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的升温，各地人都在自我反思，诸如四川人的“盆地意识”、南京人的“大罗卜”之谓等等。北京人的反省批判最热，以此为题的书都出了好几本，各类媒体的讨论一直未断。
但所有评论北京人的文字和讨论很容易受到一个居高临下的攻击：所指不清，连谁是北京人都没弄明白，就妄加评论。这似乎是一个低级错误，其实却不然，即便那些自以为明白的批判者，也不见得就真明白。这种尴尬在北京之外的其它地方都不会发生——我们想到上海人、广东人、山东人甚至深圳人时，所指基本是明确的、清晰的，惟独说到北京人，必须加以说明，是特指哪一部分北京人：胡同里的老北京人，还是机关大院里的新北京人？老舍，还是王朔笔下的北京人？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恐怕要下一番功夫。等弄明白之后，恐怕又会恍然，北京人其实也是五湖四海的人。
元朝明朝说起来就太远了。那会儿的北京市民，有蒙古人、色目人，还有明成祖建都后从南京迁来的大批外地人。这些人在北京定居下来，自是北京人。他们的后代，同当时的土著溶合，形成新的文化。而当时的所谓土著，恐怕上几代也是从外地迁来的，这没办法，流动溶合本是人类文化的自然现象。
清朝是满人。当时北京人的构成成份，很大的一个比例是满人。
不论哪个朝代统治，京城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心的需求自是比其他城市的需求要大，尤其是服务行业，这自然吸引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向京城集中。
仅以清末为例。开商号的开钱庄的，山西人；开饭馆的，山东人；还有打鼓的、吹糖人的，剃头的，修脚的，全不是北京人。一句话，当时五行八作，除了卖饽饽的开客店的，其他全不是北京人，就连郊外种庄稼的，许多也是逃难来的。
下层人如此，上层也不例外，上层的汉人官员，绝大多数是进京考中的士子，出身全是外地人。
你瞧，北京人的组成成份，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全是这么复杂。
清朝灭亡，到民国，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人的构成成份仍在变动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户籍制度的建议，北京的人口构成相对稳定下来。除了每年调进京的干部，每年毕业分配留京的各类学校的毕业生，北京人直到七十年代末，对五湖四海人的聚集，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那会儿的北京人就前面说的两类：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人和王朔笔下的机关大院的新北京人。
机关大院的新北京人，基本都来自五湖四海，这点自不必说。
胡同里的老北京人呢？
前面说过，清末的五行八作，包括郊外种庄稼的，许多都是五湖四海人。他们在北京定居，编入国民党时代的保甲，新中国成立，发给他们户口，自然成了北京人。除了他们，原住的北京人数目不会很多，而剩下的则是旗人了。
旗人的祖宗，进居北京已有数百年历史。现存的居住在北京的旗人，恐怕才最有资格称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除了他们，恐怕其他北京人相当大一个多数都是近代移民的后代。
北京人烦上海。但有些人在声讨完上海人以后，或者会冒一句“我家原是南方人。”这没办法，北京人原来就是五湖四海人。
据权威的官方户口统计，北京是一个人口急剧膨胀，呈爆炸型发展的城市典型。
1949年初，北京的人口才156万，而新近的统计，到199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251.1万，是位居中国第二、世界第八的特大城市。北京的郊区，房山、昌平、通县、顺义、大兴、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全部是50年代才划归北京市的；直至80年代初，现在的三环路两侧还是成片的农田，蔬果飘香，一派田园风光。
城市的飞速发展，使城市居民构成不断变化，像其它中心城市一样，近些年来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北京，目前约有350万左右。其中不少人已在北京生活多年，包括众多来北京打天下的商人、歌星、明星、文化人、青年艺术家，以及来北京打工的小保姆、民工等等。其中颇有些人已经购屋置地，许多民工也已生儿育女，安营扎寨，他们对北京的感情之深，了解之多，贡献之大，恐不逊于北京人。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恐怕他们终有一天会成为新北京人。
对北京市政府来说，眼下最头疼的恐怕就是人口膨胀问题。仅从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户籍控制可谓极其严格，但从1980年以来还是净增了300万人口（还不包括数目更大的流动人口）。而在北京的强大拉力作用下，这一数字每年还会有增加趋势。这里不去论将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仅从五湖四海这一点说，“北京人”这个概念的内涵将更丰富。
1999年6月24日，北京市政府出台《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和暂行办法》，给进京人才以市民待遇，又将有一批五湖四海人进入北京人的行列。
“北京人”这个概念的包容量将越来越大了。仅一个“新移民”就不知又包括进多少五湖四海人。目前，这个“新移民”还仅指“事业成功人士”。他们是在目前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过程中的成功者，他们具有自身特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质；他们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主流，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们热爱北京，已经融入北京，成为一个“新北京人”，选择北京是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他们后面，还等待着一大批已在北京周边安营扎寨和“五行八作”的人士呢。
北京市政府对后一种人想了许多办法，堵和导都有，北京的劳动职能部门历年都颁发《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外来人口在京允许从事的行业被限定在尸体处理、粪便处理、建筑作业、化工行业这些苦、脏、累、有毒、危险的几个行业工种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个行业限用外地工的细目表中，限用工种包括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售票员、话务员、库房管理员、旅店服务员等这些多数外地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有关部门一拨接一拨地加大对外地劳力腾岗、清退工作的力度。1999年11月29日《北京晚报》二版报道朝阳区安贞街道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营生的外地人撵走，把他们经营了数年的几处便民饮食店收回，转租给几位服完重刑刚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北京人经营。
还有消费购物歧视。在当前这个通货紧缩、鼓励消费的年代，北京依然存在着对外来人口消费的限制政策。如今不限粮油布匹了，但限制外地人在东城、西城、崇文几个城区购买商品房。
如果说购房这一消费歧视仅影响了占外来人口比较中极少的“成功人士”的话，那么用电消费的歧视则打击了大多数谋生的外地人。在北京石景山八角地区，北京供电局目前对生活用电是这样收费的：北京住户每度电0.42元，外来租房户则是每度0.82元。也就是说，外地人消费一度电，必须交两度电的钱。是电能紧缺负荷不够吗？不是，市供电局早已宣布：“北京电力告别短缺，99年度已经出现过剩。”
在乘坐公汽方面，北京公交公司规定：自1998年起，无北京户籍者无资格购买公共汽车月票。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限制，这是堵。
虽然这种种堵颇遭非议，但北京市政府也有实在不得已的苦衷；五湖四海太多了，多得城市已不堪重负了。
堵不行，还有导：在北京周边建了十多个卫星城，希望能把膨胀的五湖四海人，老北京新北京人分流一部份，但收效不大。人们宁可面对缺水的威胁，忍受着严重的污染，硬要在北京扎着。
这就让北京市政府没办法了。
城市发展得越快，发展规模越大，挣钱的机会就越多，就越招人。不见广州、上海，还有当初发展期的深圳，哪里不是人满为患，何况首都，何况飞速发展的北京。
只稍微关注一下中国这些大、特大、超大的城市的发展过程，便可得出以上结论。
而这个发展过程基本是这样的：外来的投资者往往到城里寻找发展机会，穷人则拉家带口聚集城郊寻找做工机会。然后城区扩张，投资机会与务工机会增多，更吸引外来者，这般循环下去，城市越胀越大，人口越聚越密集，最终……
现在还没有最终，所以这个最终不知是怎行结果。早在八十年代初，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里说，未来人们的个人地理观念将很大地改变，再没有什么“哪里人”的概念，人到了哪里，就是哪里人。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离乡到异地工作谋生的“新客家人”也越来越多。中国目前已经是这个状况了，虽然在形式上还有户籍制度在管着，但实际上已没有多大的约束力。就以北京而论，花十元钱交几张相片便可办暂住证，一办管一年。外地城市如武汉更便宜，一年才五元。
人口是流动起来了，人口的压力，城市的重负又如何解决呢？
有人撰文说，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多建城市，多建像深圳珠海那样的新城，以为现有超压的城市减负，将密集的人口分流，从而也解决了未参与流动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不知这是不是一个办法。但看看北京已建成的卫星城的情况，起码短期内不具效力。
有人建议北京迁都，让北京人再五湖四海一次。
不知道北京下步将面临着什么，但不管怎么流，本来自五湖四海的北京人，只要国家在发展，个人生活质量能不断提升，再回五湖四海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