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爷曾国荃在曾家兄弟五人中间天分最高，自幼聪明灵敏。九岁那年，有人出上联“君子保身”，老九快速对出下联“帝乙归妹”。加上祖父、父亲大人严格的家塾教育，养就了他不一般的才华。从他短暂的京漂生涯中也可以看出他个性最为倔犟，即使后来身为封疆大吏，也流露出既内敛又张扬的个性。
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不仅年龄差距大，个性差距也大，曾国藩对他们兄弟做过简略的评价。
就在老九出京回湘的时候，曾国藩送至京郊卢沟桥，以诗为别，其中一首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
辰君是指澄侯四弟曾国潢，庚辰时生，午君是指温甫六弟曾国华，生于壬午。一个平正，一个奇。平正是指天分平常，奇是指有不羁之才：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四弟国潢坚守湘乡老家，照料家务，不似其他三个弟弟有所作为；六弟国华后独领一军，立下许多战功，最终战死在安徽三河。
而对九弟沅甫[5]也就是曾国荃，大哥曾国藩用了“真白眉”三字来评价。
白眉是个典故。三国时期的马良有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人称赞他们：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意思是说马良的眉间有白毛，故称马良为白眉。后因以喻兄弟或侪辈中最为杰出者。
大哥曾国藩称九爷为“白眉”，将他与马良相比，可见这个弟弟在大哥心目中的地位。曾国藩也对这位九爷寄予殷殷之望。
曾家五虎，这是一个和睦的传统农家样板。自从老大中了进士，做了京官以后，四个弟弟都开始不甘寂寞，不乐意再守在乡下私塾中读书。老大曾国藩观诸弟之意，觉得这些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弟弟们实在有些好高骛远。于是，当老大的开始屡屡在家信中长篇大论地告诫他们：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6]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7]
他批评六弟喜欢发牢骚，“自怨数奇”，屈于小试，便自己埋怨运气不好，嘲笑了六弟一把，“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又责九弟没有长进。[8]
此时的曾家老大刚开始学做圣人，开始立志修身，这些话应当是做老大的对弟弟们的拳拳关爱。但听多了，弟弟们开始憋着一股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五，他们相约各自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尤其是大弟弟曾国潢在信中毫不客气地责备了当哥哥的动不动喜欢训人，又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其中一句话说得很直白：“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
什么叫好消息？说得很含糊，其实不外是当大哥的能给弟弟们带来些足以让他们脸上有光的好事。沾光，是每一个弟弟心中渴望的。不仅没有，反而每个月写信，尽是用那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来责备他们，这些信寄回乡下，让亲戚邻居们看了，还以为他们这些做弟弟的“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弟弟们的面子都被扫光了。
读到弟弟们的来信，当大哥的猛然醒悟，“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看起来是为弟弟们好，实则有点光大自己的名声，让弟弟们落个坏名声。做大哥的于是马上自我反省，承认弟弟们的批评“甚为切当”，“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
他先是纠正自己此前的说法，对四弟想偕同季弟从师汪觉庵予以首肯，承诺学费由大哥来出；继而肯定六弟偕同九弟到省城长沙读书的要求，并说：“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其费用亦由自己负责。同时还大大称赞了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奡如昌黎，拗很似半山”[9]。
对于九弟，曾国藩倒没有太多的指责，相反，屡屡提到九弟离京之后自己的思念之情。他曾作诗二首《早起忆九弟》，深情款款：
其一
别汝经三月，音书何太难！夜长魂梦苦，人少屋庐寒。骨肉成漂泊，云霄悔羽翰。朝朝乌鹊噪，物性固欺谩。
其二
尚余词赋好，随众颂康哉。报国羌无力，擎天别有才。寒云迷雁影，远道望龙媒。百尺金台矗，看君躞蹀来。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十一岁的老九开始和其六兄国华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并附课于大儒罗泽南处，诗文书法俱有大进。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老九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一年后，赴省城参加科试，获一等，补廪膳生，成为公家给予膳食的生员。又一年后，九弟与兄国华再次赴长沙参加省试，结果落第。
老九的落第，并不意外。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月，他在一封给六哥曾国华的信中如实坦白，说自从去年秋天至今，“未尝见书为何物”，每天侍奉祖父。尽管父亲多次督责他用功以为科考计，最好考个拔贡，但是，老九倒是有自知之明，自言是一个“能度德量力者”，“何敢贪思妄想，然堂上有此意，自不得不曲为从，非为想考拔也，求其科考不进袋子则吾愿足矣”[10]。压根儿就没有想考上的意思，等到进长沙参加省试时，“乃开卷茫然，此心莫知其乡”，作文几不能成句，甚至文中当用之字，几忘其点画。他甚至祈祷季弟国葆能得神明保佑，府考取首，院考进学，这样他似乎压力就少了许多。可见老九就是一个没有大志的“二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