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世之善为修饰者，初亦何能自好，不过视时所尚为之。上以是求，下以是应。犹之夫攻其举业云尔。立身求己之实，盖未究心焉，尚谓有恫瘝于天下乎。夫谦谨者君子之美德。然既受人之爵，宜忧人之忧；食人之禄，宜任人之事。今于爵禄，则取其大者厚者；而于天下事，则为其微者细者。曰是能谨慎供职。吾不知所职又何事也。呜呼！一生谨慎，武侯语也。乃以为趋时之具，无怪孔光、张禹者流，比迹于千古，是亦大可痛矣。同上，卷六，页2。又，同前书，同页，同函云：“吾愧道不足以济世，才不足以救时，乃其志则不欲曲谨求名。聊存其面目于百折崎岖之后，而不敢变者，意亦有所羞也。异之（管同）责其好热闹，夫好热闹者必热中，热中者必慕势。异之视仆亦尝慕势否耶？三至京师，足不及权要之门。三为县令未尝降志于督抚。所热闹者，海内节义文章之士，贤豪弛之人耳。数厄当道，郁塞困顿。或跌宕于诗歌酒肆，以发其无聊。此学问不能养气耳。岂好热闹哉。”姚莹乃出身功名之儒，入仕谋官，亦当志在奋立功名。然在经历世事磨练，深知名不易求，而学且隳废。追逐风气，更加败坏学术。因是建言为士者慎于求名。在其致好友光聪谐（字律原）书中有所申论，以为士戒：
夫一二君子所汲汲以求立于天下后世者名也。彼其人岂不尝具绝俗之智，怀慕古之思，慨然欲挽颓风，励气节，为中流之砥柱哉！然而名业未成，小人之祸已烈。至使无识之徒，数世之为口实。呜呼！小人诚足畏，如诸君子者，亦有以自误也。使求其实，不贪其名。深厚以植其基，广大以存其量；虚中以诱之，诚心以纳之。惟中无所贪，而后事无所苟也。我无所苟，而后人无所争也。争端不起，而后人心日底于平。乃可以从事于学，纵吾力未足以及人，而自立者不已坚而明公而恕乎！如是则声气之说安所用之。夫名者，鬼神之所忌，况于人乎。天下未有投人所忌，而能使人从之者也。然则吾辈今日所当从事者可知矣。足下骤闻斯说，必骇。以为仆今昔之论何不合乃尔。《东溟外集》，卷二，页5—6。
儒生硁硁自守，若不能展志于当世，亦应安贫乐道。所谓“君子固穷”者是也。姚莹既不得上官识赏，无从建立功名，守其穷途，只有退而著书。而此类书自与诗古文无关。实为时事庶政之讨论，海疆领域之沿革。儒生不得志于当道，最后尽心，仍归趋于经国济世之学，以留示后世参考。见其答张际亮（字亨甫）书所云：
吾故曰：子之穷，天殆以资子也。不穷不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今足下不自奋其奇，而以海外之奇，望仆之诗，以为子瞻昔在儋耳。有然，仆又无迟暮迁谪之感也。噫！仆虽不能奇，若穷固有甚于子瞻者。足下岂尝知之哉！昔子瞻得六一之赏，又有韩、富诸公相推毂，名动人主，每叹为奇才。虽见倾群小，几死诏狱。然天下之人皆知之。太后至为上白其枉。及在儋耳，不过迁谪屏逐之苦，俯仰盖无所恨。仆虽蒙知一二巨公，而名不挂于朝端。一第放归，久之乃得外授。又见恶于上官，既罢斥废弃，复阴摧沮之。几不能容。谁知之而谁白之者。无家可归，老父殁于海外，孀母旅寓福州，浮寄一身，渡海依人存活。其穷如是，视子瞻当日何如哉。愧无文字之奇，然不肯草草负此忧患，思有所以表见。顾空言不若托诸行事，年来颇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比而著之，以见圣朝德泽之广，与夫控制外夷屏藩数省之利。九重所以无东顾之忧者，非无以也。《东溟外集》，卷二，页17—18。
姚莹虽不遇时，但为儒者安身立命，执持志行，不畏颠踬，不避危困，不屈权势，不悲穷愁。风骨嶙峋，愈穷愈坚。姚氏致刘明东书，当可见其坚苦贞定，自爱自重之决心：
夫人不幸乖于所遇，外与世俗龃龉，内无以欢娱二亲，则虽万钟无所恋。矧终岁溷逐于风尘鞅掌中，并所为禄养者亦胥失之。而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于井。幸得洁身而行，不为僇辱。中途又婴大故，此万死一息之秋也。嗟乎！人生困穷若此，尚何可为故人道者耶已？又念生平良友，子山客死江西。阮林继殁京师。歌堂、匡叔困于礼部试。植之、竹吾、履周辈曾不得一领乡举。且诸人皆有家室之累，饥寒迫人，无可自赖。元伯再以事戍边，近又亡其祖母。屈指莫非穷愁。虽不羁如明东，公卿贵重，文名几满南北，然亦颠倒场屋，不得一试其言。何吾党不振乃尔？然则如仆之轲，固其宜也。抑又闻之，造物者能厄人之遇，不能厄人之心。古之君子，虽极颠连困苦，而秉志坚定，百折不回。仆于古人何能为役，然穷困愈甚，乃见理愈明。觉确然若有所据，故倔强自好之气，亦愈不为人屈。盖此心不为穷达所系久矣。造物其如人何哉！姚莹：《东溟文集》，卷四，页25。
综观姚莹生平学问志节，富有极深入世思想，抱拯焚救溺，登天下于席衽之念。端为儒者淑世精神。出身诗古文世家，而不以文章标榜，反视文为载道之具。虽通识儒学道功之要，而未尝纯讲义理。重在事功，尤致志于国家实际庶政，典章制度，物产风俗，民生疾苦，以至海疆兵防。俱为当世经世思想家经营筹虑之课题。足以代表清中叶嘉道之世，儒生精神抱负及其志行之所在。
三、吏治阅历与牧民理趣
姚莹科考顺利，二十四岁中进士。嗣后宦途蹇滞，游幕、授经、讲学，流寓粤东达七年之久（嘉庆十四年至二十年）。至嘉庆二十年入京候选，二十一年（1816）始授福建平和县知县。时年三十二岁，为其就官理民之始。（姚莹）《年谱》，页6—7。
姚氏治理平和两年调任龙溪知县。时在嘉庆二十二年冬。越二年，嘉庆二十四年调任台湾知县，兼海防同知，时年三十五岁。至道光元年（1821）因龙溪县旧案，受革职处分。为姚氏宦途首次受挫。时年三十七岁。适于携家内渡之际，莹父醒庵病殁于鹿耳门舟中，自此遂亦丁忧。同上，页7—11。
姚莹于道光五年服阕。六年至京引见，捐复原官。适又逢莹母张氏病故福州，遂再丁忧同上，页12—13…
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等奏请拣发知县，发往江苏候补。于道光十二年（1832）暂权武进知县。时年四十八岁。自道光元年革职去任，至此已十一年，真可见宦途之艰难。十三年，调署元和知县。十四年，调署淮南监掣同知。十五年，护理盐运司。十六年，入京引见。十七年升署台湾道员加按察使衔。十八年闰四月十六日（1838年6月8日）莅台湾道任。姚氏至此已五十四岁。（姚莹）《年谱》，页14—16。
姚莹自二十四岁中进士，以至五十四岁晋至司道大员，其间或亲民或佐幕，历练已有三十年之久。对于闽粤风土民情，为吏之道，具有丰富经验与深入了解，于地方治道每每提出其思虑之重要原则。
关于牧令职司，为国家惟一亲民之官，位虽卑微，而责任重大，职务繁多。姚氏久任各地县令，极为重视，故对牧令提出其职分原则所在，见于致李海帆书：夫天下治安，道在守令。守令者，不但为朝廷牧养黎元，供其租赋而已。民间疾痛之浅深，良莠之错杂，见闻亲切，然后措施得宜。故当弭乱于未形，防忧于先事。此其为用甚密，变动不常，惟在乘机因势，岂彼此可以仿效，法令所能绳度哉。虽然，有八事焉：一曰结人心，二曰明威信，三曰蓄财用，四曰备凶荒，五曰安游民，六曰戢盗贼，七曰缮城隍，八曰辑文武。
此八者，当今之急务也。窃见当世贤有司，亦尝孜孜讲求吏治矣。而公私名实之间，犹不能无憾。如劝农桑，兴水利，行保甲，励操守，何尝不善？然以云救时济世，则为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固知此事非可以浮慕虚名者耳。《东溟文集》，卷四，页28。
姚氏八项原则，即为地方庶务全般要点，为守令者掌握此道，用心施政，自当成功。然其人事万端，繁重复杂，亦足以费尽筹划，劳竭心神。姚氏为官经验，于地方庶政之设施推行步骤，提出时、地、人、事四种不同变因，再就此四项变因，而作宽、严、缓、急之处置。见其道光十一年致程祖洛书：
窃惟服官之道，当以慎勤为本，忠信为质。及乎治事，则首在识时，其次因地，又次观人，终于审事。未有任心执一而不乖误者也。即以地方言之，钱谷兵刑，虽有成法，而用法之宽严缓急，则又当体察而行。时有异势，地有异宜，人有异等，事有异情。明乎四者，然后可以无弊。故或狱市不扰，而非姑息养奸；或摘伏若神，而非舞文深刻；或豫备几先，而非急；或事至不动，而非缓。盖治事如医投剂，可用古方，而辨证在乎切脉。如明谕所云，察看情形，随时相机酌办，诚治法之要枢也。然非广询博问，则时地人事之异，何从而知？非执端用中，则宽严缓急之间，安能悉当。《东溟文后集》，卷六，页3。
姚莹初入仕任平和县令，即以亲敬乡绅顾问民瘼为先事。正如其所提示，以得人心为地方庶政首要。嘉庆二十二年在平和县任致书当地绅士举人吴光国，请其襄助地方公事：除夕前一日，巡行四境，道出后嗣，一见光仪，信为读书君子。而停舆途中，不能深通款曲，殊为怅然。顷以和俗剽悍，不知礼教。欲崇养人士，渐摩以仁义之术，稍变其风，特倡议兴修书院，捐储膏火，聘延名师，仿古白鹿及前人棉杨之遗轨。顾事大费繁，难与创始。虽有一二端士，知其不谬，佥以为非吴君出与其事不可。然则足下之盛德，非有足以翕服士心者安能如是乎。不佞益不能无厚望于足下。今订于月之十九日，集议事宜，业已简达。想足下当此，必能惠然而来也。前语贵族人有劫留廖姓之事，烦察其有无，令彼约保送县治。今未至，得无忘之否。此事并非可以溷贤者，特以君子立身，出有安民之责，处有宗族之望。方将助吏为治，岂可坐视乡族中有此顽梗而莫之问乎。其或势有所难，不妨面陈委曲，幸勿为逾垣之避。用特奉问，届期早得晤教为望。《东溟外集》，卷二，页13—14。
当姚莹改调龙溪，平和之民，众相遮留，申之上官。姚氏致书乡绅秀才曾大椿，函中颇可见其为守令者所当重视之事件：
承示寄学中诸君，为鄙人请留文状。展阅之下，且惊且愧。窃莹江北一迂生耳，猥以渺末，来宰此邦，于今一载矣。夙夜兢兢，图尽厥职而未能。每念盗贼不能靖也；械斗不能息也；狱讼之犹繁而刑罚之失中也；老有饥寒、贫有失所也；吏役之弊深，闾阎不能无惊扰也；围捕之事频，室家不能无破丧也；强暴不尽锄也，良弱不免累也。此数者，皆古良吏之所勉，而鄙人之所深愧于清夜者也。方惧以不职，获咎于此邦人士。乃今者诸君不惟不责其庸陋，顾复嘉誉，而共扬之。至以称于上官，欲得久留。岂非所谓不虞之誉，足使人惭者乎。莹于足下虽数相见，非有豪末之私恩。至如诸君子中，乃多未尝识面，抑何见爱之众且深如此也。莹在此未有成绩，何敢遽去？且荷诸君之爱，即众民亦殷然颇相亲附，若有家人之谊，又何忍去耶？同上，卷二，页14。又，同上，卷二，页14—15，同一函云：“今诸君皆平和大族，又身儒冠，而游庠序，俨然为四民首。宵小之徒即无赖莫不有加敬焉。诚愿诸君平昔身为孝弟力田，敦品励行。闾巷即习见之而有所观感，更不时剀切以敦孝弟，睦宗族，和乡邻，敦礼让，息斗争。罢词讼，崇勤俭，禁非为，凡鄙人平素所谆谆致告于诸君者，随时随人而劝导之。如此助吏为治，则愚民虽无知未必尽能听从，然乐闻而愿奉行之者必不少矣。其或鄙人政有不善，暨利有当兴，害有当除者。可明白指陈，俾得裁度而行之。不惟莹可借此以求寡过，而地方之受益岂浅鲜哉。”
姚莹任官闽南以至台湾，体察民情，用心最深，认识最切。尤于久宦台湾，阅历最多。所取治法，甚有卓越独到之处。如其观察台湾民风。载于致李信斋书：
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众辄数十万计。匪类相聚，至千百人则足以为乱。姚莹：《东槎纪略》，卷四，页20。又，同前书，卷四，页19，论台湾民风云：“今夫逞强而健斗，轻死而重财者，泉之俗也。好讼无情，好胜无理。赌馆、娼闾、槟榔、鸦片，日寝食而死生之，泉之所以为俗也。台人固兼有之。然而台之地，一府五厅四县，南北二千里。有泉人焉，有漳人焉，有粤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众焉。合漳泉潮粤番汉之民而聚处之，则民难乎其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