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契诃夫学在全世界受到关注，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契诃夫的作品和主人公们“不但得到全部俄国人，而且得到全人类”的亲近和理解。2010年是契诃夫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在21世纪头十年的终点，对俄罗斯契诃夫学的成长、发展、繁荣作一个回顾和总结，对于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作品出版
契诃夫第一部文集在1899—1901年由А.Ф.马尔克斯出版社结集出版，1903年马尔克斯名下的《田地》杂志以副刊的形式再版，这个版本出版时，作家仍在笔耕不辍，因此当然没有包括作家最后的作品。这一版本也没有任何注释——当时的读者们距离契诃夫的生存年代很近，对契诃夫作品中提到的事例都很了解。1918年《田地》副刊再次出版了契诃夫文集，仍然没有作注。
契诃夫文集首部学术版本，是1929年纪念作家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出版的12卷版本，主编为А.В.卢那察尔斯基和С.Д.巴鲁哈蒂，当时以《星火》杂志副刊的形式出版，1930—1933年再次出版。这是拥有注解和注释的、首部内容详尽的作品汇编，“说明了作品产生和作者出版作品的条件……这些作品受到它们同时代批评界怎样的对待。并且预告了对作品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历史评价，提供了很多首次面世的材料。这样做的目的是解释契诃夫的作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创造出来并进入了人们的阅读惯例”。［1］以上版本没有一种包含契诃夫的书信。
契诃夫的首部作品和书信全集（二十卷，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1944—1951年）在二战还未结束时就开始筹备。该版本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给出根据手稿和出版版本校正过的契诃夫作品汇编，首次添加了对文本的完整注释。
20世纪70年代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启动了契诃夫的作品和书信的30卷学术版文集的工程。契诃夫小组集中了最优秀的文学研究者和版本学家，如Л.Д.奥布里斯卡娅，Н.И.基多维奇，З.С.帕别尔内，В.Я.拉克申，М.В.格罗莫夫，Э.А.波洛茨卡娅，Е.М.萨哈洛娃，А.Л.格里舒宁，А.П.丘达科夫，И.Е.基多维奇，И.П.维杜埃茨卡娅等等。这一版本（三十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1982年）为契诃夫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阶段，成为迄今为止资料最为丰富，编排最为合理的汇编。该文集分为两个部分：作品和书信，其中作品18卷，书信12卷。学术版为确立契诃夫作品的标准文本，为对它们作符合实际情况的注解作了很多贡献。但在21世纪，随着契诃夫文本考据的进一步深入，有人认为留下了一些空白点需要加以填补。
可是，契诃夫的创作实验室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契诃夫的妹妹М.П.契诃娃和妻子О.Л.克尼碧尔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那样仔细收集作家丢进废纸篓的每一张碎纸片。М.П.契诃娃细心保存着契诃夫收到的每一封信，但她对他的散文兴味寡然。契诃夫本人也不珍藏自己的手稿，只要出版商或编辑刚刚完成排版，他就烧掉手稿。罕见的手稿——比如《樱桃园》的誊清稿——之所以得以保全，只是因为契诃夫身体太弱无法再销毁它们。因此，事实上没有任何不曾出版的文本可以拓展我们关于契诃夫创作的认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杂志版本，主要的是，作家在筹备马尔克斯版的文集时所做的删节。研究这些删节——对于刚起步的作家来说是很好的学校，但对于我们理解契诃夫来说提供的东西不多。
契诃夫去世后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补偿的障碍》。这是一部构思非常宏大的作品，其中纠结着非常复杂的故事，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视点。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契诃夫的札记簿里，我们都找不到对这部未完成的短篇小说的情节应该怎样发展的一点点暗示。对于莫扎特、狄更斯、简·奥斯汀、曹雪芹等人没有完成的作品，总是会有一个勇敢的人，能写出或多或少可信的结尾，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敢于补写契诃夫的这部小说。
我们对于契诃夫的内心世界、他的创作过程所知甚少，但对他每天的生活、日常情况却知道的很多。有很多朋友、女友、亲人、敌人、对手永远在盯着他；契诃夫几乎总是与父母、妹妹，有时和兄弟们生活在一起，因此在外部生活上他几乎从未孤独过，虽然作家在精神上异常孤独。根据他亲近的人们的观察，我们知道，他在什么时间写了什么，因此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写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小说或剧本。契诃夫能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写作的时间只能是在青少年时代。
比如，俄罗斯著名契诃夫学家В.Б.卡塔耶夫就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知道契诃夫最早的（在《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之前）出版物，不知道他少年时写作的剧本的确切名称和完成日期，不能精确地确定《万尼亚舅舅》的写作时间——契诃夫的作品和书信中留下了许多无法注解的地方。而他手书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发表：他学生时代的医学笔记、几千张萨哈林卡片、书信中无法还原的删削，这些或者能帮助我们对他的创作演化有更深的认识。因此卡塔耶夫建议：在某个时间应该在三十卷全集之外另行出版契诃夫的零卷——“中学”卷［2］（11）。
在作品考据方面，有两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一是М.П.格罗莫夫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契诃夫》，对以笔名发表的和迄今为止没有确定的契诃夫最早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考证。2007年Д.М.叶夫谢耶夫在自己的专著《〈在可爱的莫斯科人中间〉。记者契诃夫眼中的莫斯科日常习俗》中，对散见于19世纪80年代“小型出版物”上的一些匿名作者发表的作品是否出自契诃夫的手笔进行了饶有兴致的版本学和类型学考证，显示出对19世纪末莫斯科日常习俗、地理面貌的丰富知识和考据学的非凡功力。在2007年出版的契诃夫系列文集《契诃夫学。从20世纪到21世纪。总结与期望》中，该作者发表了论文《伊凡·克洛科尔——新笔名？（考证经验）》，进一步论证：应该把1885年《闹钟》的讽刺专栏中的一系列简讯——《在可爱的莫斯科人中间》——归到契诃夫的名下。作者的根据是“匿名作者和契诃夫的一系列文本片断的逐字逐句相似”［3］（495），他不仅立足于文本学，而且立足于创作心理学：自我重复“不是根据草稿，而是无意识地根据记忆，这种记忆被固定的工作占满”。［3］（503）然而这些词汇修辞特征的考据结果有很多还值得推敲。用М.А.索科洛娃早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确定每篇小品文的作者只能建立在复杂和细致的工作的基础上，要求综合考虑和查明文件、思想主题、文本、修辞风格、传记和其他资料。”［4］（252）二、传记写作不得不承认，21世纪契诃夫在我们意识中的存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日常文化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建立在基本事实基础上的作家的完整形象，尽管先前的文化典范就是如此规定的。代替完整形象的是片断的、偶然的和常常是扭曲的信息，这些信息以完全随意的语境和神话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比如有的语文系大学生相信，契诃夫出生、学习、甚至死在雅尔塔，曾被流放到萨哈林，根据这些错误的知识对契诃夫的散文作出极为傲慢的评价。另有一些人言之凿凿地确信，契诃夫是作家彼什科夫的笔名。在俄国电视上某个知名演员充满激情地说契诃夫的伊凡诺夫是多余人类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回忆说“别林斯基本人”就用“多余人”来评论《伊凡诺夫》这部剧。有一个作家公开宣称，说像契诃夫这样带着夹鼻眼镜，思考着“农民”问题的表象庄严的古典作家，实际上却是个无忧无虑和追求女性的登徒子，去萨哈林是为了追寻东方的异国情调，平日喜好购买昂贵的地产——莫斯科的小楼、梅利霍沃的庄园、在雅尔塔盖别墅。甚至还有相当离奇的传言，说契诃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每天都服食吗啡、鸦片和海洛因，于是死于毒品。作家的演员妻子把他带到德国治疗结核病，目的是顺便到欧洲上流社会寻欢作乐。近年来专门出现了追查作家生活中两性关系的传记，统计契诃夫身边所有可能与他产生暧昧关系的著名女性。
上述对契诃夫生平的认识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别林斯基早在契诃夫出生前就去世；契诃夫在莫斯科住的是公寓房的一个套间，在梅利霍沃虽然有一个地主式的庄园和房子，但他的房间特别狭小，在雅尔塔的房子建造的时候，作家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住在北方，而梅利霍沃已经被卖掉，因此他根本没有囤积房产的意愿；契诃夫去萨哈林恰恰是为了亲眼看看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与自己同类的人设计出来的屈辱的深渊，以及用最辛苦的人口统计方式向社会大众说出真相，为了这一功绩他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甚至预料到最危险的后果，于是匆匆了结个人事务，写信给《俄罗斯思想》杂志，一反往日谦逊克制的态度，破天荒地公开表明自己的作家立场和创作原则——因为该杂志不久前曾谴责他是个无原则性的作家。
尽管如此，И.Е.基多维奇认为：“对于大部分读者群体而言，关于契诃夫的最初认识，与其说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形成，不如说——在任何情况下，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阅读关于他的传记文学形成。”［3］（65）已故著名的契诃夫研究家丘达科夫在2007年曾警告说，当代的文学“发生了向传记学的回归——不是维谢洛夫斯基意义上的，把茹科夫斯基‘感觉和心灵想象的诗意’归结为世纪之交个人感觉的特点，而是斯卡比切夫斯基意义上的极其幼稚的传记学”［3］（652—653）。甚至还不如斯卡比切夫斯基笨拙而古板的教条分析，更关键的是：“从社会学分析占优势的传记转向窥视私生活特别是性关系占优势的传记，这明显反映出……俄罗斯传记文学发生了行情的变化。”［3］（49）。
2006年12月在大诺夫哥罗德举办了专门研究契诃夫传记学的研讨会——“契诃夫传记：总结和展望”，这次会议的材料于2008年结集出版，主编是Н.Ф.伊万诺娃。学术会议的参加者有来自俄罗斯国内和爱沙尼亚及乌克兰的研究者，因此可以说，这本集子在世界斯拉夫学的水平上，呈现出契诃夫传记研究的成就和问题。集子中提到了伦敦大学教授Д.雷菲尔德撰写的，目前为止最详细的契诃夫传记《安东·契诃夫的一生》，这本书1997年在英国出版，2005年翻译成俄文；也提到了丘达科夫，这位20世纪后三十年到21世纪初最重要的契诃夫学家，对这一体裁的构想。
其中有三篇文章不仅对契诃夫传记的研究，而且对一般传记（当然，首先是作家传记）研究中最普遍和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三篇文章分别为：В.А.科舍廖夫的文章《作为传说的传记》，В.Б.卡塔耶夫的文章《死后的生活：传记和传记作者》，И.Н.苏希赫的文章《契诃夫：作为问题的传记（一些观点）》。其中提出的问题是写传记或研究和评论传记的人必然要思考的，这就是史料的可靠性问题，挑选和阐释事实的权利问题，传记作者的主观倾向问题，神话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最后，这些问题都可以反映在生平描写的体裁中。И.Н.苏希赫发现，这种体裁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极是“生活和创作的严格的编年史”，另一极是“传记长篇小说”。
三个作者中每一个都选择了一个特殊的立场。对В.А.科舍廖夫来说，在任何一部传记中，传说具有原则性的统治地位。В.Б.卡塔耶夫引用了福音书作者的写作经验（福音书作者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创作出不同版本的基督传记），认为传记首先应该具备变异性，能确保阐述的可变性，可以集中注意在细节上，强调这个或那个人的个性中最有特征的东西。И.Н.苏希赫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与契诃夫传记有关的观点上。认为契诃夫的前辈和后继者们的个人生活，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下显得跌宕起伏，在这一背景下，契诃夫的个人生活缺乏轰动性事件，因此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本事”，［5］但是作为一个深刻而孤独的思考者，契诃夫仍然“没能逃脱命运的悲剧”［5］（31）。传记作家的主观思想对传记编写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作者分析了20世纪撰写的契诃夫的传记，认为这些传记的传主虽然都是契诃夫，但同一个人却表现为不同的人格：有时是皮萨列夫和波米亚罗夫斯基的继承人，对空话深恶痛绝；有时是一个模仿对人的爱，实际上缺乏爱意的人；有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热情的爱国者。传记作者按自己的方式看待和塑造契诃夫，这必然引起一部分读者的同情和另一部分读者的反感。
三、诗学研究
对契诃夫诗学带有自发性质的研究开始于作家生前——在对作家作品进行即兴批评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艺术家契诃夫对于“日常”主人公和日常事件的关注，对短小形式的青睐，争论他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没有完成的结尾。这样，又触及契诃夫散文结构的问题，发现了他喜爱的表现手法（偏好两三个鲜明的细节，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类似于描绘肖像、情境、天性的细线条），独特的心理描写手法（不对主人公的内心状态作直接叙述，而是描写这一状态的外部表现），音节的音乐性。尽管契诃夫诗学体系的特点得到互相矛盾的评价（有的成就看上去像是缺点），而且主要以附带评论的形式出现，但所有这些具体的观察证明了对契诃夫创作的艺术创新性的客观承认。
因此，作为研究课题的契诃夫诗学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末。从那个遥远的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研究者，无论他从事哪一个专门的主题，都要参与到诗学问题的研究中来。
苏联时期的契诃夫研究饱受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影响，借用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中一位主人公的话说：契诃夫是在误解中被接受的。但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对作家文本进行深入系统的诗学研究，其中著名的有：С.Д.巴鲁哈蒂，Ю.В.索波廖夫，А.Б.杰尔曼，Л.М.梅什科夫斯卡娅，А.И.罗斯金，А.П.斯卡弗蒂莫夫，Н.Я.别尔可夫斯基，Г.А.比亚雷，Е.Б.塔格尔，А.А.别尔金和А.В.齐切林等。其中斯卡弗蒂莫夫的贡献尤其显著。斯卡弗蒂莫夫对契诃夫诗学作了崭新的理解，基本上用的是他的戏剧创作的材料（戏剧冲突和情节的性质）。他的思想，牢固地进入了日常的学术惯例，至今还在得到发展和明确。这时不能不提到巴赫金在20世纪60年代再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对文学研究界的深远影响。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时提出的“复调”、“对话”概念，对于解释契诃夫的“客观性”、“问题的提出而非解决”等早已闻名的不确定性诗学原则提供了极好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