很不满意，发牢骚说：“现在台湾是奴才统治人才。”他想借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工程博士学位为名去美国，蒋介石唯恐他到美国后成为“吴国桢第二”，未予准许。但为了敷衍美国和缓和孙的反对，乃提拔孙的亲信余伯泉任“副参谋总长”。尽管如此，蒋氏父子仍觉得孙对“王朝”有潜在的威胁，不可“养虎遗患”。
1955年5月底，台湾当局抓到一个名叫郭廷亮的“匪谍”，称其“为中共工作”。该犯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据说利用与孙多年的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变，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于是，孙立人便被指控为兵变事件的后台。3月，台湾当局公布了孙立人的“辞职书”，并组织了“调查委员会”，对孙进行侦讯，罗列了诸多“罪行”。最后，由蒋介石出了一具手令，说孙立人“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于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从此，孙立人被软禁起来，成为台湾“第二个张学良”。但对于“兵变”，孙立人始终说是不存在的，不独自己无辜，连郭廷亮也是冤枉的。
至于兵变究竟是否属实，一直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台湾当局指控郭廷亮发动兵变的那些事情，孙立人是一无所知，所以“兵变事件”的内幕是很明显的，孙立人与吴国桢一样，是国民党内部权力再分配的失利者，也是蒋介石过河拆桥的又一牺牲品。
孙立人被软禁后，居住在台中市一座日式宅院的家中，门外有“安全人员”看守。孙立人以莳花除草、拜佛读书打发自己的后半生。初时，蒋介石召见过孙一次，叫孙再不要理会政治，此后再不得见。1988年2月的一天，孙立人在被软禁后首度于家中接受记者访问。他仍目光炯炯，头脑还很清晰，只是说话表达较为吃力。在听到记者说“好像不少人想为您平反”时，孙立人则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余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将含笑九泉。”这时的孙立人，此前曾开刀切除了静脉瘤，牙齿早已全部脱落，假牙又套不太好，吃东西只能吃面食或糊状食物，当年那种铁马金戈的英雄气荡然无存。难怪75岁的孙夫人抱怨：“孙立人都89岁了，他能怎么样？为何还得不到充分的自由？”看来国民党在软禁人上，最有耐性和连续性，创造了不少世界之最。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孙立人病逝台中市住宅，享年91岁。弥留之际，虽有夫人及子女等守护在侧，但终因“兵变”案不能公开平反而惘然若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