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把他遗弃了。
1810年，贝多芬又重新回归了单身生活。但是，光荣的时刻已经到来，贝多芬明显感到了自己有能力创作更多伟大的作品。彼时，他正当盛年，对社会、习俗和别人的看法都毫不在意。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顾虑、敷衍和害怕的。
他的爱情已经离去，他的雄心也不再，他剩下的，就只有力量了。可他还在滥用自己的天分，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寻找着他自己认定的快乐。
“能力，这才是让你区别于普通人的地方！”于是，他又开始不修边幅，他的举止也变得越来越放肆了。他知道，自己有畅所欲言的权利，即便对世间最伟大的人也是如此。
1812年7月17日，他在信中写道：“除了仁慈以外，我不觉得还有其他东西能作为优越的标志。心是一切伟大的起点。”而与贝多芬相知的贝蒂娜·布伦塔诺则说：“没有一个皇帝，能像贝多芬一样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意志如此坚定。”
贝蒂娜对贝多芬很崇拜，而且对贝多芬的音乐有深刻的了解。在第一次见面时，贝蒂娜就被贝多芬的才华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道：“在我第一次看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我面前消失了，是的，贝多芬让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因为我坚信，贝多芬远远地走到了文明的前面。”
正因为此，歌德非常渴望与贝多芬结识，直到1812年，他们终于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相遇。然而，这次见面双方聊得并不投机。虽然二人聊不到一块去，但贝多芬仍旧佩服歌德的才华。1811年2月19日，贝多芬在写给贝蒂娜的信中说道：“歌德的诗能让我感到幸福。”1809年8月8日，他在其他书信里也说道：“除了莪相（凯尔特神话中的古爱尔兰著名的英雄人物，传说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与荷马外，我最心爱的诗人便是歌德与席勒。”
值得一提的是，贝多芬虽然在青少年时期未能接受完整的教育，但他拥有极高的文学品位。他认为，比歌德更厉害的，只有荷马、普鲁塔克（罗马帝国时代希腊作家）、莎士比亚三人。
在荷马的所有作品中，贝多芬最爱《奥德赛》；而莎士比亚的德译本，贝多芬更是经常阅读；至于普鲁塔克，贝多芬跟大革命时期的普通人一样，都受普鲁塔克的影响。古罗马时期的英雄布鲁图斯是贝多芬心目中的英雄，在这一点上，他跟米开朗琪罗非常相似。贝多芬喜爱柏拉图，也梦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柏拉图式的共和国。
为了不让自己暴躁粗狂的性格伤害歌德，贝多芬特意与歌德保持距离。根据贝多芬讲述的他与歌德散步的场景，我们不难看出歌德与贝多芬的嫌隙在哪儿。
贝多芬说道：“君主与亲王们都可以随意参议机要，并赐给教授们各种各样的头衔。但他们只能造就头衔，却无法造就伟大，无法造就超脱庸俗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些君主亲王们应该知道我们很伟大——就在昨天，我跟歌德在归途中遇见了奥国王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们时，歌德就挣脱了我的手臂，恭敬地站在路旁。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不愿再走一步。于是，我只能压低了帽檐，扣上外衣扣子，背着手往人群中走去。亲王和大臣们看见我后列队欢迎，太子鲁道夫是我的钢琴学生，他也对我脱帽致敬；皇后也向我打了招呼。这些大人物都是认得我的——我突然心生趣意，看着皇族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歌德该怎样做？歌德仍旧站在路边，一边将帽子拿在手里，一边深深地弯着腰。事后，我教训了歌德一番，毫不留情……”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贝多芬毫不留情的教训，他给策尔特写信道：“不幸的是，贝多芬是个非常倔强的人。他认为世界是令人厌恶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这种想法并不能让他和他身边的人愉快。我们应当原谅他，可怜他，因为毕竟——他是个聋子。”
正是这次不愉快的碰面，让歌德和贝多芬的关系有了裂痕。他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诋毁贝多芬的事，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替贝多芬说过话。骨子里，歌德对贝多芬是既敬佩也惧怕。因为他的音乐会让歌德感到心烦意乱，他的音乐也会让歌德心理失衡。
1803年，年轻的门德尔松留下一封信，说自己参透了歌德“烦乱的灵魂”是什么意思了。门德尔松在信中说道：“……最初，他是不愿意听人说到贝多芬这个人的，然而，这是无法避免的。在歌德听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后内心出现了极大的波动，但他极力装作平静的样子，对我说道：‘这毫不动人，只不过令人惊讶而已。’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这是夸张的、狂妄的曲子，但屋子也为之震动了。’接着是用餐时间，他开始神游，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直到我们再次提到贝多芬的名字时，其间他神思恍惚，若有所思，直到我们再提起贝多芬时，他才开始询问我，考问我。我看到了贝多芬的音乐已经在歌德身上取得了效果……”
而接到歌德来信的策尔特是一位才华平庸的音乐家，早年，他曾经激烈地反对过贝多芬，后来，直到他遇见了贝多芬，才被其人格感动。策尔特也从那时开始，对贝多芬的作品从谩骂改为颂扬。策尔特是歌德一生的挚友，歌德早年对贝多芬排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策尔特的影响。
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作品，《第七交响曲》是节奏明快的狂想曲，《第八交响曲》则是诙谐幽默的交响曲。这两件作品，其实贝多芬是在写自己。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完全放开了”。那种快乐与狂乱，那种令人喜出望外的对比，那种让人惊讶错愕的机智，那种巨人式的跳跃和爆发，都让歌德和策尔特诚惶诚恐。
1812年9月2日以及1812年9月14日，策尔特在信中对歌德说，“是的，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很钦佩他”。1819年策尔特写给歌德信中也说道，“人家说他疯了”。正是这种疯，让德国北部都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曲》其实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这确实是一个沉醉之人的作品，是能力与天才的产物。就像贝多芬自己所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让人们癫狂。”
我不知道贝多芬是否真的像瓦格纳（德国作曲家）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曲》的最后描写一个酒神召开庆祝会的场景。但这至少是贝多芬想过的题目，因为在笔记中，贝多芬曾提及自己曾有这个计划。
就在这首豪放欢快的乡村音乐中，贝多芬展露着自己弗朗德勒人的基因。在这样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国家，贝多芬狂放不羁的性格，是为人所不容的。他的其他作品，都没有《第七交响曲》这么直接、坦白，这么自由、有力。这是没有目的性的，单纯为了娱乐浪费天赋的曲子，这首曲子就像一条携带着欢乐的河流。《第八交响曲》气势虽然不像《第七交响曲》那样恢宏，却个性十足。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之所以写出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因为他在1811—1812年，于特普利兹结识了一位来自柏林的年轻女歌唱家。贝多芬和她有着深厚的友谊，正是这份友谊，让贝多芬创造出如此多的作品。
1814年，贝多芬的幸运达到了顶峰。在维也纳会议上，贝多芬被视作欧罗巴的光荣。他充满热情地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王公贵族向他致敬，一切就像他高傲地对辛德勒所说的那样：自己任凭他们追逐，并接受着他们奉承。
他因为独立战争而激动不已，在这件事上，舒伯特的父亲与贝多芬持相反意见。
1807年时，他写了一首应景的歌曲——《献给拿破仑大帝》，并在拿破仑面前亲自指挥了这首歌。1813年，他又写了一首《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初，他写了一首战士们的合唱歌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众多君主面前，指挥了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作了一首合唱曲《大功告成》。正是这些应时应景的作品，大大提高了贝多芬的名气。
后来，布莱修斯·赫·弗尔凭借弗朗索瓦·勒特龙为贝多芬画的素描像而完成的木刻画，以及弗兰兹·克莱恩在1812年在贝多芬脸上拓出的脸模，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时的形象。
这张脸庞像一只紧绷牙齿、充满愤怒和痛苦的狮子的脸庞，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意志，一种像拿破仑一样的意志。在耶拿战役过后，贝多芬是如此评价拿破仑的：“可惜，比起战争来说，我更擅长音乐。否则，我将在战场上打败拿破仑。”
但是，贝多芬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就像他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不跟你谈论我们的君主和王国，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思想之国才是所有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今生来世所有王国中最好的……我的王国在天国。”
然而，在辉煌时期过后，接踵而至的，是贝多芬一生中最为凄惨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