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据史家立场者，在正史中主体大事，自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的所颁谕旨，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惟非为光绪立后，而是为穆宗毅皇帝（即同治帝）立后。并派崇绮为其师傅，徐桐辅助，常川照料。此即史称之己亥建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全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印，下册，页1062—1063。这一震惊全国的举措，自是纯由慈禧太后主导。其中有阴谋也有阳谋。明明光绪皇帝春秋正盛，特别要立大阿哥，而又明言是为同治皇帝之后。这是明目张胆，嫌忌光绪帝的阳谋，人人可看得见。根据郭廷以教授之书，则指出太后拟于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实行废立，且即改元“保庆”。这是阴谋。清末宫廷内斗之惨烈，三尺童子可以明见。正史陈叙，却须转到经元善与上海地方绅商的末稍小人物身上，竟能轰轰烈烈进入正史。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已在1900年，数日就到新年春节。太后懿旨发布，固使朝野震惊，而上海商界则立即意识到光绪皇帝有废黜的可能，遂由经元善领衔，倡率绅商一千二百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词电禀总理衙门王大臣转奏太后，自是谏阻立大阿哥，经氏在逃匿澳门之后，于庚子仲秋，将此电文刊入著作首篇，并附后记。在此只引据电禀原文：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府经元善暨寓沪各省绅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词电奏。《居易初集》，卷一，页1。
电禀列名者除经元善领衔外，可见之史载者尚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唐才常、丁惠康、蔡元培、黄炎培等。此值除夕之前，不过四日，如此地方绅民上书保皇，即是反对建储朝命，且竟有一千二百余人联名直达总署而不由都察院转禀，其在清代历史可谓是创见。于是保皇之党，立即宣腾朝野。市井小民竟敢如此犯上，自使慈禧大为震怒。事情终于挨过新年，在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1900年2月8日）谕命盛宣怀限一个月内将经元善缉拿治罪。《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页1063—1064。
朝廷给盛宣怀上谕措辞严厉，暗喻盛氏走漏消息，使经氏顺利潜逃，命盛氏于一月内缉拿归案，其上谕原文颇值推敲，兹为引据于次：
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特颁朱谕，为穆宗毅皇帝立嗣，薄海臣民，同深庆幸。乃有上海电报局总办委员候补知府经元善胆敢纠众千余人，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危词要挟。论其居心，与叛逆何异？正在查拿间，闻经元善即于二十八日挈拳潜逃。难保非有人暗通消息，嗾使速遁。盛宣怀督办各省电报，受国厚恩，经元善为盛宣怀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着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以伸国宪而靖人心。傥不认真查拿，一任畏罪远飏，定惟盛宣怀是问。《愚斋存稿》，卷四，页15，奏疏，常州，思补楼刊本，全一百卷，民国二十八年印。
阅此上谕，即当察知，经元善之上书保皇，是如何地招来巨祸。必因太后盛怒，且关己亥建储这一宫廷阳谋，自是正史不能省略的一个重大关节。经元善未遑安心渡岁，于除夕前二日即乘法国轮船潜赴澳门。朝旨明言有人通风报信，盛宣怀自难逃关系。经氏日后自述，亦说盛氏劝其走避。盛氏所为亦足令人钦敬。
盛宣怀于同月十二日奏复，重点无非是尽量派人赴港澳查缉归案，但亦说明必透过与香港澳门洋人先有交涉，不能迳自逮捕。要用诱购之法，令其入彀。故其铺叙甚广，详述经过，颇见认真用心，而却难见实效。
盛宣怀覆奏之折不足引证，惟同日（正月十二日）针对性之上谕，表现对经元善的惩处是相当严苛，值得引据参酌。以见经元善招祸之巨，蒙罪之深。
盛宣怀奏覆陈经元善踪迹一折，本日已有旨，将该员革职，并令刘树棠查抄该革员家产。仍责盛宣怀设法购拿，毋任远扬，致干重咎。同上，卷四，页17，奏疏。
上谕所言令刘树棠查抄经氏家产，即是命浙江巡抚刘树棠查抄经氏上虞故乡一切财产。是俗谓抄家之罪，十分苛酷。如此自可愈见经元善是不会被轻易放过。即令避地澳门，盛宣怀势将被迫要设法去缉捕他；但决不可乱加揣测，以免致误导。
向之史家每推称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建储电旨有所覆奏，其名言有谏阻谓：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亦是出于保皇用意。由于重臣谋国，太后虽不悦亦不便加罪于他，与经元善的际遇自有区别。
历史巨轮尚在1900年逐日前进。废立大事尚未得到施行机会，阴历四五月间义和团扶清灭洋大队进入京畿，原是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这些高官所鼓起的民气。到处焚烧教堂、扒铁路、拆电竿、杀二毛子。这种民气高张，能发而不能收，终于在北京杀死德国公使，并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天主堂北堂。引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已是七八月盛夏，变成洋军追杀拳民官兵局面，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驻跸，派李鸿章和庆亲王向各国求和。洋人定要惩凶，暗示就是慈禧。于是近支王公载漪、载澜圈禁、削销大阿哥，把溥俊赶出皇宫，庄亲王载勋赐死，徐桐自缢身亡，刚毅道死山西，赵舒翘逃回陕西故乡，亦下旨赐予自尽。更重要的是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自是丧权辱国；抑且接受洋人京中驻兵，并自大沽口以至北京沿岸不能设防，所有炮台拆除。这还是小事，最严重者是国人上下自此丧失自信，崇洋媚外，不敢在洋人面前抬头，百年来不能恢复稳定自信，有时虚骄自大，骨子里仍是充满自卑，很不正常。
在此国家剧变之际，通缉经元善的案子也变得无足轻重。惟其以生命争保光绪皇位，则是达到了目的。这段公案，亦自具有历史上关键的一格。
自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经元善已身在澳门，月内即闻知家产籍没，幸而携妻孥逋隐澳门，合家得以暂安。惟知朝廷势必愈加搜捕。所幸此际李鸿章已任两广总督，虽有朝命频催，李氏却并未下手穷索。天时、地利、人和俱尚庇佑忠良，可使经氏得以喘息。直至庚子八月，太后皇帝西狩晋陕，经氏惊魂始定，乃能潜心清理文牍。首先于上年电禀始末作一注疏，较电文长四倍，说明经过，表明心迹。至九月又致书葡国驻澳门主教嘉若瑟，申谢庇助，兼述戴罪逋逃原委。后又接受日本记者原口闻一的详细访问。凡此回忆数月前往事，自我辩白招祸始末，自是巨细靡遗，足供参证。并亦收入经氏文集之中。可备细考，而无须直引入本文。《居易初集》，卷一，页1—2，《上总署转奏电禀》，己亥腊月二十六日；卷二，页47—49，《上前摄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书》，庚子重九日；卷二，页53—66，《答原口闻一君问》，庚子九月既望。
史家若欲一见经氏遁避澳门，心情意趣自况如何？当以见其个人暴白，方为准的。兹引据于后：元善粗鄙之性，辄多愤激。前岁之腊，接京电，知有十二月二十四日谕旨，惊骇欲绝，彻夜不能眠，涕涟洏交颐。次日见诸日报，人情鼎沸，无可为计。已而志士云集，以元善职电务，迫令发禀，遂撄执政之怒。几罹文网。幸得督办电报昆陵盛公（宣怀）密电，促令避祸，遂来海外。夫君父之难，焉敢避之。而当日中外诸友，无不力劝他适。以为此时皇上且不能自保，谁鉴尔之苦志。盍越境以俟乱定乎！然固未知廷臣必欲置之死地。而以新党二字为一网打尽之谋也。迨浮海之次日，疆吏果下搜捕令矣。未几并籍其家产矣。自维少未读书，长而服贾，其后虽究心典籍，亦复不求甚解。聊异于摇头摆尾之烂时文先生，曷敢与文章经济之士抗行？顾得以建言获罪，去国投荒。而圣主不深求，相臣不大索，以其余年，纵观山海，卒业简编。其为荣幸，较之掇科第，纡青紫，奚啻倍屣？元善德薄，何足致此？毋以先人为善不报所积之余庆然乎？今元善待罪濠台逾一载，友邦以客卿礼之，兵士卫之，有宾朋文酒之娱，有妻孥仆从之适，转念吾君瀛台之厄，高不胜寒，今则西狩蒙尘，曾不得少享玉食伸威福，怅望秦云，恨不能排闾阖而诉真宰也。《居易初集·自序》。细审经氏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所作自序，自注六十一岁。且述明因案逃逸之心情后果，自幸虎口余生。以一商贾小民，命悬国运，亦足使后人低徊静思。
可惜经氏于光绪二十九年得以开释回沪，却不幸即于同年病逝上海。
五、结论
经元善幼少只诵熟四书，即辍学就商，毕生投身商界；既生于上海，服贾直至花甲，自在申浦广有声誉。惟经氏一生仍自视为儒门后进，多次申述服膺乡先生阳明之学，亦毕生宗奉，勤究典籍，学殖虽浅，而志节坚贞，投身商贾，而以儒为宗。后世论述，亦当符其本愿。
经元善任职上海电报局，自是盛宣怀实业部僚，其位并在郑观应之下，受谢家福引重而入主沪局。于上海商界，巨商云集，富贾连袂，经氏尚不能联镳并骖。而以主倡开创经正女学，遂受上海官绅仰重，实在1897年始声名鹊起。而不过两年却是因电禀当朝，触怒太后，几乎招来杀身之祸，所幸遁避濠镜，托庇葡国，得以苟全性命，终至世势逆转，八国联军入占京都，太后仓皇西奔，自顾不暇，亦即放松追索。经氏虽蒙重罪，而冒死保皇，终是有正面功绩。废立不成，光绪又得延祚九年，亦是史乘意外，谁令致之？可供遐想，各占觉识，以为法戒。附记（在此郑重声叙两点）：一、1985年，我在香港，因为编辑盛宣怀家藏文献，是第一次接触到经元善亲笔书信，共十六通，即收入拙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排在第二册，1987年出版。1989年秋回台，不久收到刘广京年丈亲赠经元善所著《居易初集》初版本的影印全册，系光绪二十七年（1901）夏间在澳门所印。承刘教授的厚爱与提示，即不能随意搁置而不阅，由是全做了札记和其他引书。故能今日自十一月十七日到十二月初能草撰拙文，是由早作安排所致。不过我在数年前在台北又承好友陈东林先生代买到《经元善集》，系虞和平先生所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88年第1版，远比《居易初集》多出两倍多，本文却只是参考，并未在文中作任何引据。自必使读者质疑，识者非难。我须解释。见下一条。
二、建议学者多看《经元善集》，大致丰富齐全。凡《居易初集》文字，多被纳入，又广增大量资料，比《居易初集》多出的部分有三个重点：其一，是扩增赈灾资料甚多，抑且稀见，可供作专门研究赈灾之史。其二，是经元善于1900年遭到通缉，逃赴澳门，扩增编入《申报》及其他报之记叙，亦皆当年直接史料，可备作旁证。其三，广泛收辑经氏文稿书信及其他人致经氏信，可供了解经氏交游。可惜我所编的书因与此书出版只早一年，而使其中未能增入，这决不能怪编者。
但我未直引此书材料，主因是本文不能吸纳太琐细小节，《居易初集》已足供辨明史事脉络，只供作参考，而不必引据。再者《居易初集》系当年（庚子、辛丑）直接文证，出于经氏自辑编成，论断是非，此为核要，且年代清晰，人皆在世，最值重视。此系拙断选择，向学界交代。此书资料，价值甚高，我未尝轻视而不用。其中可珍之材甚多，不及细言。惟编者亦有一些小错，今可指出一项，可以说明我之阅读尚细。本书页358，正文一至二行：“来游濠镜”句之下，以括号注出“澳境”二字，是显见之误。页394四行亦有此误。澳门本名濠镜，并无所误，如此一注，反而画蛇添足，是注错了。
2004年12月7日
写于新大陆之柳谷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