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庭的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里。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正在变得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两个谁也不管谁。今天早晨他接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她去年夏天在他家里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来，到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信上说今天下午三点钟到六点钟之间她在本城“意大利旅馆”里等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审完，以便腾出功夫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去年夏天他在乡间别墅里已经跟那个女人打得火热了。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橱的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把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淋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的了，”他暗想，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绷紧的一大团肌肉。他还有一套击剑中的挥旋动作要练（他在进行长久的审讯工作以前总要练这两套把式），不料这时候房门动了一下。有人要推开房门。庭长赶紧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法官走进房间，他个子不高，耸起肩膀，戴着金边眼镜，愁眉苦脸。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来，”法官不满地说。
“这是说他还没有到，”庭长一边穿上他的制服，一边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会不怕难为情的，”法官说，生气地坐下来，拿出一支纸烟。
这个法官是个很死板的人，今天早晨跟他的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因为他妻子已经把他交给她供这个月使用的钱提前用完了。她要求他预支一笔钱，可是他说他决不改变他的章法。结果大吵了一顿。他的妻子说，既是这样，那么家里就不预备饭了，他回到家里来休想吃到饭。吵到这儿，他就走了，深怕她真按她威胁的那样办事，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过规规矩矩、合乎道德的生活，反而落到这样的下场，”他瞧着面带笑容、健康快乐、性情温和的庭长，心里暗想。庭长正往宽里张开两个胳膊肘，用他那双好看的白手在制服的绣花衣领两边理顺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永远心满意足，高高兴兴，我却总是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多谢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纸烟。“我们先审哪一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那一案吧，”书记官仿佛漫不经心地说。
“嗯，也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个案子倒可以在四点钟以前审完，审完以后就可以走了。“那么马特维·尼基季奇没有来吗？”
“直到现在还没来。”
“那么布雷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说。
“那么，要是您见到他，就请告诉他，说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雷威就是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走到长廊上，遇见了布雷威。布雷威高高地耸起肩膀，没有扣制服胸前的纽扣，胳肢窝底下夹着一个公文包，顺着走廊很快地走去，几乎是在跑步，鞋后跟嘎吱嘎吱响，他那只空着的手甩来甩去，手心对着前面。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您一声：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他说。
“不用说，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
“毒死人命案。”
“好得很，”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也不认为那好得很，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送行，喝了很多酒，又玩纸牌，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然后坐着马车去找女人，他们去的地方正好就是六个月前马斯洛娃住过的那家妓院，因此他恰巧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目前想去草草地看一遍。书记官是故意刁难，明知他没有看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偏偏建议庭长先审这一案。书记官按思想方式来说是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布雷威却是保守派，甚至如同一切在俄国做官的日耳曼人[23]一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而且看着他的职位眼红。
“哦，那么关于阉割派[24]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已经说过，我不能答应审问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要向法庭申明这一点。”
“其实那是完全没关系的。……”
“我办不到，”副检察官说，仍旧甩动着胳膊，往他的办公室那边跑去。
他借口有一个对案情来说完全不重要和不必要的证人传不到庭而拖延阉割派教徒的案子。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个案子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就可能以宣告无罪释放而结案。一旦跟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必然会移交县城的法院去审理，那边的陪审员当中农民比较多，因而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上的活动越发热闹了。人们大都聚集在民事庭附近，庭上正在审讯方才那个仪表堂堂、喜欢了解讼案的陪审员先生所讲过的案子。在审讯的休息时间，从民事庭里走出一个老太婆，那个天才的律师已经大显神通，把她的财产夺过来，交给一个生意人了，其实那个生意人丝毫也没有权利得到这笔财产。这一点连法官们也是很清楚的，原告和他的律师就更清楚了。然而他们想出来的巧计已经把案子弄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要想不把老太婆的财产夺过来，要想不把它交给生意人，已经不可能了。老太婆是个胖女人，穿着华丽的连衣裙，帽子上插着些大花朵。她从门里走出来，在走廊上站住，摊开两条又粗又短的胳膊，对她的律师反复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倒要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的律师瞅着她帽子上的花，心里在盘算什么事，没有听她讲话。
那个著名的律师跟在老太婆身后，很快地从民事庭的门里走出来，他衬衫上的硬胸衬嵌在领口很宽的背心里，平滑发亮，他那洋洋得意的脸上也同样大放光彩。他施展手段，弄得戴花的老太婆倾家荡产，而那个送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所有的眼睛一齐盯着律师，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全身好像在说：“用不着对我做出什么钦佩得五体投地的表示。”他很快就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