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柳多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上人们已经在紧张地活动了。
法警们川流不息，他们在办上边交下来的公事，拿着各种文件，有的走得很快，有的甚至一路小跑，两脚不离开地面，鞋底擦得沙沙地响，喘着气。民事执行吏、律师、法院职员，时而走到那边去，时而走到这边来。原告们或者没有遭到拘押的被告们无精打采地挨着墙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在那儿等着。
“地方法庭在哪儿？”涅赫柳多夫问一个法警说。
“您找哪一个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员。”
“那就是找刑事庭。您应该说明白。从这儿往右走，再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涅赫柳多夫按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说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性情温和，分明刚喝过酒，吃过东西，心绪畅快极了。另一个是犹太籍的店员。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这时候涅赫柳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问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好脾气的商人快活地挤一下眼睛，问道。“哦，那我们就要一块儿办事了，”他听到涅赫柳多夫的肯定答复以后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19]巴克拉绍夫，”他说，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我们得出力了。请教贵姓？”
涅赫柳多夫说出自己的姓名，然后走进陪审员的议事室。
这个不大的陪审员房间里有十来个各行各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此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然后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另外的人都穿礼服或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着农民的长外衣。
尽管其中有许多人是放下正事来做陪审工作的，嘴上说他们嫌陪审工作是件麻烦事，然而大家都感到在做一件重大的社会工作，脸上都流露出一点愉快的神色。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互相通报姓名而认识，有的却还不相识，只在揣测对方是什么人，可是他们都在交谈，讲天气，讲早春的季节，讲马上就要开审的案子。凡是不认得涅赫柳多夫的，都赶紧托人介绍跟他相识，分明认为这是特别光荣的事。涅赫柳多夫如同平素在陌生人当中周旋的时候一样，把这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他比大多数人高一等，他就会答不上来，因为他的全部生活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至于他会流利地讲英语、法语、德语，他身上的内衣、外衣、领结、袖扣都是从最上等的衣饰商店里买来的，那么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自居于优越地位的理由的。然而他又无疑地认为这就是他的长处，把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别人不这样做，他倒会觉得委屈。恰巧，目前在这个陪审员的房间里，就有人对他表现了不恭敬的态度而使他生出那种不愉快的心情。陪审员当中有一个人认得涅赫柳多夫。他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涅赫柳多夫素来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因此有点洋洋得意[20]），以前做过涅赫柳多夫的姐姐的子女的教师。这个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已经在大学里毕业，如今在当中学教员。涅赫柳多夫一向受不了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他那种自得其乐的大笑声，总之受不了他那种像涅赫柳多夫的姐姐所说的“目无尊长的作风”。
“啊，连您也上了圈套，”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迎着涅赫柳多夫扬声大笑说。“您也没有躲掉吗？”
“我根本就没有躲掉的意思，”涅赫柳多夫严厉而阴郁地说。
“啊，这倒称得起是公民的忘我精神呢。不过您别忙，等您肚子饿起来，或者困得想睡觉，您可就不会再唱这种歌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笑得越发响了。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对我称呼‘你’了[21]，”涅赫柳多夫暗想，脸上现出一副极其伤心的神情，而那样的神情是只有在他刚刚听到他所有的亲人一齐死光的时候才会显得自然的。他迈步离开这个人，往人群那边走过去。那群人围着一个身材很高、仪表堂堂、剃光胡子的上等人站着，他兴致勃勃地讲着一件什么事。这个上等人讲的是目前民事庭里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仿佛对案情十分熟悉似的，提到法官和著名的律师的时候总是叫他们的教名和父名[22]。他正在讲一个著名的律师怎样神通广大，居然把那个案子惊人地扭转过来，逼得诉讼的一方，一个老太太，尽管十分有理，却不得不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来付给对方。
“真是一个天才的律师啊！”他说。
大家带着敬意听他讲话。有的人极力想插嘴说话，可是那个人把所有的话都拦回去，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才真正知道全部底细似的。
涅赫柳多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法庭的一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来，这就把审讯工作耽搁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