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学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介入，与社会问题的勾连。人与社会关系的这一基本问题仍然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反映的基本问题。作家持一种民族的，乃至全人类的写作立场，即为民族的、人类的未来写作，批判丑恶，呼唤美好，表现为匡正与修复世道人心的强烈愿望。
在长篇小说《将军与他的部队》中弗拉基莫夫以对卫国战争独特的理念，提出了一种具有普世性意义的战争观，澄明了由战争触发的一个时代的、真实社会形态，彰显了其卓尔不群的对战争、社会、人类的深邃思考，极大地扩展了战争文学的视界，展现了一种智性而超越时代、民族，甚至是超越国家的精神理想，潜在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社会书写。弗拉基莫夫认为，战争文学应该关注的是战争的反人类性，是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所有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侵略的，最终都是生命的角逐，任何以死亡、杀戮为目的的行为，结果注定是悲剧性的。他以此消解国家意义的战争观，提出与国家的、军事家的战争观有所不同的人类共同的战争观。与此同时，对国家权力制度形态的思考也是作家着力探究的核心话题。作家指出，卫国战争悲剧性的历史承载远远不止于它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流血、牺牲，战争的社会学意义不仅事涉苏联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的诸多领域，而且还在于“战争情结”和“战斗本能”始终伴随着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
思想是深度社会意识和精神理想的多重汇聚。弗拉基莫夫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思，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与托尔斯泰的批判思想有着一种深刻的暗合。作家在创作的一开始就表明，他遵循的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美学传统。这既体现于小说的史诗性传统：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结合，主人公科布里索夫（类似库图佐夫）的内心独白和心灵辩证法，人物的行动和直接引语等。这一继承还体现在作家的思想取向上。托尔斯泰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说：“我的关于自由与受制约界限的思想，还有我对历史的看法不是一时冲动而偶然产生的古怪念头，而是我的一生全部思维活动的产物并成为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我是花了多少心血并经受了多少苦痛才形成的这种世界观，它给了我彻底的宁静与幸福。”与托尔斯泰一样，探索自由与受制约（不自由）两者的关系问题也是弗拉基莫夫作品叙事的精义所在。小说精湛的现实细节和心理描写和作家对善与恶的思辨自始至终交织在一起，传达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与道德感，表达了作者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和对人类深情的怜悯。对现实主义作家弗拉基莫夫来说，获得自由精神表达的通畅与透亮，体现人性深度的内涵与意义、精神的理想与价值，这才是他的永恒追求。小说具有明显的传达教诲的意义和用心，这种教诲充满着对善的敬重，对人生命的挚爱，对人性的关怀，对人性中自由、自主抉择权利的尊重。
第二，“文学是人学”观念的回归。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对“人”在文学中独立存在的主体价值、人道主义的肯定，在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重新得到确认，曾经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大稀释和净化了的人的复杂性、丰富性重新得到展示。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是“人学”价值观的重新肯定，人物性格多重性的展现是“人学”意义上的延伸。
评论家季明娜说：“很难弃绝俄罗斯经典的伟大的‘迷误’，这些迷误被我们的当代女作家塔吉扬娜·托尔斯泰娅表述为：‘文学——这是同天使谈话’，即心灵的紧张求索，只有真正的文学才能够唤起它。”［5］（23—24）乌丽茨卡娅的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就表达了这种“谈话”的鲜明的例子。书中流溢的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伟大的精神向往与心理期待，一种人性、人道主义的憧憬。
女作家的人文关怀以及由此派生的对社会政治和革命历史的批判意识，既是从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获取的，也是从门德斯家族的叙事中得到的。与弗拉基莫夫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不同，美狄亚·西诺普里的非凡品质主要是在家族人伦的“小范围”里呈现的，而不是在国家、社会、集体的大范围中表达的。她频遭厄运，却又矢志不移的悲怆与决绝的人生行程，会激起读者对强权意识形态的愤懑，会感受到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守护个人生命和亲人生命伦理的悲壮。女主人公身上洋溢的，完全是属于民间、世俗、个人的“小爱”，这与苏联时期官方、正统、主流的“大爱”截然对立，并对后者构成一种潜在的否定和批判。作者刻意把美狄娅塑造成一个“主流异己者”的形象——希腊人的后裔，犹太男人的妻子，富庶家庭的后代，白军战士的妹妹，其解构革命伦理道德的用心，可谓十分明显。作品从普通女性的身上发掘美好与良知，并以其温馨之情、善美之意抚慰心灵的伤痛，感召人间的正义、良知，鞭挞伪善、邪恶、蛮横、愚昧、粗鄙、自私、冷酷。从根本上说，小说传达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心理上、精神上对真善美的渴望，传达了一种道德理性，体现了文学从道德精神上匡正现实人性状态的理想，一种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救赎——把人引向高尚、纯洁、真诚、善良与美丽。
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展开的，不同生命形态、不同人生经验的她的亲人们的家族叙事，还成就了一种人性复杂性、丰富性的独特的书写。乌利茨卡娅笔下的西诺普里家族的男男女女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尤其是那些“奥林匹斯女神”决不接受“父式爱情”的霸道与悖谬，她们绝对是女性个体自我存在的典范。她们都不是传统性别模式中“沉默的他者”，而是对传统文化生态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本体的叛逆者。正是在这样的俄罗斯式的生命叙事和俄罗斯式的生活经验中，一大群鲜活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在后苏联文坛，美学思潮驳杂而多元，在形式技巧的实验广有市场的今天，在人文精神仍然被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刻意遮蔽的文学声浪中，为什么反映现实生活、以人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文学非但精神不死，反而被不少批评家预言为“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呢？
我们以为，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文学不可能使这一文学的巨型话语断流。俄罗斯文学从来就不是被少数人把玩的艺术形式，它所固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宗教意识使得现实主义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种方法和流派的意义，而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精神存在，是文学活力的命脉所在，也是民族的文化精义所在。
