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不是在问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而多半是问我们了，而这种穷追不舍的“有什么呢”不顾语言的分寸，就像瓶塞从瓶口迸发出来一样，使人惊愕地、突然地从她嘴里迸发出来。——将来又有什么呢？
她把自己的经历讲到女儿以及后来丈夫被逮捕那天，也就是到1939年秋天为止。飞快地说完最后一句话，她便沉默不语了。当她沉默不语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让她讲下去。让她讲完，那未免太残酷了。
“请您朗诵几首献给勃洛克的诗吧。”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恳求道。
“那些太旧了，我不想朗诵。我想给你们念念‘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这一首。”
我没有看她，而是望着窗子。不看她，听得更清楚。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提着粗糙的篮子回家，
在什么样的石头路上踽踽而行，
而且那家已经无法说明是我的，
它已经成了军医院或者兵营。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什么人中间像被捕获的狮子一样警醒，
从什么样的人群里必然地被排挤出来复返到自身之中，复返到自己的个人的感情之中。
像一只离开冰天雪地的堪察加熊，
在哪儿都住不下去（我也不想挣扎！）
在哪儿低三下四——对我全然相同。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念到这儿，她沉默了。“究竟因操何种语言……对我全然无所谓”这句诗念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极端的蔑视。挑衅地，怀着一种强烈的傲慢的神情。就像扔掉一支没有吸完的香烟一样，这首诗她突然中断了。
“我不想念了，请原谅我。等晚上我给你们念些别的，比如《空气之诗》。你们大概完全不知道我的长诗吧？”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长诗！那时茨维塔耶娃作品的十之八九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书桌》，不知道《灌木丛》，不知道《忌妒的尝试》。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她那才华横溢的散文。这一切都从我们这里被偷走了，藏在遥远的地方，在数十年的过程中，只有极少的选诗传到了我们这里，而在地下的出版社和出版物中在50年代后期才开始偷偷地间或出版一些。
只是在50年代我才听到“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这首诗的结尾，并且明白了为什么在绝望中，在奇斯托波尔，她不想把下面的四行诗给我们念完。因为在诗中，在所有的疯狂的摈弃以后，在所有的不以后，在这最后的四行诗里却仿佛是某种“是”，是肯定，是爱的表白。
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如果路上出现花楸果树丛，那么就会置上面的大喊大叫出来的一切于不顾，随着树丛一起也就会出现乡愁，——也就是那种被她刚才如此强烈地和蔑视地宣称为“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在茨维塔耶娃朗诵的时候，我竭力想弄明白，从她的音调里我好像想起了谁的朗诵。挑战，威严——以及某种好战的孤独。她朗诵的时候，像一头被捕获的狮子一样，怒发冲冠，蔑视兽笼和观众的威严。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我想起来了！是马雅可夫斯基。从前在我小时候，在库奥克卡拉位于苏联列宁格勒州，现名列皮诺村。我听过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他给我父亲朗诵过《穿裤子的云》。也像一头被捕获的野兽——一头凶猛的、不驯服的野兽，在被驯顺的野兽中间，怒发冲冠。
她答应还要念些——不是现在而是迟些时候。我们说定：我现在去电报局往叶拉布加给她儿子拍电报。她口授给我地址和电文“在找房，即归”。然后在集体宿舍找一个叫瓦列里娅·弗拉季米罗夫娜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同她住在一个房间），通知她茨维塔耶娃今晚不回来住。趁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施奈德的折叠床上休息的时候，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到不远一家熟悉的房主那里了解一下租房的事。晚上八点钟我再来——那时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再给我们念《空气之诗》。我再念几首我所知道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新作。（在佩列杰尔基诺的时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赠送给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霜》、《松树》、《春天又来了》。我当时把它们抄入了笔记本，走的时候随身带来了。）
我在邮局很快发完了电报，又在“留局待取”窗口排了很长时间。我看到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收到三角形信或正方形信，而大多数人像我一样没收到任何东西。这种没有消息，这种沉默，比任何战报更有说服力。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死了或者一下子把我全忘了！沉默表明：我国土地上到处不停地轰鸣。炸弹、子弹、手榴弹、大炮和坦克。
四
我从邮局出来，心灰意懒。我当时多希望得到消息，可是却没有。我当时还不懂没有消息是天大的喜事。当我最终离开奇斯托波尔，消息像冰雹一样向我袭来的时候，它们竟然是这样的：我弟弟，任尼亚的父亲，战死在莫斯科城下。我的第一个丈夫，柳莎的父亲，在列宁格勒牺牲了。我基辅的亲人从德国鬼子手中得救，随着最后一辆军用列车离开基辅——否则就会死在娘子谷基辅郊外一个峡谷，希特勒分子在这里屠杀了数万苏联人。！——但是他们却因伤寒死在路上：两位老人死在铁路小站的候车室地上。我的列宁格勒遭到扫射和轰炸，人们冻死了，城市空无人烟，变成了一座停尸间。
……离开邮局以后，我好不容易想起了该去哪里。是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请我到集体宿舍通知一下，她要在施奈德家过夜。但是我没有必要去宿舍了，因为在邮局门前我遇到了瓦列里娅·弗拉季米罗夫娜，把茨维塔耶娃的委托转告了她。她回报我一个好消息：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帕斯捷尔纳克即诗人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诗人当时在莫斯科，1941年10月下半月才来到奇斯托波尔。打算花两百卢布买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毛线团。
我步履艰难地往家走。我承认我实在不想去那里了。奇斯托波尔的泥泞让我疲惫不堪。我们的房间还能稍加清理，可是院子、厨房、房东那一半茅舍就没办法了！木板栅栏由于炎热而裂开了，总是落满大绿豆苍蝇，懒洋洋地飞来飞去。它们就像脓疮一样布满栅栏。院子里泥泞齐膝：只好用小块木板搭救。牛棚摇摇晃晃：因为可怜的肮脏的奶牛用背往墙上蹭痒痒，仿佛不是奶牛而是一头母猪。女主人往脏桶里挤奶。厨房里挂着毛巾，不是随便什么样的，而是绣花的，房东的儿子们不仅用它们擦手，而且有时候从院子里跑进来还用它们擦脚。抱怨是有罪的：房东一家人同伊达相处得很好，对孩子们和蔼可亲，两个男孩子不是拿来从菜园子里直接挖出来的胡萝卜就是芜菁给任尼亚和柳莎吃，然而泥泞，泥泞使人感到厌烦和沮丧。
真是羞惭！这又不是鲜血！不过是泥泞罢了。是脏兮兮、黏糊糊的泥泞，不是流入泥土里或者水洼一样在柏油路的石头上凝固的鲜血。
在我回家的时候，我在滨河街上看见一位老妇人，站着画十字。我望了望周围，哪儿也没有教堂，原来老妇人冲着邮箱祈祷。她跪在邮箱前边（邮箱钉在一根腐烂的柱子上）。为儿子？四个儿子还是唯一一个儿子不知在哪里冒着枪林弹雨？她双手抱着柱子企图站起来。我帮她站了起来。她那双眼睛深陷，黑眼圈儿——一双盼望得发疯的眼睛。跟那些监狱里排队的一双双眼睛一样。
在家真是幸福。我吃了几口凉通心粉。
伊达在同女房东玩牌，任尼亚穿着一双毛线袜子，脖子上贴着罨布，围在旁边转来转去。柳莎在补袜子，袜子套在一个大木勺上，木勺是房东送的礼物。我们并排坐在长凳上。但是我们没呆多久，柳莎远远地看见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谢梅宁向我们走来。
“他长两个脑袋！妈妈，快看！他有两个脑袋！”
沿着我们这条街，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的朋友，诗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谢梅宁，由于眼疾他没能应召入伍，也不是民兵。他把小儿子驮在肩上。他把萨沙放在地上，坐在我旁边。有人告诉他，我曾带茨维塔耶娃去找房，因此他来问问找到没有。我把情况告诉了他。
“您知道您像谁吗？”我说，“没有刮脸，晒得黝黑，穿着黑衬衫，卷起袖子，您驮着您那金色鬈发的美男子，简直就像把东家的少爷拐走的吉卜赛偷儿。多漂亮的男孩儿，简直就像小方特罗伊勋爵英国女作家弗朗西丝·霍奇逊·伯内特（1849—1929）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没错。只不过缺少镶花边的领子，还有天鹅绒上衣。”
萨沙默不作声地向柳莎要木勺，默不作声地拿它在长凳上敲。我没有见过更漂亮的小男孩儿。金色的卷发，白皙的脸，金色鬈发下面的黑眼睛，两道黑眉毛以及占半个脸的黑睫毛。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报以微笑。
“怎么，情况不妙吗？”我问。
他点点头。
“同昨天一样吗？”
“更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