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实冲击，俱带使国人沉痛醒觉，立即产生启发思想动力。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蓄意挑衅，发生中日之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于1895年签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条约，实对中国重大打击。此时海天同愤，全民激起抗日心责。上海绅民以钟天纬（字鹤笙）与经元善于光绪二十年十一月起发起筹饷支援义勇抗日。拟定书启章程，呼吁国人共赴国难。惟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抗日义勇筹饷之举遂亦挫阻。经元善即在同月之内记载下：“拟筹甲午义兵饷始末记”，留下当时抗日记忆。《居易初集》，卷一，页47—65，“拟筹甲午义兵饷始末记，乙未三月”。又，王尔敏、陈善伟合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全九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印，第二册，页488—496，经元善致盛宣怀。
乙、仰慕康梁，引重时贤
可据的事实，重大历史剧变的冲击，是明晰的迅捷的立即在国人觉识启动反响，前节引叙甲午之年的筹措抗日义兵军饷，即是一例。
甲午战败，中国签下屈辱条约之后，在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及十月，分别在北京及上海都创组“强学会”，倡议者多为维新人士，无论在北京或上海，其中领袖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最活跃，北京则多中下级京僚，上海除在野科甲名士之外，亦多汲引绅商与会。经元善即承康有为两次面晤商谈，并以书信相招。经元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正式覆函，申明近年来多病，电务繁剧，外事多力疾而为，推辞无力胜任，并积极推荐汪康年由浙来沪相助。亦建议多依重郑观应。惟经氏此函对康有为之直言规劝，则世人尚多不知，甚值参考：今闻为言路所劾，此虽关乎气数，然细思之，亦由吾公未能应天以实，感召庥祥所致。弟初读《长兴学记》及《伪经考》诸书，深佩足下之学。去冬（二十一年）忽承南皮先生（张之洞）作介，幸接光仪，良用欣慕。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鬼神审盈。宜乎触处皆生荆棘也。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居易初集》，卷二，页4，《复南海康主政书》。
经元善信中推称有病，乃是实情，已有三四年患病，其与盛宣怀书言之，而友人沈谷人亦称其病废，俱可作为旁证。惟若以当日国家危殆之势，经氏实未尝引病规避，其所以推荐汪康年，亦可见重视强学会之活动。亦非拒斥康有为。兹引据经氏致盛宣怀所言，以见经氏之推重康有为：天如不亡中国，此人（指康氏）必不能遏阻。若论爵位，总制三楚，自然南皮（张之洞）崇高。而人心之翕从，气势之联合，则张不逮康。《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二册，页469—470。
考察经元善继承父业，营商于上海，其出道应始于咸同之际，而于光绪三、四、五年之筹赈救灾，已具商界领袖地位，声名素著，因而有盛宣怀、郑观应之征召加入布局、电局，实非偶然，嗣至光绪二十二、三、四年，经氏虽长有病痛，而于当代时贤仍是交游甚频。据经氏自记于书中，引及同代贤豪有：沈谷人、龙泽厚、汤寿潜、钟天纬、雷广钧、陶濬宣、裘廷梁、叶瀚、李鼎星、沈学、郑观应、狄平、罗振玉、徐智光、汪康年、何联恩、陈彝范、汪洵、赵元益、王维泰、卫家寿、程诒，李智俦、曹其善、周华、沈敦和、杨廷皋、施则敬等等，俱为一时俊彦，虽未投身以为强学会分子，见其交游，当可见其亲接于维新思想之流。《居易初集》，卷二，页16—20。
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经元善之大力推毂年方二十四岁的沈学（字曲庄），因自十九岁起，以英文著成《盛世元音》，再译成中文。有梁启超为之作序。经氏将新出版之《经世文新编》收载梁氏之序与沈氏之文，为之大加称扬：所云博通中西学问之友，前附上《经世文新编》第二十三册一卷，自梁卓如（启超）《沈氏音书序》后七篇，即是此君（指沈学）著作。伊自幼从西国教会肄业出身，迨西学成后，翻然变计，潜心于孔孟宗旨。见解处处高人一等，真并世之奇才，吾公将此七篇细细三复，亦不能不降心悦服矣。《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二册，页467，《经元善致盛宣怀书》。
此时经元善已年近六旬，而于青少俊髦如此推重，具见其胸襟廓然，鉴赏后进英才之真诚。江山代有才人，方是国家希望，生逢末世，尤为重要。
丙、倡设经正女学
经元善的维新活动，是做一个地方绅商力所能及的主倡妇女教育。须知甲午战后，国人的思想认识有多方指向，多样思考，而女权女学，则是其中一个取向。经元善之为其时代先驱志士，提倡女学，即为其用心之重点。
经元善之倡兴女学，亦自启念于甲午战败以后，鼓吹抗日义军中止之后，思想即转向于女学。故当与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会晤两次，其中一次即表明创设女学意向。故而康有为于此事颇表热心，嗣即决定属命梁启超前来主持女学，并告知经元善友人龙泽厚，龙氏并亦转函经元善。元善除请示前辈沈谷人表明欢迎梁氏，同时亦有覆函回答龙泽厚。当日书牍均可见于经氏文集。可告证其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沈谷人太史函云：敝友龙君（泽厚，字积之）书来，有梁孝廉（启超）奉师命愿来助成经正书院。在沪遍访不获遇。正拟函询龙君，而望炊（谢家福号望炊）初次复函，有吴越士夫，目康（有为）狂生一语。弟续附去尊“小学斋书后”各稿，望炊复函，不著一宇。谢与康未曾晤面，或所闻不善者恶之口吻，而先入为主也。《居易初集》，卷一，页62，《致沈君谷人书》。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致龙泽厚函：
今蒙梁孝廉肯莅止掌教，同人闻之，感激靡涯。商诸谷翁（沈谷人），亦极佩师承渊源。谆嘱勿失交臂。当访问岭表贵同乡，及遍查各客栈， 均未悉停骖行踪。不审是否言旋。敢请转询驰示，俾可洁诚恭邀。同上，卷一，页64，《致龙迹之明府书》。
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终与经氏会同沪绅为倡办女学参与创始发起之列。首撰《倡设女学堂启》广邀官绅共襄盛举。《时务报》，第四十五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刊。接着又发布：《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考其宗旨，为提倡女权先声，在章程第一款，有谓“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早于黄遵宪之湖南不缠足会公启一年，俱为女权思想先驱。主持女学一切建舍、延师、收录女童、征召绅董，章程中订明由经元善负全责。并于上海高昌庙桂墅里选址，鸠工建校，期于光绪二十四年落成，并开学授课。同时亦附列开办董事名衔，计有施则敬、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汪康年、康广仁、梁启超诸人。另有康有为、张謇、曾广钧为局外匡赞。《时务报》，第四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刊。
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创议发起人一一列名发表经正女学缘起，详述筹划经过，并将赞助乐捐者芳名列述其中，大抵当世寓沪名流已全被纳入，无稍遗漏，自具参考价值，除创议董事外，计有：吴保初、薛华培、王松森、翁熙孙、盛昌颐、何恭寿、汪康年、沈毓桂、周延弼、钟天纬、胡琪、赵元益、狄葆贤、张镜濂、严攸庆、谭嗣同、陈三立、蒋德钧、志锐、文廷式、徐恭宏、文炜、曾广钧、文廷楷、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张焕纶、屠成杰、吴熙麟、顾寿乔、张謇、斐理思（原名不详）、汪炳、何嗣焜、赵凤昌、麦孟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王维泰、桂棻、沈敦和、郑清濂、沈敦元、伊立、朱德坤、凌赓飏、何心川、周万鹏、李圭、姚张澍、朱宝奎、唐元湛、钱铭铨、蒋金生、吴德潇、吴广霈、麦拉（电局洋员）、徐勤、召璋、李宝嘉、曾宝光、曾传泗、沈克刚、沈克诚、王修植、罗运陟、罗宏锴、黄遵宪、江标、朱恩绂、罗贞意、佘思宇、沈瑜庆、龙泽厚等官绅，俱是上海地方一时之彦。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印， 页889—892，经正女学缘起。
经正女学创始董事，在光绪二十三年冬活动最频，先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初八日、十一月十三日，招集中西绅商大会四次。尤以第四次在上海张园聚会，为最轰动，中西仕女齐集，达一百二十余人。《点石斋画报》特出一幅集会专页，画面十分生动。《点石斋画报》，第六集，利册，朱儒贤所绘：“裙钗大会”。又，《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页893—902。
经正女学果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建校开学，只是掌院者不是梁启超而是龙泽厚，主要因为梁氏已受聘到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不能留在上海。至于女学教师，则全出女界，于经氏集中查得戊戌年任教之女教师有章兰、周莲、蒋兰三位。
可惜经正女学堂只开办不足三年，即行闭歇。一则受到戊戌政变冲击，绅商多缩首远避。二则当光绪二十五年（1899）之末，经元善因案逃遁，受到朝命通缉，女校自是人亡政息，终于停办。四、电禀保皇，激怒慈禧，遁匿濠江中国史书，以档卷所藏，文士所近，世情所钟，于载笔传述，向多不及于商贾负贩，视之不足为人事政务之重轻。古史固极少有遗迹，自汉以降，历代亦缺载商界人物故实。惟自十九世纪后叶，因西洋商贸冲击，华商豪杰，遂能以勇毅干练，能于商战世代与西人周旋，终多出人头地，脱颖而出。惟就清季之七十年间而言，出有伟大思想家则有郑观应，伟大经营家则有盛宣怀，伟大创业家则有张謇、张振勋，其他商界高手尚多，惟于近代历史，俱远远不及政治人物更受重视。干万篇章，难得见商人入载。不过近代史门类开拓较广，远愈于前朝各代。其能直接占历史一席而绝难省略者则有盛宣怀、张謇两位。然亦不可轻忽经元善。
无论研治清史或近代史，戊戌变法自是重大论题，内情复杂，细节繁夥，人事倾压，朝局变幻，极费考索，却是史家所当澄清。
经元善一个微末上海电局总办，怎会被纳入正史？则由戊戌政变余势，而派生己亥建储之举（1899），使经元善不期然卷入正史一页。任何史家不敢轻易跳过。在己亥建储这一史题，经元善竟至占一要角。永世不能抹杀。
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挽救清室政权，并维系中国立国的重大举措，重要方向，是严肃的历史大事。戊戌政变是满人既得利益拒抗变法的一个反动。而己亥建储，自是戊戌政变的走势推移。展述至庚子拳变，是历史的一脉相承，谈历史而省略己亥建储，自必形成历史动力断层，势不可轻易跳越。史家省略不了这一史题，就也省略不了经元善的历史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