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撤出大陆前，总想把最宝贵的东西全部带走。可是，要带走比黄金更贵重的人才，却不像带走黄金那样容易。对于知识分子，蒋介石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给他们的待遇也不低。以1935年为例，国民党管辖下的教授级，月薪可达300至500银元，助教也能拿到80至140银元。而当时的一般工人工资只在4至50银元。在那个时代，维持中等水平的个人生活费只需10块大洋。这还不算，蒋介石还让许多搞科学的院士走上仕途，在政府里当了各种各样的官。比如，清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蒋廷黻，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还出任过外交官；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李书华当上了教育部副部长，其他如物理学家李耀邦、植物学家李顺清、化学家徐佩璜、经济学家何廉等，都在政府中任职。在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中1.2万多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有1300多名，超过了10%。
如此丰厚的待遇和尊崇，当初蒋介石是满有把握将这些人才像运黄金一样运到台湾的。可事与愿违。许多知识分子和他捉起迷藏，藏着躲着，就是不想跟他走。
先是翁文灏。蒋介石的同乡，中国第一个地质博士学位获得者，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此会以后更名为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容纳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机构。当蒋介石四处寻找翁文灏时，翁文灏正在和友人道别，并慷慨陈词：“今天的问题，不再是钱的问题了。美国方面有人说：美国帮我们搞大陆，大陆太大，美援再多也没办法，如今台湾地方小，一个钱有一个钱的影响，反有办法了。他们说四块方糖泡在大锅里会感觉不到一点儿甜味，但四块方糖放在咖啡杯中就会很甜。他们把台湾当做小小的咖啡杯，那我们算什么呢？”
宾主间苦笑一阵，翁文灏长叹一声，又说：“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这样拖下去，实在不能想象。资源委员会各单位主管问我怎么办？各厂改隶省府，等于把厂送给台湾省了。从今以后，更苦的日子在等着他们了。”
席间有人问：“咏老（别号）此去，那是一定去美国了？”
翁文灏苦笑着摇头。
“昨天我还听说，美国已经发电报请咏老到那边去，怎么不去美国？”
“我到美国干什么呢？世态炎凉，今天的美国对我们还看得起？再说美国的做法固然有人叫好，但我可不一样，我以为美国的做法有商量。大家相信么，台湾其实已经是美国的人。”
“那么说，咏老是台湾也不打算去了。”
翁文灏不做回答。那神态已经说明一切。
蒋介石听说翁文灏到了香港，派人去动员他去台湾，可翁不作答。
再一个是竺可桢，也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竺可桢被称为“中国气象学之父”，他在南京北极阁建成了当年最现代化的气象台，自1930年起，这个气象台已通过无线电接收国内外气象电报八十余处，开始绘制天气图，进行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由此打破了由外国人垄断我国天气预报的局面，最终实现了全国各项气象业务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竺可桢的培养熏陶下，在此工作过的四十余人后来全部成为中国院士。竺可桢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1936年，浙江大学发生学潮，原校长郭任远被逐，蒋介石为了他家乡这所大学的名牌地位，特聘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国民党干预；保证按时供给经费；只当半年。”蒋介石答应了前两条，却不准竺离任，浙大和他的校长名噪一时。
国民党政权临近垮台之际，蒋介石要他去台湾。
竺可桢想了个声东击西的办法，说是“不走”，却悄悄去了上海。行前，1949年2月底，浙大的学生听说竺校长六十寿辰到了，自发地开展祝寿活动。他们为竺校长画了一幅两公尺高的半身像。学生自治会还决定建立可桢图书馆，派出代表把这个决定告诉竺可桢。竺坚辞：“人尚健在，何必馆为？”就在这一天，学生们献给他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字。
竺可桢到上海后，不断变化住地，先到化学家侯德榜之子处住下，后又转到枫林桥对面永利公司宿舍，再转移至岳阳路中央研究院宿舍。
蒋介石找不到竺可桢，震怒不已。知道竺可桢是在躲他，便将蒋经国唤来，要他亲自去上海一趟：“把我们需要的人，找一批。”
原来，蒋介石从毛人凤的报告中，得知已有不少名人“失踪”了。他估计这些人多半是被共产党请去了，或者投奔共方去了。考虑到今后的政治影响，他不能不罗致一些人才。
蒋经国答应后，驱车赶往上海的一家医院。
“竺校长，我父亲派我来转达他的意思。”蒋经国询问过竺的病情后，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意思？”竺可桢问。
“请你到台湾去办学校。”
“谢谢你父亲的好意，我看不必去了。”
“为什么不必去了呢？”
“大势已去，在台湾你们能维持多久？”竺可桢毫不隐瞒地说，“在哪都一样，我看国家总要统一的，自古已然。”
蒋经国百事缠身，有些耐不住性子，但仍克制住自己：“竺校长，时局绝非如此，你还是到台湾去办大学吧，当教育部部长也行。你我知交，我是决不会对不起你的。”
竺可桢低头想了想，好像是同意了，可话一出口，令蒋经国大为吃惊：“我看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你留下来吧！”
蒋经国呼地站起来，他没想到竺可桢会反过来劝他，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你不愿走，也不必劝我！”说完，拂袖而去。
5月2日，竺可桢上街买早点，看到《新闻报》上登了条消息“钮永建与竺可桢飞台湾”，不觉吃了一惊。5月3日杭州解放，浙大师生对这条消息又惊讶又疑惑。在知道了竺校长确实没有走的时候，才一个个露出笑颜。
5月25日晨，竺可桢听说“国军”退净，就出外察看。在永嘉路与衡山路见到了穿军装的解放军数百名，席地而坐，秩序极好，绝无扰民之事。他像许多善良的老知识分子一样，一向怕“兵”，但现在他却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心中的期盼：“解放军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9月，竺可桢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据统计，1948年“北极阁院士大会”前评选出的81名院士，留在新中国的有50多人。他们在“富足的”、“携金而去的”蒋介石和“贫穷的”、“空手而至的”毛泽东之间，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初升的太阳，就是选择了光明。
以李四光为例：
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从少年时代起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离家求学，后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到了英国又改学地质。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中，他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向往革命，向往延安。1944年8月，日寇打到广西来了，李四光一家和他担任所长的地质研究所随着逃亡的人流，从桂林到贵阳，最后来到重庆。蒋介石听说他到了重庆，便托人捎信，请李四光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李四光对来人说：我是搞科学研究的，没本事当校长。宋子文知道李四光曾留学英国，在英国很有声望，就请他去当驻英大使。李四光回答他：我是和石头打交道的，没有外交才能。蒋介石多次举行宴会招待科学界、教育界知名人士，每次都把他右边的位子留给李四光。李四光总是借故说到外地调查去了，不去赴宴。然而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中共代表周恩来却来到他的床前。周恩来说：“刚才在《新华日报》社，听到教育界一位朋友说，李先生和夫人正在患病，顺便来看看你们。”周恩来一直坐到午夜12时才离开。抗战胜利后，地质研究所的人，大部分回到了南京。李四光为了避开蒋介石，就坐轮船去了上海。在那里，他和同行们创立了地质力学。1947年年底，李四光接到国际地质学会通知，邀请他出席将于1948年夏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他考虑了两天，想起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就和夫人立刻动身到英国去。在英国，他知道国内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给留学生们讲话：“我们盼了多少年，现在终于盼到了，毛先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苦难的祖国就要解放了！到那时候，百废俱兴，势必需要大批专业人才。你们年轻人正赶上这个时代。希望同学们努力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准备回国参加建设吧！”
同学们高兴得交头接耳。李四光理了理斑白的鬓发，说：“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正当李四光在伦敦迎接祖国解放之际，解放军的炮火已打到长江北岸。在南京，地质研究所第二次遇到了搬迁问题。李四光出国后，地质研究所由俞建章代理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下令将地质研究所迁往台湾。俞建章应付着，马上给李四光打了电报。李四光很快回电：“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于是，李四光的十几个学生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的声明。声明说：“为保护研究所多年置备的图书资料、标本仪器，为使地质科学的研究不因战火而中断，我们共同约定，决不南迁。否则同人共弃之。”
声明贴出没几天，李四光的航空信也寄到了。他恳切明白地告诉研究所的同事们：从报纸上看，南京即将成为战争要地。万一发生战争，在所人员切不可远行。可暂居京沪之间。凡所内仪器图书皆放于地下室，妥为保护。我身在国外，想出力用不上，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
秉承蒋介石旨意的朱家骅说不动地质研究所，又去催陶孟和的社会研究所快走。陶孟和像1937年要他南迁时一样，只有简单两个字：“不搬！”而且，自己坚持住在研究院二层楼的一个房间里。
南京解放后，在海外的李四光却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位朋友告诉他：“台湾方面已经给驻英大使馆拍来一封转交给你的电报，他们要你立即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政协委员？”李四光感到很突然。但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排，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他问道：“我要是不发表声明，他们将怎样？”
“他们已经命令驻英大使馆，如果你不发表公开声明，他们就把你扣留在国外，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四光想带着家人马上动身回国，但他们预订的船票要下个月才有效。于是，李四光决定一个人先走。临行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赐写了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盼的理想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启程返国……我也奉劝你，还是脱离这个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从此重新做人，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温暖怀抱……
回国后的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地质部部长。
1953年，毛泽东专门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参加研究石油问题。毛泽东问道：“外国的学者，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学者，多少年来，几乎一致认定，只有海相地层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而我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肯定地回答：“我认为，外国人那套理论在我们这里可以搁起。问题不在‘海相’、‘陆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在于对地质构造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的脸上兴奋地闪着光。最不相信“外国的太阳”的毛泽东，以其新生的中国吸引了大批有为学者，现在，具有创新思想的学者们要摘掉中国贫穷的帽子，这些大胆的想法，又反过来激励着共和国的领袖们。看来，当年从蒋介石手中夺回的人才，比黄金更宝贵。
毛泽东在第二次访苏时，谈到中国革命，曾兴奋地说：“1949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大喊救命……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审时度势，毛泽东决意“倒向”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